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咬紧牙关时

作者／摩多

 

也就是从那时起，紧咬牙关的神情在我脑海里留下了并非痛苦、煎熬的印象，而是一种自我的、极富欺骗性的享受。




一
冬季临近的时候，我在冲绳县的那霸机场落地，左手拉着暗红色行李箱，右边托着一个金属保温杯。海风吹起的长发正好遮住了刺目的阳光，我得以睁开眼，看到金城晃动着身子远远向我走来，像一尊浑身散着金身的佛像。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金城笑了，说：“你手里拖着的保温杯在反光，像一尊菩萨像。”若干年后，在黄浦江边的茶餐厅里，金城向我坦言：“当时如果不是‘佛’和‘菩萨’，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开口。”那时的金城已有了家室，他妻子的父亲是冲绳当地的议员，主张恢复农业和生态，这和金城的观点完全相同。
十一月的边野古浸透了海水的湿气，烈日与飞虫环伺的岛礁带来了南美洲雨林里才有的沉闷氛围。金城注意到我的窘迫，把他的草帽递给了我，说：“这里大部分时候不是这样的，很少有上海那种梅雨季。”但恶劣的天气让我呼吸急促，只好摇头回应，大颗汗珠洒在水泥板上。好在这种不适只是一时的。之后的几天，旅程的疲惫感骤然消退，我扛着去年年初入手的一台索尼A7相机拍下了长濑岛的咖啡馆、首里城的遗迹、北谷公园的日落海滩……一直到夜里才赶回位于美国村的酒店。那天晚上，我在街角的自动贩售机前买饮料，两个醉醺醺的美国大兵叫嚷着穿过十字路口，朝着深邃的巷道挪动着，怀里搂着一名穿着深色浴衣的小个子女郎。她的个头几乎只到左右两人的腰间处，但发出的笑声却和醉汉们一样大。在拐进深暗小巷前，她猛地回头扫视我一眼。
我不知道这样的眼神诉说着什么，它既不同于眼前危险的场景，也不似声音里的欢快交谈，不像在求救，更不是在玩闹。但这样的夜色对于一位独自站在异国他乡的街角的女孩而言，实在是有点晚了。于是我弯腰取出自动贩售机里的罐装咖啡，匆匆回到了酒店。第二天一早，金城打来电话，用蹩脚的汉语掺着英文单词告诉我，最近忙着海边的工作，很抱歉一直没有联系我。接着又说了些“感谢理解”之类的话。最后挂断了电话。
这样的彬彬有礼反倒让我觉得无所适从。在大学时代，他在皮划艇运动上展现出了一种野心勃勃的热情，也一度是黄浦江上最优秀的弄潮儿——至少是在他们留学生的圈子里。那时我专注于学分、绩点这些东西，为了一两个社会公益或乡村支教的名额而同人吵架，和几个原本关系不错的男孩争取保研名额而闹僵。那会，我和金城都处于一种狂热的状态，尽管方向上截然不同。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在联谊会上认识了他。“你好，我是金城海斗。”口音很明显，但这已是我见过中文最流利的留学生了，剩下的人大多一个汉字都不会说。这次联谊并未造就想象中的爱情，反倒是多了位有趣的朋友。在金城的影响下，我体验了几次皮划艇和潜水，以及这辈子都不会再次尝试的生食鱼肉。我们的观念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因此叫我登上皮划艇的事情异常艰难，尤其体现在劝我收起太阳伞和戴上尺寸完全不合适的护目镜上。相对的，金城也体验了在咖啡馆里安静地坐上一个下午。他告诉我，毕业后他会去申请加入“日本独木舟联盟”，成为注册运动员。但那时，我搅动着逐渐消散的奶泡走了神。一直到多年后，面对着许久未见的金城，我坐在对面的沙发上，搅动着一杯没有奶泡的热咖啡时，猛然想起了这件无足轻重的旧事。
