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贝尔格莱德的每一天，我都要去卡莱梅格丹城堡。

对于整座城市的记忆凝缩成一条路，离开位于大公街背面的公寓，路过清晨开张的面包店、咖啡馆，行过整条熙熙攘攘的大公街，再穿过布满电车轨道的马路，走到这里，高大的阔叶乔木与斑驳的白色巨石织就结界，当代城市的嘈嘈切切都如海浪退潮。

若是傍晚，路的尽头便在面对多瑙河与萨瓦河交界处的城墙上，坐上去，晃着双腿，等如血残阳渐渐落在远处的楼宇背后。

若是上午，终点便落在要塞高处的一杯咖啡里，咖啡随手搁在一边的城墙上，砖石墙百年前垒筑，山毛榉、椴树、英国橡树、冷杉、黑松，错落的树木一层层铺远，露出一点多瑙河上粼粼的波光，就着店主播放的东欧音乐，便将一整个早晨生吞下去。

有多少自历史深处走来的庞然大物，能像这处城堡要塞一般，跨过日界线一样跨过公元前后，存在了二十四个世纪之久，却依然活着，依然参与着今天的日常，依然是一座古老都城轻盈跳动的心脏。

卡莱梅格丹城堡的鲜活让它完全失去了古迹应有的姿态，没有边界，毫不设防，赢过了时间也就不屑设时限，无论是谁来到这里都能给自己找到一块妥帖之处，舒舒服服地待着，人也可以，鸟也可以。

这份似乎从来如此的安稳如同冬日的阳光，倾泻温暖的假象。对于大海而言，暴风雨常有，好天气只是用来喘口气。

公元前三世纪，凯尔特人在这块沿河高地上垒起第一块石料，从此这里成了东西方交锋又交融的第一线。

之后，罗马人来了，他们修起堡垒，抵御匈奴人和阿瓦尔人，而后被赶了出去。

斯拉夫人与匈奴人联起手来，却又被后者压迫，而后在拜占庭的统治下获得了短暂的和平。

此后，匈牙利人入侵，同时引来了希腊军队兵临城下。

随后塞尔维亚人到来，创立了塞尔维亚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尼曼雅王朝。然而，连恒星都会变成黑洞，消亡于宇宙的背阴处，再辉煌的王朝也不过是人类紧锣密鼓推进的历史中的一颗闪烁流星，土耳其人来了。

十六世纪，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大帝掌控了塞尔维亚。

十七世纪，奥地利人赶走土耳其人，占领了这座要塞。

对于当时的世界来说，卡莱梅格丹城堡便是东方与西方的分界线。

但对于今天的人来说，这里是可以免费出入的公园，可以散步，遛狗，野餐，看书，约会，坐拥河景，抛掉时间。

可是，细细一想，也不过是几个百年、几代人而已，那些晦暗的历史一点也不遥远。

每当沿着一层层折叠的城墙往要塞的高处去，远眺风平浪静的长河两岸，我总努力去想象一茬又一茬的兵将，一场又一场的攻城，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烽火，仿佛真能听见隆隆的嘶吼与号角，又仿佛力不从心，如河水无法逆流。

要塞几易其主，如同我们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见过的那些分分合合，从奥匈帝国到南斯拉夫，到南联盟，到塞黑，再到各自独立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如果不曾来到这里，我可能此生都不会再想起那些除了应付考试再无意义的别人的历史。

库斯图里卡说，他只是去纽约参加了一个电影节，再飞回来时就成了一个没有祖国的人。

也有历史学家戏谑说，有哪个学者能像巴尔干的史学家一样倒霉，论文还没写完，研究对象就不复存在了。

尤瓦尔在《人类简史》里表达过，我们对和平与经济的繁荣习以为常，可是只要将目光稍稍抽离开眼前，向时间线的来处多观照一寸，便能深刻认识到，和平只是刹那，战争才是永恒，而我们所处的今天，已经是人类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久的和平期。

