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抵达

作者／赫柏

 

这是一篇关于“空心人”的小说，也是一面映照当代都市年轻人精神状态的冷镜。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由头。每个礼拜三的黄昏，当城市把最后一点日光都消耗殆尽，街道开始亮起暧昧的橙黄色灯光时，苏以就会开始想那个人。不是想他的脸，那张脸她其实已经画不出来了，如同被大雨浇湿的油画，轮廓还在，细节全无。她想的是一些更小的东西，他擦眼镜的方式，把镜片放在舌尖上舔一下，然后用衣角去擦，擦完了对着光看，再看看她，好像在用眼神问她“这样行吗”。还有他说话时总喜欢把最后一个字的尾音拖得很长，如一根拉不断的面条，她的耳朵却总是囫囵吞枣。他说过一句话，原话她记不清了，大意是“苏以你这人太容易满足了，给你一杯白开水你都能喝出甜味来”。这话说得不对，她其实很难满足，她只是不习惯表达。她把所有的不满足都咽下去了，咽到胃里，和那些没消化好的食物混在一起，获取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胀痛。
此刻是十一月的末尾，北京的风已经在搜刮万物。苏以站在国贸那座天桥上，看着桥下车流熙熙攘攘，红的是尾灯，白的是前灯，它们往两个方向走，永不交汇。她刚刚从一场面试出来，面试官问她未来五年的规划是什么，她说没有规划。面试官笑了，说每个人都应该有规划。她说，那我的规划就是活着。面试官的笑僵在脸上，刚涂好就裂开的墙都没有他干巴。她知道她搞砸了，但她不后悔，她确实没有规划。她连明天晚饭吃什么都不愿意提前想，更别说五年后的事了。五年后她在哪里，在做什么，身边有谁，这些问题对她来说就像问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孩“你以后要读什么大学”一样荒谬。她只知道她现在站在天桥上，风很大，围巾被吹得打在脸上，有点疼。她口袋里有一包抽了一半的中南海，是出门前从桌上随手抓的，她不知道那是她自己的还是室友的，反正都一样。
苏以住的地方在通州，一个叫“梨园”的地方。这名字好听，但和梨没有任何关系，和园也没有。那是一片密密麻麻的小区，每一栋楼都长得一样，灰扑扑的。她和一个大学同学合租，两居室，朝北的那间是她的，房租一千八，押一付三，她押金是找室友借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衣柜，衣柜的门是歪的，关不严，总会自己弹开，半夜风过，总“哐哐”地呻吟，怨气从窗台跳下去，撞上楼下野猫的哀嚎。她试过用胶带粘，粘不住，后来就不管了。每天晚上她躺在床上，看着那个半开的衣柜门，总觉得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看她。她不知道是什么，也许是那些衣服，也许是别的什么。她从来不敢走过去把门关上，因为她知道关了也会再弹开，不如就让它们看着。看就看吧，又不会少块肉。她就是这样的人，对大多数事情都抱着一种“随便吧”的态度。
她记得她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她会为了首好听的歌兴奋一整天，会为了好看的落日走很远的路，会为了他的一句话失眠到天亮。那时候的她像块海绵，什么都吸纳进去，什么都觉得新鲜。现在她这块海绵被风干了，硬邦邦的，放进水里都不一定能泡软。她知道是什么把她风干的，不是某个人，不是某件事，是很多很多东西，一点点地，像水滴石穿一样，在她身上凿出了小孔，那些热情、期待、相信，都从那些小孔里漏出去了，漏得干干净净。风吹过来的时候，她感觉自己能被吹跑，跑到一个她不知道的地方，落下来，变成一粒灰尘，和所有的灰尘混在一起，没有人能找到她。
电话响了，是她妈妈。苏以看着屏幕上“妈妈”两个字，觉得这两个字越来越陌生了。她接起来，听到妈妈的声音，很亮，很脆，像一颗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苹果。“小以啊，你爸让你回来过年。”“再说吧。”“什么再说？过年还有什么再说的？”“我看看有没有时间。”“你有什么没时间的？你又没有男朋友，又不用去谁家，你有什么没时间的？”苏以沉默了几秒，她妈说得对，她没有男朋友，没有需要去谁家过年的理由，也没有一个能让她说“我走不开”的工作。她确实有时间，她只是不想回去。不想回去面对那些亲戚的盘问，不想回去听那些“怎么还不找对象”的话，不想回去看她妈那张写着“你让我丢脸了”的脸。