在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安排的悠闲早晨，我走出酒店，沿着季风的指引，鬼使神差地向着边野古冷清的海边走去。从荒废的公园到阴翳的小道再到铁栅栏断裂的缺口，每经历一次穷途末路就总能顺着一个方向找到入口。于是在一个小时后，我命运使然般地到达了海边，看到了足以让我此生留下记忆的一幕：巨大的起重机横亘在海面上，四周围绕着大大小小的船只，将盘踞在海面的管道编织成束缚的巨网。船只们轰隆轰隆运作着，海底的泥沙被从一处喷吐到另一处，在边野谷往日宁静的海岸边逐渐填出一块伤疤般的新大陆。警戒线外，海鸟受到惊吓发出凄厉的惨叫，一艘艘渔船组成的舰队无力地抗议着，像过去围在菜场口观看行刑的脚客。我这才想起金城曾告诉我，在他的家乡冲绳，美国人正准备扩建一处海上基地。我好奇地走向海边，地面颤动的触感越发剧烈，直到走到岸边最靠近警戒线的位置时，海上那头工业巨兽发出的喘息声夹杂着搅动泥土产生的腥臭味已将我完全包裹。到了这里，依稀可见抗议者船上写着字的旗帜。它们老老实实地在警戒线外的风中徘徊。
就在场面一筹莫展的时候，一艘小船摇着桨冲破了警戒线，随后，又有几艘船跟着驶了进去。几乎在同一时间，警戒线内的几艘船也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冲了过去。我看到那些骑在鲨鱼鳍上的人戴着统一的黑色面罩，抓捕着闯入的渔船。他们在数量上占据上风，没一会，那些渔船就纷纷被掀翻在了海面上，他们将掉到海水里的缴了械的人们接上自己的船。后来金城告诉我，那些带着黑色面罩的人全部都是受雇的当地人（甚至有一个还是他的邻居），美国人想要解决这场骚乱完全不用大动干戈，只需要花上一点点钱，就很容易从他们中将人区分开来。
闹剧落幕了。我摇了摇头，替被毁坏栖息地的海鸟和渔民感到难过。轰隆轰隆的震动一刻也未停止，海滩变成一滩滩烂泥，再过几个月，就会变成一个新的极乐园。就在这时，我猛然看到一艘皮划艇穿过层层围堵，向着最深处的基地冲去。我几乎确认那就是金城，娴熟的划艇技术，黝黑健硕的臂膀，用力时就像在痛苦咬牙的面部表情。皮划艇经过的波纹在远处如流星般汇合，那些黑面人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但这都不重要，因为任凭皮划艇的技术再怎么精湛，最终总会有一把抵着他脑门的M9手枪让他停下来。
我站在惠风和畅的海岸边，紧捏着快要被海风粗暴掀起的裙角，猛然想起几个月前，在来往的邮件里，我向他询问毕业后的发展时，金城过了很久后回复我，他已经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弄潮儿。


二
在我小的时候，学校小卖部流行过一种塑料袋包装的麦芽糖零食。撕开包装袋后，褐色的硬糖一面展现出层叠的饼状质地，另一面则是光滑的平面，刻着“XX制糖厂”。这种五毛钱一袋的糖吃起来极度需要技巧，必须快速活动下颚、嚼碎、吞进肚里，否则如果等糖化了，就会死死粘在嘴里。但这一缺点却成了一种娱乐。同糖果的悄无声息的大战成了同学们在无聊课堂里的唯一消遣，也就是从那时起，紧咬牙关的神情在我脑海里留下了并非痛苦、煎熬的印象，而是一种自我的、极富欺骗性的享受。甚至在多年以后的工作中，我见到加班中的同事露出这种神情，第一时间想到的却是一种正面情绪。
同事狠狠咬着牙，一边敲打着键盘，一边咒骂着没有边界感的甲方和完全不负责任的领导。我听他骂得越来越快、言语越来越粗俗、逻辑越来越缜密，忽然想起了儿时那些一起吃麦芽糖的孩子们，不由得觉得好笑。
“你在笑什么？”他注意到我，眯着眼侧过头来。
“你吃过麦芽糖吗？”我竟然真的想跟他解释。
“你说的是两分子葡萄糖吗？”
