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

作者／摩多

 

 我满脑子想的却是我该做什么？究竟想要什么？在毕业之后到底要上哪一条岸？




人民医院狭长的消防连廊里，一只灰林鸮悄然落在栏杆中央，没人注意到从它身上抖落的那片灰褐色的飞羽。它被消毒水的气味淹没，又被风卷到尘沙堆积的不起眼的角落。路过的人们只会觉得，那是从护士们用来打扫病床的鸡毛掸子上落下来的。我从室内走到半开放的连廊与那双深邃悠远的鸟眼相对时，它的脑袋正扭动成诡异的姿态，像一张戴在脑后的脸谱。我想起小时候祖宗祠堂里的金猴像，每到雷雨天无法用电时，我都不敢独自走过大堂。那张面黄肌瘦、看不出眉毛和瞳孔的陶瓷制的猴脸，成为我儿时午夜噩梦中的常客。
 
一
夜里，我把未喝完的罐装咖啡倒掉，丢进垃圾桶，易拉罐“咣当”一声坠入桶底，将整个楼道的感应灯惊醒。我看了看手机，1点37分。镜子中的人在昏暗的灯光下显露出一种溃败的疲态，像京剧里卸了一半妆的武生。我洗了把脸，从盥洗室走出来时，楼道的灯亮着，但我还是习惯性地清了清嗓子。回到实验室，我简单收拾了下随身物品，关掉空调，将服务器里的实验进程挂起。今天就到这吧。沿着一条悠长的湖边小路走回宿舍，除了明镜一般的湖面上传来的草木馨香外，还有鹅棚、树影、凉风，以及一家24小时便利店。这是我一天中最愉悦的时间。就餐区有几个学生盯着笔记本电脑屏幕，手划过键盘发出清脆的敲打声。我从他们之间穿过，轻声叫醒还在打瞌睡的店员，点了一杯姜汁可乐。
就这样，我重新走在湖边，手上那杯姜汁可乐还冒着热气。眼前的湖是静谧的，偶尔有鱼或昆虫搅动水面发出的声音让它更加静谧。我无数次见到这样的场景，本该早就不为此动容，但此时却总有种说不出的怅然。我环顾四周，不知什么时候起，周围连一个人都不剩了。一股冷风从湖面吹过，我打了个寒颤，这才注视起刚刚从湖面上升起的月亮，完全没有春江花月夜般的氛围，那颗月亮像一个发亮的流体一样在水面上扭曲着，上面扎着一根锥形的刺。
“不对！”我这才看清那根刺，是一个背对着我的人影，此时正伫立在水面的月亮上，犹如夜晚浮在海面的海妖塞壬。想到这一点时，我一边朝月亮快步走去，一边迅速脱掉厚重的皮质外套，只剩下一件薄衬衫。没了衣物遮蔽，初春料峭的夜风简直就是最锋利的杀人凶器，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也会在这个湖里丢掉性命。起初，那人以一种极慢的速率朝湖里走着，在我冲过来时，她似乎是打滑了，开始迅速向水里下沉。在即将倒下的前一刻，我踩着浅水处的石头，伸出去的手一把抓住了她的后领口，像拎一只鸡一样将她拎了起来。第二天，这件事就传遍了整个校园，可仅仅过了一个下午，就再也没人提起了。
我们都因为感冒住进了校医院。这里只有一间住院室，我们顺理成章地成了室友。入住的第一天，她始终一言不发。我忍受着剧烈的头痛跟她打了声招呼，却以她安静的回应而尴尬收场。为了防止再有轻生的打算，我只得强忍着困意，时不时支起脑袋来瞥她一眼。
这一天内，她的辅导员前前后后共来了四次。第一次，粗暴的开门声惊动了所有人，一个年轻女人戴着金丝边框眼镜，举着一部与小巧身形极具反差感的大号手机直冲向病床前。眼前的女孩正大睁着双眼注视着她，点滴瓶里的动静是无声的反抗，软管里一声滴答，瓶子里就吐一颗泡泡，时间就走过去一秒。辅导员郑重地嘱咐她这件事务必要保密，尤其是不要发布到网络上，引发不必要的舆情。随后，她询问她到底发生什么了，怎么这么想不开？接着又滔滔不绝地问她现在感觉怎么样了？直到最后，辅导员才意识到她从一开始到现在，根本没有说过一个字。
第二次是午后，她急匆匆跑进病房，手里的那款大号手机屏幕不断闪烁着。她先是朝那双注视的眼睛尴尬一笑，然后将注意力转到我这边。
“你是那个见义勇为的同学吧？”她询问道。
我点点头。
“博士生？”
“是的。”在我开口后，她明显放松了下来。
“我早晨说的你应该也听见了，学校好不容易才让大家不要到处乱说，你们作为当事人，可千万不能露面。不过万幸没出什么大事。”点滴的滴答声停了，我忍着剧痛支起身子，按动头顶的电铃请护士换药。
第三次是在下午。她的再度到来让我很意外，还没等踏进门，她就气喘吁吁地开口道：“通知你们一下，这两天可能有领导也要来。”
“这些信息直接发给我就行。”我掏出手机添加了她的联系方式。辅导员捋了捋粘在额头的碎发，向我道了声谢。
第四次是在晚上。也许是夜晚的作用，她再也没有了白天风风火火的气势，甚至稍显狼狈，连二楼的几节楼梯都能让她喘不过气来。她手里提着水果、舒化奶、饼干等等由巨大包装袋组成的红色堡垒，一股脑堆在了我们两个病床间的空隙处。
“还不回家吗？”我好奇询问道。墙上的时钟显示已经过了二十二点。
她礼貌地笑笑，拿出那个大号手机，对着病床、慰问品、点滴和两位病号学生，按下了快门。
辅导员走后的那个晚上，身旁的女孩总算开口说话了。我什么也没问，只告诉她辅导员送来的奥利奥饼干很美味，它不应该被用来配牛奶，而是热可可或咖啡。女孩笑了，反驳我说：“才没那回事。”
时至今日，我才感觉自己误打误撞之下做了一件极其正确的事，我没有揪住她的过去不放，因为那毫无意义。轻生的人要不就是有什么想不通，要不就是把什么都想通了。但在当时看来，我只是不想主动把自己卷入别人的漩涡之中，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当然，这得是在心安理得的前提下。
 