如果从前的和平是词与词间的顿号，句与句间的逗号，那我多幸运，坐在了段与段之间的回车符上。

可以安稳地喘口气，不必急着知道另起一段后，文风会有怎样的陡变。

通往城堡的大公街上有一家星巴克，卖一种香料味道浓郁的本地奶茶，我要求店员往里加一份浓缩时他惊讶地同我确认，真的是要加一份浓缩吗？我没有听错吗？

来到贝尔格莱德的第一个夜晚，我就是捧着这杯极为怪异的拿铁，以游客的姿态踏进了卡莱梅格丹城堡。

鸽子停在伟人雕像的头顶，麻雀在喷泉处饮水，草木才隐约有点泛黄的意思，参天树木偶尔轻飘飘地抖下松脱的叶片，是夏末秋初的温柔傍晚。

我原本穿了件厚度适中的针织衫，十月中下旬的天气，在这个纬度与乌鲁木齐、哈尔滨都持平的城市，竟有些夏末的暑意。因而离开民宿前，我从箱子里翻出短袖T和背带裤，带着一件毛衣开衫，喝起了冰茶兑咖啡。

多神奇，即便是同样的纬度，同样的光照条件，可空气经过不同地形、海拔、植被的重重淬炼，再触及发肤时，便有了天差地别的温度、湿度与气味。

正是日落时刻，下班时分，进出地铁站的人群形色匆匆，摩肩接踵，临街的玻璃墙面反射出一天里最美的淡金色日光。

长长的大公街上挤满了餐馆摆出来的桌椅和阳伞，准备好好享受夜晚的人已经早早占据了一席之地，时刻准备将喝空的咖啡杯换成酒杯，甜点换成分量充足的肉类主菜。放眼望去，每家餐馆门口都称得上座无虚席。

我一边琢磨着晚上要吃什么，一边抱着对城堡的千百种想象，随着人流漫过车流稀疏的公路。

穿过一大片公园，在要塞真正的入口处有一座高耸的雕塑，人像全裸，站在极高的罗马柱顶端，两侧是精心修剪的柏树，它的雕刻者是伊万·梅斯特洛维奇。

这位雕刻大师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大多在巴黎期间完成。他用青铜与石块雕刻了五十多座纪念碑，灵感皆来源于科索沃战争。他雕刻的人像更像是流动的力量，只不过是以人体的模具铸形，但力量太汹涌，随时都能撑破雕像的每一块肌肉。

无论是在塞尔维亚，还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抑或是隔着英吉利海峡的那片岛屿，他的雕塑作品遍布各个大陆，耸立在一些重要的地标前，仿佛一块块无法拼凑的碎片，也许，这是艺术家讲述历史的方式。

雕塑下，一群幼童在两名漂亮老师的引领下手牵手离开城堡，我们侧过身，老师冲我们笑了笑，孩子们也好奇地冲我们笑。

他们又将是另一代人了，在他们的人生中，没有轰炸，没有解体，历史的起点是一座迷宫般的花园。

真的很像迷宫，一叠叠，一重重，在入口处放眼，很难想象其中的曲折蜿蜒。

有残垣断壁，也有保存完好的半月堡。有一道道的城门，一座座的石桥。有地道，有城墙，有地下掩体，也有修道院，还有一个个自成一体的小花园。

有人在修道院里举行婚礼，有人占据不同的半月堡开纪念品商店或咖啡馆。

若是细看，整座堡垒像极一件百衲衣，石料的切割工艺不同，颜色不同，建筑风格也不那么一致。就像地质学家能够听懂岩石的语言，剖开岩层便能读懂压缩其中的时间，能复述出沧海如何变成桑田，平地如何起了巍峨山脉。历史学家大概也能从这些人工痕迹里复述出过往千年的惊心动魄，讲述人类的英勇与卑劣，智慧与愚蠢。

无论这里曾发生过什么，曾有多少野心勃勃的军队来过又离开，如今大幕落下再升起，只有天高云淡，人们三三两两坐在城墙边，手舞足蹈地交谈，吃吃喝喝，打发无事的长日。

在要塞的制高点，有人架起了超长焦，等待拍摄河面落日。那里曾有人持火把，昼夜不息。

我举起相机拍下那个架设长枪的人，即便他站得那么高，那么远，我也知道，他在遥望我的短炮。

加入一字排开在城墙边沿的人群，坐上年长我千百岁的石块，和先生慢吞吞分喝那一杯奇怪的咖啡。由城墙到河边是陡峭的斜坡连接蓊郁绿地，树木一丛丛、一簇簇、一团团，错落，绵延，像同时倒出了不同色相与明度的绿，任凭浓稠的颜料随意流淌，你进我退，并驾齐驱，互不交融，又彼此映衬。