我们压根没有在一个频道上。我看着窗外浓郁潮湿的夜色，起身接了杯热咖啡，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直到我收拾好包、披上大衣，临走前冲他打了声招呼，他都没有抬一下头。那杯未被发现的咖啡静静摆在他的眼前，还在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这位同组的同事也是我的校友，大我两届，在毕业后引荐我进组。这份工作在当前的就业环境下炙手可热，因此我对他始终带着些感激。这里的工作环境、福利待遇都令人羡慕，唯一的问题在工作强度上，项目进行到最可怕的时候，人人都需要跟自己的内心谈谈奉献，以此来消解多年教育经历所塑造的对人权保障的过分尊重。好在这里从不通宵，一到晚上十一点半，物业的大姐总拿着一串钥匙站在走廊上，对着明亮安静的大厅里喊上一句：“要断电了，电梯要关了！”久而久之，她那带着口音的如唱山歌般的高亢嗓门，成了大家与项目鏖战时的鸣金般的救赎。我曾经跟同事说：“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我们下班居然要靠写字楼物业给台阶下。如果不是物业晚上要断电，我敢说这里的所有人都得通宵。”
同事却大义凛然地告诉我：“这是项目周期导致的。但如果公司没有项目，我们也会失去工作。”
“项目周期怎么如此不合理？”
“因为我们要和全世界争夺订单，自然得拿出优惠的价格跟出色的服务来。”说到这里，同事仿佛打开了话匣子，“你知道卖出一部六千块的手机，公司能获得多少利润吗？”
“一半以上都用来买硬件了。高通的芯片、索尼的摄像头、三星的屏幕等等。还有一小半的专利费和软件服务。另外包括研发、组装、物流、渠道等等费用，赚到的实际上连10%都不到。但是这些都不能省，尤其是在自主研发上……”
我已经不想再听了，于是假装在耳机里接了通电话，终结了这个话题。
这位同事的古板与执拗可见一斑。可即便如此，我仍觉得他是个可靠的好人。但在过年前的两周里，这个愿意为公司忧虑的胖男人被辞退了。区域领导亲自找他谈了话，又叫人事拿来了合同，才不到一个下午的时间，他就在合同上签下了字。
“调休结算成加班费，电脑入库，工作自行交接。”领导挥了挥手，让出去时候把门捎带上。
于是，我左边的位置空了出来。工作之余，我时常盯着那个位置出神，因为这是一个强烈的唇亡齿寒的信号。他加班时，咬紧牙关的样子像极了儿时那些自愿同麦芽糖作斗争的孩子。不到两个周，一个戴着蓝色鸭舌帽，头发编成两根粗麻花辫的年轻女孩怯生生地坐到了那里。我这时才恍然，难怪公司总有那么多青春靓丽的年轻人。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特征，廉价、年轻、了无牵挂。
属于我的审判之日很快也到来了。我打包好行李离开这里时，上海正下着令人讨厌的梅雨。那条街吵闹又绵长，往日拥挤的地铁口此时畅通无阻。我开始留意沿街一些老建筑的装潢、精心设计的植被和戴着头戴式耳机漫步在雨中的学生，他们沉浸在自己的静谧世界里，只有踏在雨水里的双脚在移动着。失业的事情并未让我有难过或是落差感，因为儿时食用麦芽糖的经验告诉我，必须快速嚼碎、吞咽，否则等它留在嘴里变得粘牙就不妙了，像那位可怜的同事那样。对我而言，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好好休息一下。
第一周的时候，我告诉自己生活要顺其自然，却并未就此过上想象中的混乱无度的日子，反倒每天七点钟起床，三餐全部由自己在出租屋的小厨房里完成（此前我从未在这里开过火），然后阅读、散步、保持网络社交，晚上不到十一点就睡下了。这种极度的规律反而让我获得了自由。但到了第二周的时候，一切感受就不同了。母亲的电话从老家打来，她语气严肃地说着社保中断的危害，紧接着提到了要赶快结婚和抓紧要孩子，然后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你现在一无所有了。”