二
原先属于公共区域的花园，在一次声势浩大的重建项目中被彻底推平。由此，整个学校拆除了忒修斯之船的最后一块木板。组里的老教授感叹道，属于他学生时代的最后记忆也彻底消亡了。一位同组的师弟悄悄告诉大家，实际上教授说的是假的，上次开全系大会的时候，他上台致辞时说的是：“倘若我这一届人全部退休离开，那么属于我学生时代的最后记忆也就彻底消亡了。”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师弟总结说，在私下时，他会感叹那座古朴雅致的花园，在公开场合时，他则会怜惜同窗的情谊。
还有一次，老教授在酒桌上跟大家说，大学教师本质上是一群住在学校里的销售员。酒局上，几位刚进组数月的年轻讲师醉醺醺地点着头，诉说着曾经上学时的逍遥日子，和如今闷在实验室里申请那难如登天的项目基金的晦暗时光。老教授又转向我们这边说，新的博士生毕业成果要求已经表决通过了，总体来说是变难了，这几天马上就会公布。有人猛地将杯子砸在桌板上，于是谈论越来越激烈，老教授说了两句宽慰的话，随后呷了口快要溢出来的酒水，满意地笑着。我望着杯中玻璃一样清澈的酒液，老教授的脸像一个八面玲珑的琉璃珠一样倒映其上。师弟也许就是在那时对他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但早在这之前，大家就听说过他年轻时媚上欺下的事迹，诸如一边让自己学生给学校领导的项目搭把手，一边发不出劳务费，就连最终的成果署名也不去向领导争取。不过那些只是传闻，我们能看到的只有一个早就对学术研究失去了兴趣、只等着过退休生活的老头罢了。
三月份的时候，老教授生病住院了。组里安排大家轮流去医院探望，每月一次。第一个月的人选是我。实际上原本应该是师弟，但他推脱说实在不想和这个老滑头独处一室。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师弟说，“要是他看到来的人是我，会病得更重的。”
无奈，我只好同意和他交换。再有三个月老教授就光荣退休了，到时候探望也会终止，师弟大概率永远也轮不上了。
“我明天一早去。在哪里？”我问道。
“人民医院。”
第二天一早，我打车到了医院门口，在旁边的连锁超市里买了些食品和水果混搭的礼盒，临走时又顺手拿了些营养补剂。
“先生，一共三百一十九元。”
我扫码付了款，说道：“发票。”
柜员小姐转身从堆满杂物的货架上撕了四张一百元的手撕票。
我将票据揣进口袋，想着该以什么方式和他说第一句话。“身体还好吗？我代表组里来探望您了。这是组里给您带的东西。”这几句话在我脑海中反复演绎，直到我推开病房的大门，见到被家里人团团围住的老者时，所有的话到嘴边都烟消云散了。几乎脱相的老人闭着眼，管道连接着的机器维持着呼吸。他轻喘着，脸部皮肤塌陷出深坑，平日里显露出狡猾之色的巨大腮帮荡然无存，只剩下松松垮垮的皮肤。我拎着满手的慰问品，面对着屋内三代人扭转头颅、凝聚而来的灼热目光，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我一直试图删除这段记忆，无所谓愧疚或是恐惧，仅仅是因为那一瞬间的无所适从。是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做出的一个不适时宜的举动导致了这一切。以至于今后的数年时间里，我都在内心深处抵触这种流于形式主义的探访活动，什么慰问春节留在岗位上的科研助理啦，探望留校的家庭困难的学生啦。尤其是在需要拍照留痕的场合，那些留下来的光学或数码痕迹，简直就是我一生中清洗不净的罪证。
好在老教授的家属并没觉得有什么。我感谢那个慈眉善目、带着习惯性笑容的太太，她是老教授的妻子，是一位已经退休的另一个研究所里的工程师。她说，她丈夫检查出肝癌晚期后立马就安排了手术，今天刚刚结束。我一下子失去了提前离场的理由。一直等到下午，老教授在手术的麻醉退却后逐渐清醒了过来，又过了两个小时，他的太太安排我们单独会面。
“久等了。”老教授含糊不清地说。
房间里充斥着刺鼻的消毒水和呕吐物的气味，我极力控制着鼻息，示意他好好休息，组里我会去通知的，不用担心。他眨了两下眼，在第三下时不再睁开，平稳地睡了过去。
 
