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了生这个孩子，差点把命都搭上。

她今年35岁，发现怀孕之前，先查出了肾结石，碎石手术后安装了导尿管的支架，再之后怀了孕。这个年纪怀孕，还是头一胎，对于想要孩子的人来说，自然是欣喜若狂，于是一边兴奋一边好生养胎。但心里总隐隐担忧，导尿管的支架，一般三个月左右就要定期更换或是拆掉，可怀着孕，不能打麻药，也就不能做手术，她两边一权衡，做了不拆不换的决定。

凡是决定，都必将有后果，好的坏的都有。胎儿健康生长，已经得知是个女儿，B超里看着眼睛鼻子的轮廓，泥娃娃一样可爱，这自然是好的一部分。坏的一部分是，支架迟迟不取出来，有了发炎的迹象，她常常腰痛得直不起来，还伴有血尿和眩晕。按理说，最差也该吃点头孢等消炎的药物，可怀着孕，啥药都不敢吃，就只能硬挺着，到了孕晚期，连地都下不了，就躺在床上一天天地苦苦挨着。

好在苦痛都有尽头，终于肚子的痛感大过了腰部，一朝分娩，母女平安，她在女儿的小脸上贴了贴，那是天使的温度，可以把所有的苦难都化解遗忘。

分娩几天后，她接着要去做支架拆除手术，本来是简单的小手术，却出了问题，支架因为在身体里待了太久，已经发生了粘连，第一次手术没能完全摘除。接下来，发生了术后感染，她高烧到昏迷，医院一个劲地给打退烧药，可是无济于事，感染的部位不解决，就是治标不治本。

家属逼着快做第二次手术，但医院却因为她正处于高烧的阶段，没法做手术，还是要先退烧。这就成了一个矛盾的辩题，无法做手术就无法退烧，不退烧就无法做手术，家属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地方医院的办法也不多，只能寄希望于她自身的免疫力强大起来，或是弱小下去，给手术一个窗口。

这样又拖了几天，她妈妈看不下去了，做了个坚决地选择，转院，去北京。正好，她老公有个亲戚家的姐姐在北京的某医院工作，听了情况，迅速给安排了转院。她老公抱着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她上了飞机，九千米的高空，心全都是悬着的。

到了北京，迅速安排医生会诊，接着是手术，这里的医术更高明也更先进，把那残留的支架全都取了出了，并给出了个让人后怕的结论，来的再晚一点，命可能就保不住了。

一家人差点哭出来，在心放下来的时刻里，也承担着后怕的恐惧，以及对地方医院的怨恨。但好在一切都过去了，她清醒了过来，躺在床上和老家的孩子视频，对着屏幕里的小脸一个劲地笑着，仿佛忘记了这一路山程的惊险，斜照进病房里的阳光，都写着圆满。

忘了说了，她是我的堂姐。

我的堂姐比我大几个月，但因为跨过了一个年，户口上就比我大了一岁。我俩从小就在一个班，她是那种三好学生的形象，一般这样的人，都会给人一种疏离感。她也不例外，极少和我们玩在一块，去她家找她时，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写作业，哪怕偶尔看电视，也是摆出一副极其认真的样子，不准我们乱折腾乱说话，唯恐错过一点情节一句台词。

这样对待一切的态度，学习成绩自然也不会差，虽然中学后理科不好，有所下滑，但高考也算考取了一所不错的大学，在山西，是汉语言文学专业。

从那以后，我俩的交集开始锐减，几乎只存在于过春节的时候，她从外地回来，不是拎着汾酒，就是陈醋。我们一边用她带回来的醋蘸饺子吃，一边夸这醋就是香，而她也不多说话，脸上长了些青春痘，像是没自信要躲着人，总是早早地吃好离开饭桌，一个人回到房间，过一些没人猜透的时光。

或许她也不是躲人，只是就喜欢这样独处，也或许她内心深处藏着些什么高傲，不小心便陷入文学的自留地，不爱和我们闲扯太多世俗。

大学毕业后，她留在了山西，在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也谈了个当地的男朋友，男朋友的工作是城管，也不知道俩人咋认识。在那些年城管们有一些不太好的威望，总被讽刺三千城管就能夺回钓鱼岛，何况这还是个城管世家，她男朋友的父亲是城管大队的队长，于是这一家人身上就都带着些草莽之气。

外人揶揄也就算了，他们自己竟觉得这威望是实打实的，人总是这样，有些小权力在手里，就难免会忘记自己的位置。我堂姐领着男朋友回过一次东北农村的老家，尽管她家在农村的条件还不错，三间敞亮的大瓦房，父母亲朋也对这未来女婿，有着殷勤的招待。

可她男朋友却总是处处透露出高人一等的气质，理着社会摇的发型，天天对着镜子捯饬，也捯饬不出一个体面的容貌。

我和他喝过一顿酒，聊天也聊不到一块去，他最爱讲怎么在大街上把摊位掀翻的故事，那里面好像藏着他一生最大的气魄。我不知我那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堂姐，平时是怎么和他沟通的，我只是在喝过那次酒后，给出了俩人不会长久的结论。