照理说我应该很快反驳她，若这通电话发生在离职之前，我会毫不犹豫地和她吵上一架。但眼下，也许是宁静规律的生活安抚了我的情绪，也许是从母亲的话语中感受到了一股真正的绝望，我没有多讲话，下决心再次回到职场。然而，这几年就业环境的衰败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的简历从行业龙头企业投到初创公司，竟然统统没有回音，待遇优厚、岗位丰富的工作几乎仅向应届生开放。我在这周里一无所获，连一次面试邀约都没有。在一个失眠的雨夜里，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原来也没能逃脱那个被麦芽糖粘住嘴巴的狼狈不堪的结局。那晚，我哭着给母亲打了通电话，她认真听我倾诉着，直到啜泣声和雨声一起停下来，她告诉我，其实社保交不交，一时半会也没那么重要。母亲让我一边继续找工作一边出去散散心，只要心情好了一切糟糕状况都可以扭转。末了，她告诉我，就算找不到工作也可以，她会像小时候那样养我一辈子。母亲说完这些的时候，晨光穿透厚重的雨云，整座城市从仿佛长达数个世纪的沉睡中苏醒。


三
在一堂数据结构课上，教授向我们解释计算机中的“随机数”。
“程序中一般不存在真正的随机数，因为逻辑电路必定是可预测的。我们只要掌握了生成随机数的算法和算法依赖的状态信息，一切随机数就都可推断出来。”
“一些算法通过精确到微米的时间、CPU的状态、进程的ID等等来组成看似随机的数。但这都是假的。”
“宏观世界也是一样，”他说着，走到窗边，伸手推开了窗户。窗帘被风吹动、像少女的裙摆在春天里欢快地扬起，“风可以被预测、窗帘运动的轨迹可以被预测。前提是我们知道风向、风速、窗帘的材质，以及一些简单的力学公式。”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我第一次认识到，如果有足够的计算能力和状态信息，一切都可以被预测。而如果一切都可预测，换句话说，一切都是既定的宿命。正当我陷入可怕的想象时，教授却说：
“宏观的物理世界当然不存在随机性，但是量子层面的随机性却是普遍存在的。正因如此，我们的世界有了十分有趣的变化，这些几乎微不可察的随机性叠加起来给人类带来了颠覆性的惊喜，基因的突变、意识的诞生、社会的形成……这是来自空洞宇宙的最后浪漫。”
这堂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直到十年后，当我站在边野古令人心旷神怡的海边，依然一发不可收拾地回忆起这件事来。我想把这个故事告诉金城，以此来激励他的壮志，看，一切还是皆有可能的嘛！但那会儿，他应该正被关在警察署的留置场里。到我临回国那天，金城仍没有出现。临走前，我向酒店前台借了纸笔，把想说的话写下了，倘若他出来后前来找我，就一定能看到这些。
回国后的几天里，这段记忆带给我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会在每次收到新邮件时向自己提问：“在我观测它之前，它包含我想要的一切奇迹吗？”然而，大部分时候都是广告或猎头。冬季的上海开始在各个有水的角落悄然结冰，尤其是在我刚走出浦东机场的那一个小时，这座城市仿佛向人们宣泄着从这个世纪以来的虚伪热情。我不再对重回到心仪的岗位抱有任何期待了。好在之前的积蓄也够，零负债的生活习惯让我此刻感到无比庆幸。
回国之后，我生了一场重感冒。在最严重的几天里，我几乎无法从床上下来，只好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下床、开门、取外卖，以此减少起床的次数。那几天里，我从白天睡到黑夜，又从黑夜昏睡到破晓。有时我无比欣慰这场病生在了现在，如果还要上班，那将会是一场怎样的折磨啊！在情况稍微好转后，我很快就纠正了自己的想法。人不能怕生病，就像人不能怕上班。
这天，忘记是得病后的第几天，我彻底无法面对这糟糕的居住环境了。不到五十平的单人起居室里，原本整洁的餐桌上堆满了瓶瓶罐罐，油和糖渍粘在餐桌上，打包好的黑色垃圾袋早已占领了换鞋区。我头昏脑胀地起身，一边忍受着强烈的心跳和剧烈的呼吸，一边将屋里的垃圾收拾下楼，彻底丢进回收站里。就在我刚直起腰缓了缓神的空档，猛然发现前方的两位熟人。
