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太太的梦想

作者／丁太

 

女人想要写小说，她就必须有钱，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弗吉尼亚·伍尔夫




1.
2021年，再有半个月就到暑假了，我下定决心要带着孩子们回老家看望父母和快九十岁的奶奶，之所以下定决心，是因为手头太拮据了，拮据得回一趟老家都要考虑半天在哪些地方可以把路费省出来。
一通电话改变了行程。一晃，我已经重回职场四年多了。
见到我的人，都说我又变了个人。最让我惊讶于我的变化的莫过于小区里的一位老爷爷。没上班前，经常带着二宝在小区里玩，碰上老爷爷带着小孙子，孩子们就一起玩，我也会跟他闲聊几句。在我上班大概一年后，又碰到了老人家。他有点陌生地问“你家奶奶回老家了吗”。我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以前我在他眼里就是一个“奶奶”，上班之后才变回了“妈妈”。这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镜子里，头发几乎成了板寸，脸上还是有大量雀斑，眼角纹越来越多，白头发怎么压也要示威，可是，脸上的笑意掩饰不住。
镜子角落里那个几年前的自己看着镜子中间这个信心满满的自己，心里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镜子中间的这张笑脸，看着当了七年的全职太太的那个自己，感慨万千。
 
2.
2014年，我在深圳一家欧洲外企做采购经理，年薪20万多些，我满意这些工资，不收受供应商任何的回扣，珍惜自己的羽毛。
我不断地给自己充电。花了十个月，考了供应链的CPSM，美国的一个证书，业界都知道含金量很高。我满以为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外企，工资能从20万跳到30万甚至更高，于是我信心满满地裸辞了。
三个月，找工作处处碰壁，高不成低不就，我才发现裸辞是一件多么疯狂的事情，CPSM证书不值一提。
就这样，找着找着突然对工作产生了难以名状的厌恶。人这一辈子，中规中矩的，多憋屈啊，为什么一定要按部就班地工作。于是，干脆不找工作了，借着全职带孩子的名义。先生像是怕我后悔，怕我以后跟社会脱节，看我比较坚决，就跟着改口说他养得起我，爱干啥干啥。
更疯狂的是，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想着那么多自由职业者不是也可以养活自己吗？于是在三百六十度全方位无死角地分析后，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写作谋生。我从小就爱写日记，喜欢各种各样的笔记本，只要校门口小卖部有新进的笔记本，老板娘都会第一时间给我推荐。就是这种最原始的记忆，支持着我从来没有过的写作梦想，我开始写东西了。
刚开始，我写的都是一些杂志文章，想着能有些尽快的收入，最主要是给自己些信心。眼高手低是人的通病，我专挑那些大牌杂志，《读者》《意林》《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等，一封封文章发出，一天天期待落空。后来，看到余华的采访也是这样开始的，他好歹还有邮差送来的退稿信。当然，他也凭借一篇篇的小说征服了大家，成了著名作家。我连他的一个小拇指都不及。
有一段时间，王朔是我的座上宾。我经常边忙家务边听王朔的书，《过把瘾就死》《动物凶猛》《空中小姐》《王朔文集》《无知者无畏》，被他其中的一句话吸引，大意是写小说肯定好过写散文，小说一旦发表就有源源不断的版权收入。
于是，我放弃了豆腐块文章，把写小说当成了职业，每天把自己安排得非常充实，一天除了来回八趟接送孩子之外，全部都在写作和读书，满以为会有一些回报。
可是我写的小说根本没有人看，偶尔一个评论都能让我兴奋一整天，然后又陷入焦虑中。好几个月，奋力疾书地完成了三本十几万字的小说，极低的阅读量把我刚开始的热情全部浇灭了，大半年了我还是颗粒无收，花钱再也不像之前那样大手大脚，整个人开始了自我否定。
我又开始写那些豆腐块文章，带着很低的期望。
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发表文章的机会，关键是对自己还是有期望的，不能随随便便地上稿，即便做不到冯唐的冯金线，至少要有一些对文学的坚守。
 