“我看看吧。”“看什么看？我跟你说，你张阿姨给你介绍了一个，在你爸单位上班的，比你小三岁，人挺好的，你回来见见。”“我不想见。”“你不想见？你都多大了你还挑？你以为你还是小姑娘呢？”苏以把手机拿远了一点，看着天桥下面的车流。一辆车按了一下喇叭，声音尖锐，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她等她妈说完了，说了一句“我知道了”，然后挂了。她知道“我知道了”是一句废话。风很冷，围巾很薄，口袋里的烟只剩两根了。她从天桥上下来，走进地铁站。
十号线，从国贸到双井，换八通线，到梨园。这条路她走了无数遍，闭着眼睛都能走。她知道哪一节车厢离出口最近，知道哪个站台的哪个位置人最少，知道从哪个闸机出去可以少走二十步。她的生活就是这样，精确，重复，没有意外。每天早上七点四十出门，晚上七点半到家，煮一碗面条，放一点酱油和醋，吃完，洗澡，躺在床上看手机，看到眼睛睁不开，然后睡觉。第二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路线，同样的面条，同样的手机，同样的睡眠。有时候她会想，如果有一天她突然不在了，这个城市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她觉得不会，地铁照常开，公司照常运转，便利店的店员照常给三明治加热，没有人会因为她的消失而停下来。她不是悲观，她只是客观。她是一只蚂蚁，在蚁群里，少一只多一只，没有人看得出来，她不知道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受这个事实的。也许是某天早上，她在镜子前刷牙的时候，看着自己那张没有表情的脸，忽然觉得这张脸和地铁里所有人的脸都一样，都是看过就忘的。她没有觉得难过，她只是觉得轻松。因为如果她只是一只蚂蚁，那她就不需要对自己有什么期待了。蚂蚁不需要买房，不需要结婚，不需要让父母骄傲，不需要在同学会上抬得起头。蚂蚁只需要活着，活着就够了。
周末的时候，苏以的室友带了个朋友回来。是女孩，短头发，穿一件很大的卫衣，卫衣上印着一只卡通恐龙。她在客厅里坐着，翘着二郎腿，手里拿着罐啤酒，和苏以的室友聊天。苏以本来想躲在自己房间里的，但她的门是朝北的，没有阳光，冷得要命，她想去客厅蹭一点暖气。她推开门的时候，那个女孩看了她一眼，笑了一下，说，你好，我叫林栖。苏以说，你好。然后她在沙发的另一头坐下来，把脚缩到毯子下面，拿起手机假装在看什么。林栖和苏以的室友在聊旅行的事。她们说去年去了青海，今年想去新疆。她们说青海的湖有多大，有多蓝，说在湖边的公路上开车，开了四个小时，看到的还是同一片湖。她们说在茶卡盐湖拍照的时候，脚踩在盐上，咯吱咯吱响，像踩在雪上。苏以听着，没有说话。她去过青海。不是去玩，是出差，三天两夜，住在西宁的一个招待所里，窗户对着一条巷子，巷子里有一个卖烤羊肉的摊子，烟熏得她睁不开眼。她连青海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她只记得西宁的天很蓝，蓝得不像真的，蓝得天空都为之悲伤。
“你去哪里旅行过吗？”林栖忽然转头问她。苏以愣了一下，想了想，说，没去过哪里。林栖说，那你最想去哪里？苏以又想了想，说，不知道。林栖笑了，说，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苏以也笑了，说，我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轻松，她在说件很好笑的事。但说完之后，她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像海边的礁石被风掀开了一角，露出下面湿漉漉的泥土。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也许是某种她很久没有感觉过的东西。也许是羡慕，也许不是羡慕，是别的什么。比羡慕更轻一点，比遗憾更重一点，她说不清楚。
那天晚上，室友和林栖出去吃饭了，问苏以要不要一起。苏以说不去了，她煮了面条。室友说你怎么天天吃面条，苏以说习惯了。室友叹了口气，说你就是太宅了，应该多出去走走。苏以说好，下次一定。她知道没有下次，她每次都说下次一定，但每次都没有。她不是不想去，她只是觉得出去吃饭是一件很累的事。要换衣服，要化妆，要坐车，要和人说话，要笑，要回应别人的问题，要在一堆菜里挑自己能吃的，要在结账的时候假装抢着付钱。这些事情加起来，比上一整天班还累。她宁愿煮面条，面条多简单，水烧开，放下去，煮三分钟，捞出来，放酱油、醋、一点辣椒油，拌一拌，就好了。整个过程不超过十分钟，吃完洗碗也不超过五分钟。十五分钟解决一顿饭，剩下的时候她可以用来发呆，可以躺在床上看天花板，可以听隔壁邻居家的狗叫。她觉得自己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简单的人。简单到只需要一张床、一碗面、一个手机就能活下去。