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村子的最高建筑，是一个红砖垒砌的大烟囱，有五六十米高，孤零零地矗立在村庄北面的一片荒地上，矗立了好多年，矗立成了一种习惯，于是无人过多注视，也无人前去打扰。但我每次回乡，车子一靠近村庄，我就会透过车窗久久地凝望着它，像是在凝望一段终将倒塌的岁月。

这个大烟囱是我爷爷建的，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它是一个砖厂的配套设施，那些烧制红砖的滚滚浓烟，穿透它的整个腹腔，从头顶排出，形成一片低矮的云。

在我的童年里，确切地说是刚有记忆的时候，是砖厂最鼎盛的时期，很多沾亲带故的人，都在厂子里做工，有些工人为了讨好我爷爷，就转个弯地来讨好我，我在很多个午睡醒来的炕上，总会看到一堆堆空降的零食，把我小小的身躯包围。

可幸福总是短暂的，没过几年，砖厂就因为沾亲带故的人太多，家庭式企业的弊端等原因倒闭了。砖窑被扒掉，机械被拉走，所有工人也都一哄而散，只留下那个高大的不知怎么处理的大烟囱，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它和我爷爷因破产而欠下的许多外债一样，不知如何是好。

我爷爷因为欠债，出去躲了两三年，再回来时，那片砖厂已经成了一片野草丛生的荒芜之地。他和我奶奶两个人，决定把这片地变成耕地，于是雇了拖拉机来拓荒，翻土，打垄，我们一群孩子也被叫来，跟在拖拉机后边，捡那些混入黑土里的砖块。那砖块太多太多，每年春天翻地时都会捡出一批来，一筐筐地抬出去，这一捡又捡走了好几年。

自然，庄稼也一茬一茬地长了起来，高高的玉米杆子像纪律严明的秦兵，千军万马都在初秋的风里摇晃。如果没有那个突兀的大烟囱，在某些雷雨季节，会出现避雷针被闪电击中的奇观，人们都忘记了这还曾经存在过一个砖厂。

二十一世纪到来，雷电和新鲜事都很多，村子里村长的选举，第一次有了候选人的制度，于是一名曾经在镇子里教书的中学老师，不知如何打通了关系，出现在了唯一的候选人行列之中，之后也自然地选任上了村长。

他上台的第一件事，竟然是要把我爷爷的那片土地收回归村里，我爷爷自然是要反抗的，争吵，谈判，最后是找律师打官司。民告官，秋菊打官司有先例，但具体法律条款，家里人和年少的我都不清楚，只记得爷爷一遍一遍的往县里跑，但也焦头烂额的没个头绪。

那时正值春耕，一整片土地等待播种，错过了时节就荒废了年头。奶奶带着家里人去播种，村长就带着一群人阻拦。家里人顽固，硬是把种子都播种下去，但夜里，村长又带人把播种好的种子，全都翻了出来。我家里人还算克制，没有去纠集打斗，只是继续默默播种，然后再被翻掉，反复拉扯几次，土地被折腾得够呛，官司还没有结果，我爷爷愤懑地坐在炕上抽烟，我奶奶坐在村子中央的石头上，见到村长和他的家人路过就咒骂，村里人都觉得我奶奶疯了。

事情延续到春末，种子再也无法播种，官司也没个明确，那片土地就荒芜在那里。奶奶不再咒骂，爷爷也不再往县城里跑，我们家就和那秋天里稗草一般，失去了韧劲，悄摸地吞下了这口恶气。

夏季末尾，村里在那片荒地上，建起了两间小房子，号称是养兔场，所有人都能看出这是为了收回土地而找的名堂，因为从头到尾，都没见到任何一只带毛的生物。

我在童年的末端，目睹了这场关于土地的混沌事件，很多事情到现在也没能搞清楚，只记得家里人关于村长的仇恨，在每一个人身上蔓延。

几年后，我跟随父母搬离了村子，城市里的生活，和土地再无瓜葛。我爷爷似乎也卸下了那份怨气，或是说无力抗拒了，他从隔壁的村子买了几百只羊回来。以后的日子，就赶着羊群漫山遍野地游走，在冬季里，那羊群时常和大雪混在一起，都是白茫茫一片。

又过了几年，我爷爷因为在冬天里摔了一个跟头，之后匆匆去世了。我赶回去参加葬礼，那时距离我第一本书出版还有一个月时间，爷爷没看到，我遗憾了好久。

下葬那天，我们送爷爷去祖坟地，那是一片山林之间的空地，已经安葬了几位先人。可当下葬的队伍到达时，却又见到了村长的身影，他拿着根木棍挡在坟前，阻拦下葬。

十年未见，他老了一些，这些年在他心里，或许也积累了许多对我爷爷的怨恨，所以他想要再做点什么，出出这口气。可那时，他已失去了多年前的风光，时间在疯涨，村子却在缩小，他在连任了两届后，也下了台。接着是村屯合并，我们村子和隔壁的村子行政权合二为一，这个小小的村庄，再无村官可言。

当人没有了权利的制裁，就只能用最拙劣的手段恶心你，可惜此时，他没了官职，也就没了帮手，一个人想阻拦一支队伍，是何等的荒谬。家里几个壮年的男人，拿起铁锹作势要拍他，他吓得跑走，留下一个狼狈的背影。

说实话，我童年那颗埋在心里的仇恨种子，随着自身的成长，以及对法律条款的了解，对当年爷爷和他的那场战争，有了更理性的看法。但是在情理上，我仍旧无法原谅他，特别是在他拦下下葬队伍的这一刻，让我猛地又想起当年的某个深夜，爷爷归来，和奶奶讲起的一些话语。我通过只言片语，猜测大概是他去找村长和解，可以用租赁的方式再去取得土地使用权以及更改土地使用性质，但是村长拒绝了，他要坚持盖那两间虚无的兔场。