差不多半年后，俩人分了手，是我堂姐主动提出的，她在长久的相处中，抹掉了荷尔蒙的迷惑，也终于察觉到了那股来自全家的傲慢，是打心底瞧不起她以及她农村的家庭。于是她提出了分手，这可把男朋友一家气坏了，他们觉得和她谈恋爱是迁就，是赏赐，就像他们没有没收街边卖烤地瓜的三轮车一样，她应该满心感恩，而不能有所反抗。就算是男朋友的妈妈给她买了个假的皮草，她识破后也不能吭声。

可我堂姐也不是个好欺负的人，骨子里到底还是有一些东北人的血性，就硬是分了手。这样那家人的恶毒就只能继续显露，可能城管队长也算是体制内的一方势力，他们竟然能撬动学校的力量，于是校方找了个茬，把我堂姐开除了。

我堂姐就这么回到了东北老家，家里人却也不觉得是多大的事情，恋爱谈不成就黄了呗，工作没了就再找呗。或许农村人对待生活的基准线总是很低，所以也并不会觉得失去一份工作就天崩地裂。再或许，家人们所表现出的豁达，更多是为了给我堂姐宽心，让她不至于因此陷入阴郁的境地。

但她却再一次把自己关进了房间里，除了吃饭上厕所，几乎都不出来，家里人不劝也不敢询问，只觉得她是在疗情伤，或是疗愈那些不公的遭遇。

我那段时间也刚好辞了职，窝在县城的家里写小说，在外人看来的两个无业游民，倒是经常能在网上说说话。我把我写的小说发给她看，她除了说很好看之外，还会给我标出一些错别字和语句用错的地方。

有天她突然发给我一张截图，是县里的某个学校招聘老师的启事，她说电话不知为何一直打不通，让我去那学校帮着问问怎么回事。这我才明白，她窝在房间里的这段时间，并不是在疗愈或是颓废，而是在暗暗地寻找工作。

我去那个学校问了一下，得到的结果是招满了，那打不通的电话可能只是为内定挂的幌子。我把这个消息传递给她，她哦了一声，语气略带失望，后来就没了下文。

又过了几个月，我去乡下玩，却发现她已经不在家里了，问了才知道，她去了附近的一个小城市，应聘上了那里的一个初中老师，是合同制的，没有编制。那可能是她当时最好的选择了，她拖着行李着急忙慌也不动声色地就离开了。

接下来的几年，她过得还挺励志的，先是在学校站稳了脚跟，两年后又考取到了编制，接着又晋升成了校里的小领导。那几年校外补课还很宽松，她靠着这个又迅速积累了财富，在学校附近买了房，冬天也穿上了貂皮大衣，人生算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可成功都是靠岁月换来的，青春不值钱，几年一晃就没了，她也快到了三十岁。三十岁、女人、独身，这三个普通的词汇组在一起，在小地方就成了焦点，也成了她成功人生的瑕疵。外人不便多话，顶多是背后议论，家里人亲戚们就比较不见外，逢年过节聚会啥的，就总问一问，其实也是真关心。

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去她乡下的家里热闹几天，她也回去，一般待到初六再走。一大家子人吃饭，她也参加，但不喝酒，迅速吃完就下桌，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也不太与人聊天，仿佛在躲避着什么。

但她又躲避不掉，亲戚们会追着问，“找没找对象啊？这个岁数该找了。”“咱这条件啥样的找不着啊？”“别太挑了。”“那学校里的男老师不是有的是吗？”

她听了这些话都不作答，有时笑笑，有时笑也懒得笑，干脆绷着一张脸，后来被问烦了，还会回呛几句。渐渐地，就没人再敢当面问她这件事情了，他父母也不敢。

其实找对象这件事，也不是她不想找，而是真的不好找。几年后，我在《人物》的一篇关于小城市事业单位里女性婚恋的报道里，似乎摸到了一些我堂姐当年的困境。

那篇报道里讲，小地方的女性择偶一般都是向上寻找，但事业单位里的男性，处于上位的，都早早结了婚。就算没结婚的，也会去寻找更年轻的，刚进来的女性。向上寻找不得，女青年们接着会把目光投向新来的男青年，但小地方，能进入事业单位的男青年，肯定算是优秀的年轻人了，他们的选择空间就都很大，也更势利，他们更愿意选择那些对自己事业晋升有帮助的女孩，于是差不多就会和局长的女儿、副校长的孙女这样的女孩结合。

于是像我堂姐这样，没有年龄优势，也没有家庭背景的女青年们，她们组成了一个特别的婚恋景致，一边等待单位里出现新的未婚青年，一边和别的单位互惠互助，交换些人脉。最最下策的，也是最不甘的，是去和“社会上”被剩下的青年相亲，那些人工作和家境大多都不如自己，但也有人咬咬牙就嫁了，可大多数的都还在等待着，寻觅着，我堂姐就是其中之一。