她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只是偶尔会在深夜里醒来，听到窗外有什么声音，像是风，又像是水，又像是很多人在很远的地方说话。她会坐起来，看着窗外的天空，北京的夜晚从来没有真正的黑。她会想，这个城市这么大，这么多人，这么多灯，这么多声音，为什么她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她不孤单，孤单是“我想有人陪我”。她不是，她只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独立的、完整的、不需要任何人的一个人。这种感觉有时候让她觉得自由，有时候让她觉得害怕。自由是因为她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害怕是因为也没有任何人需要对她负责。
周三的时候，苏以收到了条微信。是个她不记得什么时候加的人，头像是张海边的照片，名字叫“陈”。消息只有一句话：“苏以，我路过北京，要不要出来喝杯咖啡？”她看着这个名字，想了两分钟，才想起来是谁。大学社团的学长，比她高两届，学的是建筑，毕业之后去了深圳，后来听说去了什么设计事务所，就没有消息了。她和他其实不熟，只在社团活动的时候见过几次面，说过几句话，加过微信。她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突然联系她，也许因为他路过了北京，翻了翻通讯录，看到了她的名字，觉得还说得上话。也许是因为他觉得她是一个“在北京”的人，一个可以用来填补时间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她都不想出去。她打了一行字：“不好意思，最近比较忙，下次吧。”然后删了，又打了一行：“好啊，什么时候？”又删了。最后她打了一个“好”字，发了出去。
今天是周三，周三是一周里最难熬的一天，离上个周末很远，离下个周末也很远，整个人像被架在半空中，上不去下不来。也许是因为她已经很久没有和“过去”有关的人说过话了。她的过去像一个被清空的文件夹，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但有时候她会想，也许不是清空了，只是藏起来了，藏在某个她找不到的地方。而陈的消息，像一把钥匙，虽然不知道能打开什么，但至少让她知道，那个地方还在。他们约在一个咖啡馆，在鼓楼东大街。苏以到的时候，陈已经坐在里面了。他比大学时候瘦了很多，头发也短了，戴着金丝边的眼镜，穿着深蓝色的毛衣，看起来像很正常的大人。苏以觉得自己不像大人，她像个假装大人的小孩，穿着大人的衣服，坐在大人的椅子上，说着大人的话，但心里面还是什么都不懂。
“好久不见。”陈说。“好久不见。”苏以说。他们点了咖啡。陈要了杯美式，苏以要了杯拿铁。陈说，你以前不是不喝咖啡吗？苏以说，以前是以前。陈笑了，说，也是，以前的事谁还记得。苏以没说话，她记得。她记得很多以前的事。不是关于陈的，是关于别的。关于那些她以为她会永远记住的事。但那些事现在已经成了一团模糊的东西，记忆是张对焦不准的照片，你知道上面有人，有景色，但看不清是谁，看不清在哪里。陈在说话。说他在深圳的工作，说他又换了一家事务所，说他在做一个项目，在成都，要待半年。说他最近在学滑板，摔了一跤，手腕现在还疼。说他的猫最近得了肠胃炎，花了他两千块。苏以听着，觉得他的声音很好听，很低，很平，像条没有波澜的河。她忽然想，如果她和这个人在一起，会怎么样。不是喜欢，只是好奇。好奇和一个“正常的大人”在一起，过一种“正常的生活”，会是什么感觉。早上一起起床，一起刷牙，一起吃早餐，一起出门。晚上一起回家，一起做饭，一起看电视，一起睡觉。周末一起去超市，一起打扫卫生，一起见朋友，一起吃饭。这种生活听起来很好。很安全，很稳定，很“正常”。
但她知道她过不了。不是不想，是不能。她已经习惯了那种没有人的生活，那种不需要对任何人交代的生活，那种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发呆就发呆的生活。她没有办法把自己交出去，交到另一个人手里。不是怕受伤，是怕麻烦。两个人的生活太麻烦了。要沟通，要妥协，要忍让，要吵架，要和好，要猜对方在想什么，要说对方想听的话。太累了，她连给自己煮面都觉得累，更别说给两个人煮了。“你在想什么？”陈问她。“没什么。”她说。陈看着她，好像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笑了笑，端起咖啡喝了一口。他们又坐了一会儿，聊了一些有的没的。然后陈说他要去赶高铁了，下次再来北京再约。苏以说好。他们在咖啡馆门口分开，陈往南走，去地铁站。苏以往北走，不知道去哪里。她站在鼓楼东大街的路口，看着陈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她忽然想起一件事。