3.
时间很快到了2015年底，整整一年，我没有任何写作上的收入，也没有任何收入。工资卡里的八万块早已耗尽，我开始了伸手要钱的日子。
如果说前半年还信誓旦旦，后半年就是胆战心惊。生怕别人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绝对不会说我在写东西，更别提作家，连写手都还不够格，可是心理上又觉得自己能在写作的路上走得更远，只要坚持写肯定能出成绩的。
只是，如果我不承认我在写东西，那么我就只有一个身份：全职太太。这个身份使得周围一圈人焦虑，我的父母，他的父母。母亲显然憋着不问，父亲则总是问相同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再想出去工作，还能不能找到那么高工资的，有没有单位要你。我每次都大言不惭地哄他：你女儿这么优秀，想找份工作还不简单。当你有工作的时候，父亲是绝对相信这句话的，如果你处在失业中，你的任何话在对方心里都起不到应该起到的分量。
婆婆明示暗示了几次，说要不要来帮忙带孩子，我都拒绝了，她只有叹气的份儿。说实在的，婆婆也是促成我当全职太太的一个借口。我逢人便说，我可不敢让婆婆给我带孩子，万一生病了我担不起责任。只是我性格里的中庸，让我绝对不会直接当着婆婆的面讲。婆婆有四个孩子，两儿两女，大儿子的媳妇几乎可以算是在深圳长大，生活习惯跟婆婆完全不同，她的父母又都在身边，不需要婆婆帮忙带孩子，自然婆婆就帮我们带得多些。婆婆毕竟是婆婆，即便是表面上我们维护了长久的和谐的关系，她身体不舒服时想倾诉的肯定还是自己的闺女。那天，婆婆头痛难忍，打电话给大姑子，大姑子下班后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我们一起带婆婆去了社康。一查，血压已经飙到快180。大姑子爱母心切，口无遮拦地当着我的面说道“你也不管管孩子，看把妈气得血压高成那样”。也许就是大姑子担心时说的一句气话，在我却是一把刀，因为这把刀，我很难再摆平这种关系，我的天平从那时起就失衡了。我不再愿意让婆婆帮衬。
小区里熟识的一些人因为知道我的研究生身份和全职妈妈联系在一起，也是表达叹息。我心里则想，迟早有一天你们会从另一个空间知道我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始终没有在写作的路上有任何一丁点的突破。
2015年底，放开二胎的风声倒是此起彼伏。本来这个事情跟我再也没有关系，我上班的时候跟先生明确表示过，35岁前如果他想要二胎，我可以配合，过了35岁，我是不会再去生孩子的。
姑家表妹和闺蜜相继怀孕，像是给我一条指引似的，我灵光一现，突然觉得生二胎是个救命稻草，趁着备孕、怀孕的档口，可以多给我一年的写作时间，说不定就成了呢。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哪一个女人像我这样，生个孩子的初衷是为了能名正言顺地写作。
 
4.
2016年5月，我如愿以偿地怀孕了，昭告天下。至此，在亲朋好友的眼中，我坐实了全职太太的这把交椅。这样，诸如婆婆爸爸之流就不会再催我找工作了，我又给自己争取了十个月的孕期用来写作，看看我到底是不是这块料。
理想有多丰满，现实就有多惨痛。怀孕前三个月，整个人没有一点胃口，还总是反胃想吐，跟第一次怀孕的“一切顺利”有天壤之别。先生经常出差，一走就是几个月。我独自带着九岁的大女儿，一天八次往返接送她上学就已经很累了，还要管她的吃喝拉撒，写作的事儿就缓了下来。
以前把所有闲暇时间都用于读书、写作的我，现在孕期不良反应期间全用于Ipad上斗地主了；以前告诫自己不能随便躺床上的规定也抛之脑后，怀孕成了一切慵懒的尚方宝剑。
大概在我怀孕四个多月的时候，我正在迷迷糊糊地午睡，突然听到QQ的响声，随手划拨一下，睡意全消，我竟然上杂志稿了。
千字80-140，也就一两百块钱，可是那勾起了我多少已经失去的憧憬，仿佛我又可以开始靠写作为生了。
那一阵子，我把王朔的忠告抛之脑后，又开始给各种杂志投稿，家长里短是我的强项。慢慢地，一个杂志、两个杂志、三个杂志开始用我的稿子，像《人之初》《三联生活周刊》这样的大牌，我也上了稿，千字400的稿费我也拿到了，虽然次数不多，但是值得炫耀。收到三联编辑的短信时，我正在训斥犯错的大女儿，突然兴奋得像个孩子，偌大的房间里全是我的回音“我上三联了，我上三联了”，尽管是三联的“读者来信”，也足以让我疯狂。
可是，随着预产期的临近，我这个从怀孕之初就因为高龄被定为高危的产妇，身体的不适开始越来越明显，写作明显力不从心。
我才开始思考，要个孩子来延长写作的时间合适吗？一切为时已晚，孩子马上诞生了。完成了最后一篇编辑要求的修改稿之后，我就安心住院待产了，写作要被中断一阵子了。
这一年，我还是没有因为写作完成财务自由，甚至连宝宝每月的尿不湿钱都挣不到。
 