那几年我见到她，虽然她脸上也挂着笑容，但总觉得这人有点假，有点端着，没有啥亲近的感觉。

有老人过生日，大家嘻嘻哈哈笑一团，随便送着祝福，到了她，又端起架子，讲“祝您事事顺心，生活舒心，儿女放心……”一连串的套话，初听顺耳，听多了就容易走神，进不了人心。

我注意到她，在饭桌上，只要一聊起结婚生孩子的话题，她脸色就不太好，只低着头吃东西，一句话也不插嘴，甚而在某些瞬间，还会流露出些不被轻易察觉的落寞。

结婚这件事，似乎已经在她心里，打了一个结，一道坎，她虽厌恶别人提起，但又摆脱不了自身对婚姻的渴望，虽然实现了相对的财务自由，但也没能生出独立女性的思维，认定一个人过一生也能圆满。或许在前几年的东北小城里，这太前卫了，她自己都接受不了。

于是她只好摆出一副疏离的架势，练就一套不必走心的话术，加上一身昂贵的貂皮大衣，就是她保护自我的装备，让她不必露出柔软。

或许没有柔软，就没有难受。

之后几年，我因为工作繁忙，和她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很多情况都是听家人说起，她先是交了个男朋友，是风力发电的职工，听说待遇挺好的。他和堂姐家里人见了一面，家里人的反馈都是这人特别傲，对谁都爱理不理的。

可能乡下人生来自卑，与之相处就要双倍地放低姿态，才能赢得一个随和的名声。也可能是那人和之前的城管一样，是骨子里瞧不起啃土地的人。总之，见过一面后就没了下文，算是不了了之。

又过了一两年，再传来消息，堂姐和一个离异的男人处上了，男人条件也挺好，但是年纪比较大，还带着个十来岁的儿子。堂姐这回看来是发了狠想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家人也都不敢提反对的话，就寻思她自个的人生就自个做主吧，本来也就该是这样。

可老男人却出难题，要求堂姐和他结婚后，不可以生孩子，俩人的东西以后都留给他儿子。堂姐自然是不干的，自己奋斗了一辈子，东西全归了个没血缘的人，他有良心还好，万一是个孽畜，自己图啥？于是她又狠了狠心，和这个离异的男人再也不见了。

之后关于堂姐的消息，沉寂了两年，我以为她对婚姻这件事彻底死心时，却接到了她的婚礼请帖。我像个爱听八卦的人迫不及待地去打听，才知道新郎是学校新来的英语老师，但资历挺老，年纪也只比我堂姐大两岁。在我堂姐苦等了那么久之后，这人和她几乎是无可挑剔地般配了。

后来听家里人讲，这男的之所以拖到这个岁数还没结婚，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家里有个瘫痪的父亲，七十多岁了，瘫了十来年了。他之前也处过几个对象，可女方一去家里看过，就撇撇嘴走了。他这些年一直在镇子上当老师，去年谋到个机会，他才转到了这市里的学校。

说到最后，话题就落到了缘分这两个字上，又说多巧啊，这男人的机会不是前两年也不是后两年，就是这两年。话里话外说出来，又有了别的意思，这机会说的是男人，但实际说的又是堂姐，不前不后地，终于提心吊胆地抓住了。

所有关心她的人，以及她自己，都松了口气。

堂姐婚后生了一个女儿，由于肾结石，也由于医院的水平低，差点要了命，去了北京两次，才终于痊愈。之后休完产假，她母亲过去帮忙照顾孩子，她便回到学校去工作。她母亲时常发孩子的视频到家庭群里，孩子可爱，听话，一切都尽如人意。

我以为这就是堂姐阶段人生的结局了，经历过一些波折，但也终得圆满，这是大部分人难得的写照。

可最近听说，她又在备孕了，她还想生一个。这让我很惊讶，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生孩子，能生一个的都是下了巨大的决心，她却坚持还想再要。先不说大龄产妇的问题，上一个孩子差点要了命的事，难道没在她心里落下阴影吗？

我实在忍不住好奇，就发了信息去问她为何，她回答得很简单，她想要个儿子，她喜欢儿子。

这回答让我震惊，重男轻女的思想怎么会根深在她的心里？难道是女性厌恶女性的说法，在她身上是得以彰显了吗？

我琢磨了半天，也不知道该回什么话，她的另一条信息又发了过来，她说，做女人太难了。

这话同样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回。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作为她人生的旁观者，看着她一步步走到如今，看似详尽了解，实则也只是浮光掠影，点点面面。

她肯定经历过许多的痛苦，也感受到过比男性更多的恶意和艰难，我不是女性，我没法全然感同身受。

或许人初初降生，都想飞翔，但最后轻功没练成，也没人送她上青云，就只好拖着沉重的肉身和目光，找一片人人认可的屋檐低头避雨。

也或许多年难熬，在她心里早已打下一个巨大的绳结，拉扯不开，也割烧不断，只有靠着生一个儿子才能解开。

这是她开给自己的解药。

人生不易，我只能真心地祝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