大学的时候，有一次社团聚餐，吃完之后大家去唱KTV，她坐在角落里，陈坐在她旁边，递给她一瓶啤酒，说，你怎么不说话。她说，我不太会说话。陈说，不会说话也没关系，听就行了。她说，那你呢，你会说话吗？陈说，我也不会，但我假装会。她笑了，她记得她笑了，她记得那个笑是真的，不是挤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她现在想，那个笑是什么时候不见的。她想不起来了。就像她想不起来最后一次真心实意地笑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哭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觉得“活着真好”是什么时候。这些“最后一次”都消失了，如同水消失在水中，找不到痕迹。
她走回地铁站，坐八号线到南锣鼓巷，然后换六号线到东大桥。她不知道为什么要去东大桥。她只是不想回家。回家就要面对那间朝北的房间，那个关不严的衣柜，那盆已经死透了的绿萝。绿萝是三个月前买的，她放在窗台上，最开始还记得浇水，后来就忘了。等她想起来的时候，叶子已经全黄了，茎也软了，趴在花盆边沿。她没有扔掉它，让它在那里，黄着，死着，像一条生活发送给她的提醒，提醒她连盆绿萝都养不活。她在东大桥的商场里逛了一圈，没有买任何东西。她只是走，从一楼走到四楼，再从四楼走回一楼。她经过一家卖家居用品的店，橱窗里有只白色的搪瓷杯，杯身上印着只猫，猫的眼睛是绿色的，亮亮的，好像在看她。她停下来，看了那杯子很久。她想起她小时候也有个搪瓷杯，是她奶奶给她买的，粉色的，上面印着只小白兔。她用那只杯子喝水、喝牛奶、喝药，喝了好几年，直到杯底的瓷掉了，露出黑色的铁，她才换了一个。她不知道那只杯子现在在哪里。也许在老家的某个柜子里，和那些旧衣服、旧书、旧玩具放在一起，也可能已经被扔掉了。她奶奶也走了，走了两年了。她回去参加葬礼的时候，没有哭。她站在灵堂里，看着奶奶的照片，照片上的奶奶在笑，露出缺了一颗的牙齿。她想哭，但哭不出来。眼泪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堵在胸口，就像小时候吃鱼，鱼刺卡在喉咙里，不上不下。她后来觉得，那鱼刺还在吧。可能它一直在，只是她假装它不存在。就像她假装那只搪瓷杯还在，假装那盆绿萝还活着，假装自己还是个会笑会哭的正常人。
她从商场出来，天已经黑了。风更大了，吹得路边的共享单车倒了一片，发出许多躯体碰撞的声音。她点了一根烟，站在路边抽。路过的女人看了她一眼，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嫌弃，同情，或者什么都不是，只是无意间的一瞥。苏以不在乎，她已经在乎不动了。她想起刚才陈说的话：“以前的事谁还记得。”她想告诉他，她记得。她记得很多事。她记得小时候在奶奶家，夏天的傍晚，她躺在竹床上，奶奶给她扇扇子，扇着扇着就睡着了，扇子掉在地上，啪的一声，把她吓醒了。她记得第一次坐火车，是去北京上大学，硬卧，下铺，对面是一个去北京看儿子的阿姨，给她吃了一个苹果，苹果很甜，她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味道。她记得大学里第一次喜欢一个人，是隔壁班的男生，戴一副黑框眼镜，喜欢穿白色的衬衫，她偷偷看了他一个学期，最后也没有说出口。她记得毕业那天，大家喝了很多酒，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有人说以后要常联系，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她记得这些事。但这些事好像不是她的。好像是另一个人经历的，她只是借住在那个人的记忆里，像一个租客，住在别人的房子里，用别人的家具，看别人的照片。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搬走。可能永远不会，可能明天。她把烟头扔进垃圾桶，往地铁站走。走到一半，她停下来，站在一棵树下，抬头看天。北京的夜空看不到星星，只有一架飞机，闪着灯，慢慢地往南飞。她看着那架飞机，想，那上面的人要去哪里。是回家，还是离家。是去见想见的人，还是去忘掉不想见的人。是开始一段新的生活，还是结束一段旧的生活。