那之后，一地的荒草便长了出来，爷爷在我心中一直挺拔的身姿也突然驼了。我在爷爷下葬后的泪水里，又看到了当年的一切，心中的怨恨不再激荡，却流淌成一条大河，平缓，不息。

爷爷葬礼过后，我回到工作的地方，接着是出书，辞职，再出书，然后来到北京、上海，开始一番新的际遇，生活也豁然开了条口子，灌满了晨风，曾经的那些事，一下子变成了陈旧的往事，不提起就不再想起。

后来每年回乡过年，偶尔也听家里人聊起，说村长一家搬进了县城，是新建的电梯楼，环境很好，靠着湖边，所有人都说看来他贪了很多钱。然后是被人举报，他在村里横行多年，结下了不少仇，他四处找人，托关系，据说是花了些钱摆平，但是却再也没了回归官场的机会。

我有次去一个搞建筑的老板家做客，在那里却巧遇了村长，他们言谈之间，似乎是想做些生意，他对年轻的老板，始终露出一副巴结的面貌。我本想装作和他不认识，闲聊几句就走，但他看老板和我很熟，就主动和我攀谈，还提起往事，我觉得这人奇怪，就只说了一句，“你对我爷爷做的事情，我都记得。”他脸色就难看了，但还努力保持着笑意，我看着那笑意一阵厌恶，便起身离开了。

后来他们的生意谈没谈成，我没多问，只是某次那个老板和我提过，说村长那个人不是个太好的人。生意人说话从来不敞开说，点到为止，我就差不多懂了他的意思。

又一年春节，我被拉进了个小学的同学群里，大家张罗着初三聚会，我抱着生命观察者的心态，想去看看多年不见，那些童年里的人都长成了什么样，这里面应该能看到些命运的脉络。却没想到，我们当时的班主任也来参加了，当她推开包厢门进来的那一刻，我是有种起身想走的冲动的，因为她是村长的老婆。

班主任这人，当年教书其实还不错，对我也还挺好，但后来由于我爷爷和村长的关系，我对她也有了另外的看法，觉得她也是同谋，是把我家害得落魄的帮凶。她看我也是别扭，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份别扭，在小学的最后一年，对我的态度也有些莫名地冷漠。之后，我升入中学，学校要一份小学班主任对我的评价，我别别扭扭了好多天，才去找了另外一位老师帮忙转达，后来评价拿到了，评语很是中肯，但也是另一个老师帮着她转给我的，我们似乎都不想再见到对方。

这次再相遇，第一个感受自然也是她老了，人也随和了许多。在当晚的饭桌上，她刻意坐在了我旁边，对我问东问西，好像要把这些年的路径全都掌握一般。或许她觉得，在这小小的村庄里，她的学生成为了一个写作者，还出了书，对于身为老师的她来说，突然感受到了一份骄傲。

我那晚也喝了些酒，人就宽容了许多，把心里的别扭劲压了下去，一直陪着她聊天，聊到最后离开时，她主动加了我的微信，我通过后才看清她的微信名字后面备注着“中国人寿。”

我之后和同学打听，才知道人口递减村屯合并后，学校也紧跟着合并，师资力量过剩，就裁掉了一批民办教师，她就在其中。没了工作，她就呆在县城的房子里，想着儿子也到了适婚年龄，将来结婚生孩子，她就做个朴实的老人，带带孩子，看看孙子。可儿子走了另一条路，不喜欢年轻的女性，只爱和上了年纪的女人打交道，常年混迹在外地，几年都不见个踪影。她的日子失去了指望，只能另寻出路。

几天后，她给我发了条消息，是推荐一款人寿保险，保费每年一万零八百，要持续交三十年。我想了想，没有回她。

前年是我最后一次回乡，我带了几本新书去给爷爷上坟，那天下大雪，山林里风也大，我在厚厚的雪地里刨了个坑，才把那书点着，然后看着文字一个个在火光里消失，或许会化作烟尘，飞往更远的地方。

上完坟我开着车子回县城，途经村庄的路口，看到两个人在路边等车。每到冬天，大雪容易封路，连接县城和村屯之间的客运车辆经常停摆，这现象多少年都没能改变。

那两个人看我的车子过来，就一直招手，应该是想搭辆顺风车。我没犹豫就停了车子，按下车窗才看清，是村长和他的老婆。他俩看到我，也愣住了，我们就那么对看着，我看着雪落了他们一头，那鬓角的白发就更明显了。

他老婆先回过神来，冲我笑了笑，一手拉着村长一手拉开车后门，村长似乎有些抗拒，但最终也抵不过寒冷，坐进了车子。班主任和我客套，问我回来玩啊？我说给我爷上坟，她点了点头，就没了话语。

我开着车子往前走，穿过一整个村庄，就看到了曾经那片满是争议的土地。近两年乡下在搞农村合作社试点，这片地上准备建大型的粮仓。搞建筑的老板承包下了这个活，于是那矗立多年的烟囱和兔场的房子，就都被拆掉了。建了一半的粮仓，冬日里停工，被雪覆盖住裸露的砖瓦，像一处新的遗迹。

时代的车轮能碾压过所有的个人恩怨，人的记忆也终会消失，只有土地能记住这一切。

车子缓缓驶过，我们仨人的目光却都看向窗外，在那一天一地的大雪里，我们其实有很多话可以说，但最终什么都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