5.
2017年的春节，我躺在医院里，旁边是刚出生的胖嘟嘟的二宝。电视机里传来滋滋啦啦的声音，唯独没有任何画面呈现，我心心念念的春节晚会看不成了。护士说维修师傅都回家过年了。身边陪着我的是先生，家里还有婆婆和大女儿。
原本姐姐来照顾我生产的，我大着肚子半夜两点去机场接她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就又把她送回去了，因为姐夫从七米高的脚手架上摔下住了院。先生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搬来了婆婆这个救兵。
接下来，我把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闲余时间都用在了对婆婆和大女儿的调解上，我成了不折不扣的情感调解员。
“明明打我。”看着婆婆表情严肃地对我说着大女儿的劣迹，我赶紧安慰婆婆，“回头我批评她”。
“奶奶每次在你跟前都夸大其词，是她拿衣架吓唬打我时，我躲闪碰到了她的腿。”听了女儿的辩解，我又转向安慰女儿，“奶奶就是吓唬吓唬你，她最疼你”。
婆婆一直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总嫌我们对孩子娇惯，处处想显示权威，毕竟六岁之前是以她的教育方式“统治”女儿。
由于独自带二宝，我晚上一般七八点就上床了。那天大概十点多我从房间里出来，看到十岁的大女儿正在客厅里写作业。
“怎么不在你的房间里写？”
“奶奶说我写作业磨蹭，把我赶出来了，她说影响她睡觉。”她边说边写，头也没抬。
我懂婆婆，她不是嫌影响睡觉，就是想治理一下她的磨蹭。可是，我的眼泪还是忍不住溢了出来，我不敢让大女儿看见。
没有二宝之前，她可是我心头最爱。现在我一天跟她说不上几句话，她放学回来，兴高采烈来敲我的门，很多次被我训出去，因为刚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妹妹哄睡，却被她吵醒。
“一会儿写完作业去妈妈房间睡吧。”
“真的？”女儿抬起头，我看到她眼里兴奋的光芒。
“妈妈说话算数。还有，明天早上妈妈送你上学，我带你去面包房吃面包。”第二天是我出满月的日子，我想对她做一些补偿。
她三下五除二把作业写完了，洗洗刷刷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那天，我没能说话算数，因为半夜她不断翻来覆去扭动身体几次差点压到妹妹，十二点多先生回来，我还是让他把大女儿抱到了另外一个卧室。
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想对她好些、再好些。
自从奶奶来了和妹妹出生之后，大女儿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是在我朗朗的读书声中起床的，现在换成了奶奶的“假装的”衣架威胁；以前的早餐是我费尽心思准备的各种营养搭配，现在是勤快奶奶的隔一天就蒸一锅的馒头、包子。这一个月，她连一次面包都没有吃上，她跟我说了几遍，我一直碍于婆婆的“挑吃是饿的轻”的理论劝女儿再忍忍，忍到妈妈出了满月就好了。
第二天，我早早起床，告诉婆婆我去送女儿上学，婆婆心疼我，说刚出月子，外面风又大，还是她去吧。我坚持，婆婆比我更坚持。
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告诉婆婆，我答应给女儿买面包，一会儿让她带孩子去面包房。
这一句话点燃了一场战争。
“看看你们把孩子惯的，家里有饭，还让在外面吃。”隐忍的婆婆终于也爆发了。
“只是偶尔一次。”我弱弱地说着，仿佛带孩子出去吃一次面包是犯了很大的罪似的。
就这个话题，婆婆开始延展，说谁谁谁家惯孩子，结果老了孩子不管她，又说十岁之前不好好管，十岁之后想管也管不住了。连带我的十岁的孩子因为一个面包未来也成了不孝子。
“从小我妈宠我、疼我，我现在也很孝顺，没有变坏。”我的话里已经有了火药味。虽然没有大吵，但是已经是彼此最大怨气的表达了。
和婆婆十几年的表面和谐，那一刻在我心里撕得粉碎。
我试着缓和，几天后拿着发表了我文章的杂志给婆婆看，是一篇关于和大女儿点点滴滴的故事。婆婆戴上老花镜，表情里没有得到鼓励，上挑的嘴角让我真想把杂志拿开。
自此，我下定了决心要独自带两个孩子，想着大不了就不写作了。
婆婆则借着公公一周年忌日，提出提前回家。大伯晚上接婆婆走的时候，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立马又忐忑起来。先生出长差在大西北，我担心自己带不好两个孩子，又想着终于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当家作主。
这次，婆婆只帮我带了三个月孩子，我发现婆婆跟我上班时的婆婆已经不是一个人了，而我更加明白，我已经不是上班时那个心胸宽广的我了。
这一年，我的时间完全不够用，挤出来的一点时间都用于写二宝日记了。夜里醒来喂奶，很多次想到爬起来写会儿东西，无奈身体上更累，只好放弃。
 