那位先我一步离开公司的同事，此时正和他的妻子在楼下散步。一见到我，同事立马别过头去，一张洁净肥胖的脸瞬间红到了耳根。这一举动弄得我也有些尴尬，一时间进退维谷。之前因为离工作单位近的缘故，许多同事都租住在这一片小区里，也许是因为小区比较大，我们上班往往有不同的线路，导致我明明知道他住在这里，可连一次也没碰见过。她的妻子是位温柔、举止得体的南方女人，我曾在公司团建时与她有过一面之缘。那时我们在红河谷的清涧旁安营扎寨，她烤肉时对于火候的精确掌控和不徐不疾的刷料功夫让我几乎确定这是个细致的扬州女孩。她是个自由的互联网工作者，平时保持更新着自己的网络小说、顺便帮老家做点买卖饰品的小生意，令我羡慕不已。
在同事转身逃走后不久，她的妻子大方地冲我打了声招呼。
“难得在这儿见到你，最近怎么样？”
我把被辞退的消息和公司的情况告诉了她，在一声声惊讶的感叹语后反问刚才的情况。她轻描淡写地说了丈夫的处境，因为怕见到前同事，只在大家的上班时间才敢出门。令人深感意外的是，她似乎心态很不错。红色的蝴蝶结和显得气质非凡的妆容，衬托着我的邋遢与萎靡。
“你病了？”她也在不经意间打量着我。
“感觉一瞬间进入了深冬，身体适应不了了。”
在知道我是一个人住后，她问我要去了地址。
“再晚一阵就没机会了，今年的房租一到期，我们就搬走了。”她说着，转过头去寻找着人群中失魂落魄的丈夫。
我很开心在这里遇见这两个人。现在这种时刻，我急需像这样有生活气息的随机事件注入我的生命轨迹里。正如此想着，时间来到了晚上，同事的妻子敲响了我的家门。
“这是砂锅煲的汤，简易版的佛跳墙。”她小心翼翼将硕大的砂锅连同保温袋放在了门口的置物架上。
我不知道该如何感激她，只觉得一股由内至外的温暖让我充满力量。道别后，我喝着暖和的海鲜汤，想着等病好了就把砂锅还回去。结果，同事一家在一个周后就搬离了上海。扬州人有赠送别人砂锅的习惯吗？我不得而知，只知道这两个人在这座寂寞的城市中得到我所奢望的解脱。


四
一月份的时候，我给家里打了通电话。从长时间的忙音和听筒那头传来的噪声中，我感受到仿若不同世界的气息。母亲语调轻快地和我拉着家常。家里来了一堆亲戚的孩子，一天到晚总也安静不下来。几户人家每天都在轮流放炮，警车鸣着笛从小区这头跑到那头，一边管教着不守规矩的长辈们，一边手里被他们塞来的奶糖、麻叶和果品填满——片区的民警几乎都是自家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亲戚们一个周内聚了三回，除开睡觉时间外，每个人不是走在去做客的路上，就是在厨房里忙着做饭，招待即将到来的客人。母亲滔滔不绝地说着，我的意识在对家乡过年氛围的回忆与上海流光溢彩的夜晚之间反复轮转。最终，我轻声地告诉她今年不回去了。母亲“哦”了一声，又继续聊回了她的家常，致使我思考了很久的理由都没用上。我认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每一次对话的结束时刻，这是人基本的社会性技能。当我们都意识到这场对话的终结时，我明显感觉到电话两边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临挂断前，母亲最后嘱咐了句，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拉开冰箱门，从中拿了盒牛奶作为晚餐。最近一到晚上就没有什么胃口，对辛辣和油脂更是生出了一种反常的排斥。加上近日规律的作息，反倒让我觉得，健康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场反常的骗局。这时，手机屏幕闪烁了新邮件的提示。我强压住兴奋告诉自己，现在单位就快放假了，不会有公司在这个时间点组织面试的，却还是无法克制地快速点开。果然，是金城发来的邮件。