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风很冷，树很秃，路灯很亮，而她站在这棵树下，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停下来。停下来，就能想清楚一些事？但她什么都想不清楚。她的脑子里像有一团雾，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清。她站在那里，站了很久，久到她的脚都麻了。然后她继续走。走到地铁站，刷卡，进站，等车。地铁来了，她上去，找到一个角落站着，扶着根柱子。车厢里人不多，但也不空。有一个人在看手机，一个人在打瞌睡，一个人在听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每个人都活着，像一颗颗胶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谁也不打扰谁。苏以也是其中之一，一颗编号为“苏以”的胶囊，每天从通州运到国贸，再从国贸运回通州，和其他胶囊一起，挤在一条叫做“八通线”的管道里，来来去去，周而复始。她忽然觉得好笑。不是好笑的那种好笑，是那种“原来如此”的好笑。原来她就是一粒胶囊。里面装着什么，她自己都不知道。也许是药，也许是毒，也许什么都没有，就是空胶囊。她笑了。笑得很轻，很淡，嘴角微微翘了一下，然后就收回去了。
地铁到了梨园，她下车，出站，走过那条她每天都要走的路。路边的店铺关了大半，只有家卖麻辣烫的还亮着灯，里面坐着一个男人，低着头，面前放着碗麻辣烫，热气模糊了他的脸。她走过那家店，走过一个垃圾桶，走过一棵歪脖子树，走进小区的大门。小区里很暗，路灯坏了好几盏，也没有人修。她摸黑走到单元门口，掏出钥匙，开门，上楼。楼道里有一股味道，说不清是什么，像是拖把没拧干发出来的馊味，又像是哪家做饭剩下的油烟味。她走到三楼，掏出钥匙，开门，开灯。房间和她离开的时候一样。那张床，那张桌子，那个关不严的衣柜，那盆死透了的绿萝。她脱下外套，挂在椅背上，去厨房烧了一壶水，倒进一个玻璃杯里。她没有搪瓷杯，她的杯子是一个玻璃杯，是买酸奶的时候送的，透明的，很薄，倒热水的时候要小心，不然会裂。她双手捧着杯子，坐在床沿上，看着窗外的天空。她喝了一口水，水很烫，烫得她舌头疼。她没有吐出来，就那么含着，让那股烫从舌头传到喉咙，从喉咙传到胸口，从胸口传到四肢。她觉得自己像一块冻了很久的肉，正在被慢慢解冻。她不知道解冻之后会变成什么。
她坐着，捧着杯子，看着窗外，等着水凉，等着天亮了再暗，暗了再亮，等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等着她自己慢慢地消失。不是死掉，是消失。像一滴水掉进海里，像一粒灰尘落进土里，像一只气球飞进云里。不见了，只是不见了。她躺下来，把被子拉到肩膀，闭上眼睛。黑暗中，她又看到那棵树。那棵她下午站在下面的树。她不记得那是什么树了，只记得它的枝干很黑，很粗，如她张开的手，伸向天空，好像在抓什么，又好像在放什么。她站在那棵树下，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她的围巾被吹起来，打在脸上，有点疼。她抬头看天，天很高，很远，很空。
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有一道水渍，形状像一只蝴蝶，但翅膀只有一边。她看着那只“蝴蝶”，想，它的另一半去哪里了。在隔壁的墙上，在楼上，在另一个房间，另一个城市，另一个人的墙上。或者它从来就没有另一半，它就是一只翅膀的蝴蝶，飞不了，只能停在墙上，等着有人来看它。她伸出手，用指尖碰了碰那道水渍，碰了一手灰。她把灰擦在床单上，翻了个身，面朝天花板。天花板是白色的，但白得不均匀，有一块一块的黄，像是被烟熏过的。她盯着那些黄斑，觉得它们像一张地图。这一块是亚洲，那一块是欧洲，这一块是非洲，那一块是美洲。她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世界地图，觉得自己在环游世界。从亚洲出发，到欧洲，到非洲，到美洲，再回到亚洲。一圈，一圈，又一圈。她哪里都没有去，但她哪里都去了。她笑了一下。这一次是真的笑。不是因为好笑，是因为她觉得这件事很荒谬。一个连小区门都不想出的人，在天花板上环游世界，荒谬。但荒谬也很好，荒谬至少比无聊好，荒谬至少能让她笑一下。
她想去一个有海的地方。不是那种旅游景点里的海，是那种很安静的海，没有人，没有船，没有沙滩椅，没有遮阳伞。只有海，只有风，只有浪。她站在海边，水没过她的脚踝，凉凉的，沙子在脚趾间流过去。她看着远处，海和天连在一起，分不清哪里是海，哪里是天。她站在那里，站了很久，久到她觉得自己也变成了海的一部分，变成了水，变成了浪，变成了风。她消失了，但不是死掉了，是融化了。化进了海里，化进了风里，化进了那片分不清是蓝还是灰的颜色里。她不见了，但她又在所有的地方。她在每一滴水里，在每一粒沙里，在每一阵风里。她哪里都在，她什么都不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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