6.
2018年，邻居的保姆帮我接送了两个月的孩子，我心里反复盘算，塞了六百块钱给她，她有个不成器的儿子，生活比我艰难。只是我那时并不知道我们家有多艰难。
“我想给我爸买个手机。”凌晨四点，先生要出门搭飞机的时候，我掂量再三说了这么一句，底气不足。要知道，我整夜辗转，就是为了鼓足勇气在他出差前说出这么一句。手机我已经选了好久，并不是多好的，只是基本款的智能机，钱也不算很多。
“没钱。”灯没有开，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只见他坐在沙发上借着月光穿着袜子。以前他经常喜欢说“不”，最终都会满足我的愿望，要知道，在我们大学刚毕业那么艰难的日子里，他一点点地为我爸还了十多万的债。现在我不敢确定，或许家里的经济状况真的很难。已经有好几个月，他不像之前那样给我按时转钱了，有时我得张口要，每一次张口，就是一次煎熬。就像这次一样。
我的眼泪又不请自来。不上班三年来我第一次开始特别焦虑金钱，第一次发现我变得特别脆弱、爱哭、爱抱怨。
先生出差的七天里，他每天几次电话，我一次都没有接。
他出差回来，带了个新名词“产后抑郁症”，我抵制这个词。
二宝快出满月的时候，社康医生来例行检查，第一次听到产后抑郁，我说那些症状我都没有，不可能得这个病。我自信我是个乐观的人。
先生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他出差跟我们大学同学聚会的时候，提及我产后性情的一些变化，一位女同学二宝也只有几岁，她讲起自己得产后抑郁的过程。我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原来产后抑郁离我这么近。
如果我承认是产后抑郁，对我，只不过是没有发泄的出口，心里憋屈得要命。
屋漏偏逢连夜雨。侄女考上大学，要来深圳玩。这本来无可厚非，当姑姑的该欢迎啊，可是囊中羞涩造成人的难以启齿的羞愧，以及这羞愧带来难以名状的厌烦，都让我如临深渊。我让母亲以我带着两个孩子不好招待为名，请他们下次再来。
母亲说她万万不能阻拦，会让嫂子跟我结仇的；而我不能也不敢告诉母亲我因为拮据招待不了嫂子他们。
于是，嫂子带着侄子侄女来了。第四天早上，我终于崩溃了。买菜的路上，先是委屈得掉眼泪，继而开始嚎啕大哭，哭我陀螺般的生活，一日三餐不得一点空闲，哭我抠抠唆唆的生活，不敢承诺带他们去深圳的景点玩，哭我这种苦闷没有人能够诉说。
曾几何时，我曾经是他们心里的榜样，是村里人嘴里的优等生，初中班上唯一一个大学生，还是211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工作，做到外企经理；曾几何时，我曾经是他们经济上的依赖，给父亲还债，贴补家用，把最好的都给他们。
那个暑假，我连二宝日记都没有时间写了。这成了我除钱之外的另一个焦虑点。
过了暑假没多久，姐姐正好来广州打工，告诉我要是活儿干完了，可以帮我带几个月孩子，带到过年。于是我热切盼望着，把这句话看作我的救命稻草。先生依然要不断地出差，经济却肉眼可见地拮据，听说账款总是要不回来，影响了他的提成。
等姐姐来的时候，她还带着一个工友，她们还要去另外一个工地，丢给我两千块钱，我一下子就委屈地流下泪来。
我借口外出买菜，打电话给母亲，母亲刚一接通电话，我号啕大哭，根本无法控制，心里开始怨恨姐姐。我在母亲跟前抱怨，以前工作不好找的时候，我带姐姐出来、给她介绍工作，后来她出去干那些脏乱差的活儿，我让她来帮忙带孩子，给的是一月三千，都是当时深圳正常带孩子的工价。现在我是给不起钱了，可是我这么需要她的帮忙，她却只是用两千块打发我。母亲直言我变得爱哭了，还说她不知道我以前给姐姐工钱。因为这句话，我竟然对母亲也耿耿于怀。
姐姐来之前，先是老大高烧，接着老二发烧，再接着是我发烧。姐姐来的时候，我刚刚退烧，但还是有明显的感冒症状。我多么希望姐姐能留下来帮帮我，可当姐姐不顾我的暗示和病痛还是决意要走的时候，我整个人一下子就崩溃了，当着她的工友就翻了脸，我哭，姐姐也流了泪。最终姐姐留了下来，可是即便这样，我的心还是受到了伤害，觉得姐姐不再爱我了。
这辈子，我跟母亲打过数不清的电话，如此需要她的日子屈指可数。可是，母亲并不是一个善于倾听的人，她不能理解我一直那么坚强的人怎么变得那么爱哭。母亲是我最后一道防线，崩塌得易如反掌。
带着二宝行走在小区，到处都是带孩子的人，却没有一个能让我倾吐，孤独得难以言表。
姐姐在的两个月里，她几乎包揽了家里的大小事宜，我终于又有时间心无旁骛地写些东西了。
我更是没有机会通过写作实现财务自由，可是带孩子却给我了一个极其真实的理由。我心里依然觉得我是有机会通过写作成功的，只是孩子拖累了我。孩子，本来是我写作的挡箭牌。
送姐姐坐上大巴车的时候，我强忍着泪水。可姐姐还是看出了我的悲伤，她跟母亲讲，她在车上不敢回头看我。电话里能给母亲掩饰的所有悲苦，在姐姐面前是遮掩不了的。
 