信中，他告诉我之前的事情告一段落了，他也通过我放在酒店的留言信，知晓了那天我正在边野古的海滩上见证着这一切。他告诉我，他被定性为主谋，总共被关了二十三天才出来。
“事情没有任何改变，没人会对我们的诉求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对我们而言，这片海岸上的基地就像是一颗还没炸开的原子弹。”
我当即回了封邮件，宽慰他事情也许还没那么糟，一切都会有转折的，事物永远不会朝向我们所认定的未来发展。这样的劝慰似乎对他有用。很快我就收到了下一封信，他说他好受点了，无论如何现在都不是放弃的时候，自己的双手不能停，要为了这场该死的革命继续划下去。我想到他此时在电脑前咬牙切齿地样子，不由得感到心酸。如果春天来了，我仍然未得到任何工作，会不会跟他一起在电脑前咬牙切齿？会不会这辈子都咬牙切齿下去？像永远咀嚼着一块粘牙的麦芽糖一样。
就这样，我独自在上海的出租房里度过了最宁静的新年。跨年的钟声敲响时，我早已戴上耳塞陷入睡眠，大年初一的早上醒来后，去小区附近的连锁超市买蔬菜和肉类，除了人少了许多外，这里和平时完全没有区别。往后的一个周里，这种宁静像慢性病一样蚕食着我。我开始越睡越晚，一躺下床，心跳声震得我怎么也睡不着，一睁眼，往往天还没亮透，只有远处公路的早班车驶过发出细微的轰隆声。再往后，我开始觉得屋子里闷得透不过气。我强迫自己每天下楼一个小时，沿着固定的路线坚持走圈，然后同亲友们说上几句话，无论是谁都好。我在午后喝一杯咖啡，以免中午的睡眠影响晚上休息。又在下午做一些强度适中的室内运动。三天下来，我的睡眠和心慌得到了有效缓解，而我却过得像上班时一样。
金城无法理解我由于失去工作后产生的压力，在他看来，不敢点开朋友圈、不愿意聊别人的生活话题或难以投入一件事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一种来自底层的空虚感。他说，他和我正在经历的不同，他正眼睁睁看着基地澄澈的海面被一点点填满，海上的游标一点点向外扩大，站在反对阵营中摇旗呐喊的人群一点点散去。我想，空虚感和无力感，的确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绝望。


五
年关刚过，我收到了一家初创公司的面试邀请。这个喜讯很快就像春天的植物孢子一样在空气中炸开。我沿着苏州河的河岸巡回，踩着湿润的地砖，从一端走向另一端。那段时间里，我不再近乎纠缠地与朋友们做内心的审查，不再将过往生活中的每一个时间节点揪住盘问，像是从颓丧的心境中猛然走出一般。“发生了什么？”感受到这种变化，有朋友关切地问我。但我翻看着几个月来同她那些不可理喻的对话，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像原本漂浮在海面上，遇到暗流就会暂时沉下去的浮漂一样，时至今日，我始终称那段离奇的时间为“下沉岁月”。在苏州河边的最后时刻，河面的风吹得我眼眶生疼，回到屋里，我仔细检索了那家公司，从经营状况到团队成员，我几乎收集了一切相关信息，甚至连创始人高中时参加歌唱比赛的得奖记录也了然于胸。到了面试的时候，这些都没起到作用。看着眼前那些熟悉的脸，我脑海中浏览过的资料全部随真人的出现串联了起来，就像是暂时失去记忆的人猛然开窍了一样。面试的流程和大部分公司如出一辙，从简历入手再到技术性的提问。由于孤注一掷带来的压力，我答得很糟糕，说话也磕磕绊绊，就连一些最基础的技术问题都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好在最终决定我是否留下来的只有两个问题：“是否接受加班和出差？是否准备结婚和生孩子？”我从容回答出了正确答案，第二天就收到了入职的短信。
从此，我不再回忆下沉岁月里发生的事，就像封存一个漂流瓶时的心态一样，木塞按进瓶口的那一刻便不会想着再次打开它。但若干年后的一个夏夜，我大汗淋漓地走出公司健身房准备回家休息时，收到了金城的邮件：