河对岸也是如此，河流没有尽头，绿意也无穷尽。那一刻，我叹了口气，因为满足，因为无法久留。

我想起了很多相似的时刻。

在希腊的圣托里尼，我们也是这样坐在峭壁边，和讲着不同语言的游人一起等待落日。

仿佛变乱口音的众人，翘首等着天梯降下。

其实，地中海的落日与自家窗口的落日明明是同一颗太阳，可我们还是不远万里，穿山越海，去别处见它。

在新西兰皇后镇的瓦卡蒂普湖边，也是置身无所事事的人群里，坐在银白色的碎石砾上，一边吃大过整张脸的汉堡，一边捏下一点面包喂海鸥。街头音乐家用钢琴与小提琴为整座城市铺垫了背景音，仿佛掌控了一座城的气场，他愿意演奏什么，那此刻便是怎样的黄昏，明快或忧郁，都在他的手指尖。

在这些不尽相同又极为相似的时刻里，我们全都望向远方，望着天空，望着水面，望着太阳，就像此时此刻，在风雨和人类都拼命摧残过的堡垒里，我们这一行陌生人也是整齐地望向远方，望向一些同我们的时间刻度相比姑且可以称为永恒的存在。

过往数千载日日坠落的太阳，它亘古如新，是否会觉得，每一天的人间都是新鲜的呢。

有一次，在城堡里散步时忽然下起雨来，我与先生便在一处门洞内避雨。

背靠粗糙的石壁，隐在拱形的阴影中，望着雨珠簌簌坠落，砸在软泥青草之上，洇开，或溅起细碎水花，我们就这么并肩望着，观看一场雨的序章至终曲。

多奢侈的时刻啊，既没有着急要赶的路，也没有马上要做的事，被雨绊住，那就驻足。

从前的雨一定是人间舞台的幕间休息，哗啦啦响起，一切暂停，人们躲回檐下窗内，空荡荡的街与田都先放一放。那时候，喜欢雨的人一定比现在多。

如今的雨既不耽误上班，也不耽误念书，独独增加了通勤路上的种种不便，一定受足了抱怨。

雨水濡物，也濡人。记得还曾在公司上班时，夏日暴雨，我专门躲去安全通道的窗口看雨，28楼看电闪雷鸣，雨水晕染远近楼宇，心里平静又畅快。

那样看雨的时刻，就好像是这座城市中心的堡垒，是珍贵的兔子洞。

有人牵一只长毛猎犬同来避雨，点一支烟，与我们攀谈，无外乎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再聊一聊此时此地，彼时彼方。接着云散雨收，挥手告别，大概算是“凭水相逢”。

后来我们去了塞尔维亚另一个重要城市——诺维萨德，那里也有一处名为彼得罗瓦丁的要塞，如卡莱梅格丹一样，披着一身厚重历史，成为一座城市美妙的公园。

车开在高速路上时，我指着路牌开玩笑说，贝尔glad，诺维却很sad，真是不公平。好的，这是个糟糕的谐音梗。

彼得罗瓦丁要塞与诺维萨德城区隔着宽阔的多瑙河，车流熙熙攘攘的大桥会在日落时分亮起璀璨灯光。

这座桥曾在1999年的那场战争中被炸毁，再重建。

而这座三百岁高龄的要塞，也在1999年那场战争中屯满士兵，伏击贴河低飞的美军战机。

1999年，我十岁，暑假第一次去北京，第一次看简·奥斯汀，迷上《红楼梦》，放学回家看《EVA》，并不知晓那时，处处有战火。

二十年后，我与先生坐在面朝多瑙河的城墙上，裹着披肩看长河落日，灯火绵延百里。想喝一杯咖啡却售罄，只因太多人光顾这里打发傍晚时光。

人是多么顽强，历史是多么容易被揭过。但历史的见证者从不缺席，人们在焦黑的旧土壤上依然能种出盛放的花朵。

自2011年开始，每年七月，这里都要举办为期四天的欧洲Exit音乐节。它开始于战争之后的2000年，塞尔维亚的年轻人以音乐为出口，表达愤怒与希望，从此成了欧洲最为重要的大型音乐节之一。