7.
2019年，终于熬到二宝两岁，我把很多精力都花在了给她读书身上，想着她的童年转瞬即逝。只有她睡着了，时间才真正属于我。我只能趁着她的睡觉时间写点碎片化的东西。
一天，我看了本关于训练写作的书，我照着他所说的，在一个月内完成了一本十万字的小说。那一个月里，我尽量干最低标准的家务，当最低标准的妈妈。
只不过，写出来的文字依然得不到肯定。被否定久了，真的极容易产生对自己写作的否定。不断地犹豫着是不是要重新回到职场，又想着已经坚持这么久了，万一再坚持一下就成了呢。
四月份，传来噩耗，婆婆得了白血病。大姑子是第一负责人，我因为没有工作，尽管照顾两个孩子，也是可以兼顾照顾老人的，所以成了第二重要梯队。
那天，护士尖尖的声音传来，“203床欠费，快点去交。”我们一直瞒着婆婆住院一天的明细，所以我应该赶紧回应，可是信用卡额度已经刷完，我没有办法去续费。等大姑子问怎么了时，我吞吞吐吐地连自己都听不清自己的话，我不能告诉她我没钱，又不能告诉她我去缴费。现实啊，给穷苦的人的耳光一记接着一记。
没有钱就多出力吧。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我把五年级的大女儿留在深圳，孩子得独自完成很多事情，把二岁多的小女儿寄放在母亲家里，第一个晚上她整整哭了一夜，因为那之前她从来没有跟外婆一起呆过。闺蜜的公公也得病进了ICU，她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医疗费，和回老家探望一次。她说她不可能放着孩子不管，我说我们家已经有你这样出钱的人了，我大伯把一张信用卡放在大姑子那里。
那天晚上，病房里来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整个人浮肿，整个晚上因为病痛不断地呻吟、喊叫。我听到婆婆的翻身和不耐烦的叹息，我心疼那个女人，也有点嫌恶婆婆对人家的绝情。
早上，婆婆见我醒来第一句话就是“晚上她一直叫，我真怕影响你睡觉”。原来如此。每个人的爱都很有限，她不能覆盖太广，她总会伤及无辜。
坐在床头和婆婆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闲话。婆婆突然说道：“我真后悔，应该帮你带带孩子。”这句话，在婆婆心里不知道憋了多久。
一句话，一句温暖的话，就这样戳穿了我的泪腺，我心里和婆婆和解了。其实，也是和自己的和解。生死跟前，什么都不值一提。
癌症给婆婆带来的脆弱和柔软，就像写作给我带来的脆弱和柔软一样，温暖得绝望，对别人温暖、对自己绝望，最重要的是脆弱，经不起任何的风吹雨打。
人，因为无能而脆弱，因为脆弱而怨恨，怨恨自己，推及别人。
我又一次放弃了写作，借口是在医院不方便，闲余时间用来看书。
直到《妇女生活》的冯编辑跟我联系，调侃说“最近不投稿给我，是不是投稿给别人了”，我才和盘托出婆婆的病，他一边安慰一边说“写东西最好不要停，停了拾起来就难了。”冯编辑是我写作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贵人，他的催稿让我看到写作的希望。
我又开始摩拳擦掌地写起来。抠抠索索地拿出来一千块，报了《知音》的非虚构写作培训班，满脑子都是什么时候能够赚回来。
 