“好久不见。”这个一如既往的开头让我感觉有些想笑。
“……我还记得当时在边野古时的遗憾。如今我没再管那些事了，最近的生活也步入正轨。我结婚了，同时在一家渔业公司供职，最近会去一趟上海，有时间见面吗？”
虽然不想回忆起那段时光，但我对于金城这个人抱有很大好感的。我回信表示同意，随后约在黄浦江边的一家咖啡馆——那是大家学生时代常去的地方。我向公司请了假，短短几年的光景，公司已由不到十几人的初创团队发展成分布两地、几千员工的中等规模企业了。当初面试我进来的创始人端坐在沙发椅上，直接签字批准了我的请假，随后才问我怎么了，是身体不舒服吗？我告诉他是要和旧友团聚。他轻点了下头，在我正准备转身离开时说：“对了，公司的网站更新了每个骨干成员的工作经历，有时间提供下你当时的情况。”我没在意，只是答应了一声。
这次会面给我留下了很奇特的印象，我记忆中那个总是在努力坚持的少年彻底不见了。金城带着股浑身放松的气质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说话间不再唉声叹气，完完全全成为了一个游刃有余的成年人。只是那种生长在海边、训练皮划艇带来的孔武的精神气仍在，那紧蹙眉头、咬牙切齿的神情，恐怕永远也见不到了。金城总是将话题引到我那段失业的时间里，我只好再次回忆起当时那些难以启齿的情况。我告诉他，那些日子我根本不想再记起了。金城喝了一口加满焦糖和可可的咖啡，说那是他最怀念的日子。
晚上，在回到住处的路上，我一直在回忆金城的话。手机传来一阵响动，我打开一看，是行政那边新来的小姑娘。我这才想起要提供网站个人信息的事。电话那头，她小心翼翼地说，很抱歉这么晚打搅我，但是今天必须要弄好这块内容，这才不得已直接打电话过来。随后，她又赶紧道了歉。我看了下手机飞书里的一大串未读消息，问道：“你还在公司吗？”
“是的。”那边传来尴尬的轻笑。
我看了下表，已经过了二十三点。我顿时感到有些愧疚，赶紧把信息发了过去。
“等你到家要过零点了，我去接你吧。”我挂断电话，直接驱车去了公司。来到楼上，黑暗的连廊尽头是一片宽敞安静的办公室。小姑娘眼前的屏幕还亮着光。一见到我，她赶忙起身道了声谢，我告诉她，明天再弄就行，这件事没有你的领导交代的那么紧急。这个矮个子女孩目光炯炯地看着我，看得我脸颊发烫。
“好了，我送你回去。”
她说谢谢姐。
一离开公司，女孩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奋劲。她坐在副驾上，一边跟我讲述着工作的有趣，一边给我指着路。
“我在整理网站资料时看到了你当时刚来公司的照片，”她说着，“我发给你，肯定很怀念吧？”
“是什么时候的照片？”
“应该是面试时。”
车驶过一个熟悉的路口，我顺着指引来到目的地时才蓦然发现。此时，车正停在几年前我租住过的小区门口。这里相对低廉的价格和接近各个产业园的优势的地理位置，受到了不少初来乍到的年轻人青睐。女孩向我道了声晚安后下车走进了小区，模糊的背影让人有种置身事内的感触。我在车上坐了会儿，午夜安静的氛围让我格外冷静，隐隐散发的桂花香气在街道上缓缓流动，我摇摇头，过去的生活像幽灵一样扰乱着我。我不知道这样煎熬的记忆是否有意义，也不知道是否自己非得像其他人那样，面对下沉的岁月咬紧牙关、忍辱负重地撑着。
我摇摇头，决定不再胡思乱想。可在我刚打开手机，看到女孩在车上发给我的照片时，一切企图挣扎的举动全都戛然而止。我看到照片里，过去那个正在下沉的自己正像接受审判的罪徒一样端坐在会议室对面的木制椅子上，面对着一排正在宣读罪行的面试官们，瞪大了眼，死死咬住了牙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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