被炮火震碎的，就用艺术来修补。

也许，每个城市都应该这样一个不设围挡的公园，历史的痛与重都刻在了堡垒的每一块巨石上，再回馈给城中人可以打个小盹的温柔去处。

在彼得罗瓦丁，我与先生看完日落，喝完一瓶小巧果汁，打算回城里的住所，却意外迷了路，无论如何走不出这座要塞。走了一圈又一圈，总是回到那座时针长分针短的钟楼下。

钟楼下有个穿漂亮裙子的中国女孩在拍照，后来她与男友也像我们一样迷了路。

在错综的要塞间照面数次后，男孩来同先生打招呼，确认大家都困在堡垒之中的事实后，便结伴一起寻找出路。

夜幕下的要塞流露出了些许的阴森与威严，终于逃脱之后，我们四个人走在静悄悄的月光下，穿桥过河，聊着天走回市中心，交换了联系方式，再分开。

旅途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只要街头遇见，就没有“陌生人”这样的概念。我们迅速了解这对情侣来自重庆，男孩是交警，女孩是舞蹈老师。我们交换各自的旅途见闻，去过了哪里，还打算去哪里，路好不好走，哪家的餐食更好吃。

这一路，仿佛从历史的矿井里爬上来，在阴阳相割的时刻被施了咒语，费了翻周折才回到灯火璀璨、有酒有肉的对岸，再回望黑漆漆的古堡，魔法的尘雾散去，觉得自己终究是杳渺的过客。

若我自己生活的城市里也有这样可以捏成任意形状的去处，我大概也会日日奔赴，只为坐下看一场日落与华灯的接力，埋藏一些大而无当的哀愁。

日落后，卡莱梅格丹城堡里的人如溪流淙淙散去。我与先生也随之离去，沿原路回到大公街，觅食，采购，街边喝点啤酒，而后搭陈旧的电梯回民宿，结束这无所事事的一整日。

夜晚的大公街有另一种热闹。

街头艺人舞乐器或舞肢体，纷纷登场，不遑多让。

散步或遛狗的路人兴致盎然，围观时都给足了掌声。

藏在左右巷子里的餐厅化身酒吧或水烟馆，烟雾包裹斑斓霓虹，情侣躲进奇异的烟幕里，暧昧得恰到好处。

旅行时我不大为吃什么费神，多半随缘。大公街上的餐馆从这一头一字排开到那一头，所以我们往往随便捡一家顺眼的，便在门口落座。吃的无外乎是牛排、鸡排、烤肋条。塞尔维亚菜量之大，就算出发前做好了心理准备也要顿顿惊叹。烹调方式也很符合亚洲胃，足以安抚旅途周折。

大公街好像时时刻刻都是这样热闹，从不缺食客，从不缺路人。

清晨六点，街上就坐满了喝咖啡的人，上班族步履匆匆，南来北往地去往地铁站、公交站、写字楼。

晚间八点半，手机运营商的营业厅里，办业务的人依然排着长队。

随时走过大公街的旁枝末节，都是热闹的，拥挤的。

当我描述这一切时，两年前去过塞尔维亚的朋友感叹，当时没有这样早就营业的餐厅，没有形色匆忙的上班族，街心花园里瞧不见一个人叫她心慌，所有人的唯一主业仿佛就是享受生活。短短两年，也如国内一样起早贪黑内卷起来了么？

也许吧。这里曾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度，这里也曾在二十世纪末连足够的战斗机都造不出。在或长或短的历史中，这里无数次被毁灭，又一次次重建。这里从来不曾远离喧嚣纷争，从来不是安逸一隅，所以人们的脚步也会交替得快一些，更快一些。

贝尔格莱德也好，诺维萨德也好，也许，它们本就是因为战争才拥有了存在的理由，它们本身就是古堡要塞的一部分，但最终，一代又一代的人要在这历史的废墟里继续生活，并且好好生活。

一次次坐在要塞高处俯瞰多瑙河两岸时，也依旧一次次想起库斯图里卡的疑问，我们身在历史何处？我想，大概就身在历史的废墟之中，吹着属于未来的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