8.
2020年，终于熬到了二宝三岁半，可以上幼儿园了。
这一年因为非虚构写作遇到了一个很好的离编辑，开始在他们的公众号上连续上稿，一篇最高给到1600元，兴奋地在大女儿跟前吹嘘：哪天说不定妈妈也能成为大作家。
再后来，也终于在《知音》公众号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
也是这一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也是这一年，大伯投资50万加盟的健康季节菜的店打了水漂，离人家承诺的三年上市后可以挣八百万还差两年半。加盟的时候，全家都是反对的，想着婆婆正在生病期间。可大伯就是因为婆婆生病，才说更应该推广季节菜、健康菜。拉了家里人投资的投资，投人的投人，我们家就是投的人。于是，疫情期间，我们家全部成了无业游民，直接把我们本来就拮据的生活推向了深渊。
而我们又面临着搬家，二宝上幼儿园，到处都是狮子大张口。不难想到，先生的窘迫。我用我微薄的稿费管住一点点生活的开销，剩下的全部丢给先生。他已经开始跑滴滴了，每天半夜，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是我可以睡觉的信号。
依然是苦于没有故事，难于发表，每月到手的钱也只能满足最节俭的自己。和上班时挣到的年薪20万比，我越发地灰心。一边是梦想，一边是现实；一边是不甘心，一边是不争气。
我靠写作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怎么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于是我终于开始动摇我的梦想了。
我想起来婆婆那些年不断催促我上班的话语，现在她老人家再也不会催我，这一年底，她在第七次化疗的过程中受到了感染，无力回天；父亲的“想上班还能不能上”的担忧，也在我耳边时刻敲打我。随着我迈入四十岁，越发地增加了我的忧愁，这又让写作蒙上了一层阴影。
 
9.
2021年，二宝已经入园半年，一切刚开始的不适都已经正常。因为二宝，每天家庭主妇的活儿占了六七成的时间，留给写作的时候依然很少。好在，二宝上了幼儿园，每天上午和下午各两个小时是属于我的时间，可是处处碰壁让我对自己的写作之路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我可能根本就不是写作的料。这是最痛心的自我发现，不然又怎么解释呢。可是每一个用我稿子的编辑又说，你的文笔不错，又让我不舍得放弃，说不定我真的有那么一点点的文学才能。
也就是在这个纠结的时间点，老东家时隔十年给我再次抛出了橄榄枝。于是不到一天的犹豫之后，我选择了重回职场。那一天，我最想告诉这个信息的人是婆婆，只是她再也不能给我带孩子了。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回到职场就要以工作为主，写作成了副业。
因为有了经济基础，我跟每个人的关系慢慢地又恢复如初。
如今，已经过去四年了，好在，我还是怀揣着写作梦想的人，也去除了刚开始写作时的功利性和急于求成，希望我能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偶尔有编辑的用稿通知，多数情况依然是石沉大海，依然是退稿信，我还是不敢说出我的梦想，可是我坚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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