三
在儿时放假住过的北方乡下，下雪的冬天总会带来感冒发烧，尤其是我这种天生抵抗力较差的人。有时候发烧会反反复复持续一个周，家人的焦虑也会与日俱增。终于在某一天的清晨，外婆一拍大腿说：“不行！”当即从炕上一跃而起，马不停蹄地赶往县城，在中午太阳刚刚偏移时，她就气喘吁吁地回来了，手上还攥着一大袋纸钱。
母亲看到这一幕，立马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了。她拗不过外婆，但也坚决不配合。外婆只好请来两位邻居，三人轻车熟路，一个人端来一碗清水，一个人拿来三根筷子，一个人生起一盆火。我躺在炕上，只从越来越亮的火光中感受出异常，于是询问道：“干什么？”
“问鬼。”外婆说。
她将三根筷子扶着，让它们立在水碗里。一个邻居闭上眼，嘴里振振有词。我只觉得困倦，但那人嘴里的声音越来越大，吵得我无法入睡。一直重复到最后，我总算分辨出了那人嘴里呢喃的是我过世外公的名字。
“是不是外公来看你了，是不是外公来看你了？”外婆好似在问我，却根本不像在等待着我的答复。我感觉无聊，只好再次尝试入睡。不知什么时候，外婆忽然大喊一声，立住了！我被吓了一跳，睁开眼时，看到那三根筷子正稳稳立在水中。两位邻居见状大惊失色，赶忙往火盆里送纸钱，火焰瞬间向屋顶垂直卷起，整个屋子变得比刚才更亮了。
“春生，你快走吧，你快走吧！”我记得外婆这样哭喊着说。
第二天，我额头的高温奇迹般地消退了。我问外婆发生了什么。她的视线停留在远处的白色山峦间，告诉我说：“是你外公摸了你一下。”
二十年后，站在人民医院的消防连廊上，我一发不可收拾地想起这件事来。此时正吹着和当时相同的冷风，我那一生都在农村生活的外婆，肯定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当年那致使我染病的鬼并非某位过世的家庭成员，而是来自环境本身。我想象着该怎么表达才能让她理解这件事，也许可以这么说：“我亲爱的外婆，见信安。鬼怪这种东西，也许并非我们自己的问题，也许只是充满病毒的环境让我们生了一场大病，仅此而已。”然而这些解释是徒然的，我的外婆早在五年前就过世了。母亲将她埋在她一生都未离开的那片土地上，连同那些旧时的传统一起。
但处在当时的环境中，我对外婆所说的一切深信不疑。退烧后的第二天，外婆就带着我去祠堂祭拜，实际上就是正对着门的正堂。我跟着外婆烧香、叩首，祈求着祖宗保佑。我们跪在蒲团上，外婆闭着眼，双手合十，直到一阵风吹过，几片晶莹的雪花被卷进屋内，外婆才睁开眼说：“好了。”从此，在外婆心中我再不会受任何疾病所困了。即便是后面再因为着凉生病，外婆也对此置之不理，只和几位老邻居们谈笑着过去的趣事。在她看来，鬼早就已经没有了，那些都不过是障眼法罢了。
 
四
到了五月份，天气开始变热。有一股从北向南的沙尘暴经过，让那一个周的温度短暂维持在了低点，代价是在此之后的升温变得格外明显。同时，市区里的植物开始纷纷发情，柳树、杨树等植物不断作祟，粘腻的丝状种子从空气中呛进气管里，带来这个季节最匪夷所思的情绪信号。这是我最讨厌的时节。
那几天，我正在为一场学术会议的最后期限赶稿，这是组里的老师们近期最关注的成果。上周六的晚上，负责实验部分的同学把结果交给了我，然后精神涣散地回去睡觉。最后的撰写工作布置下来时，总共只剩下不到一星期时间了。于是，我理所当然地把自己交给了实验室的夜晚。在首个熟悉的凌晨到来时，我收到一封邮件：
“你好，好心人，我是上次那个被救的落水女孩。我从辅导员那里私自要了你的联系方式，但想了想，还是不要贸然打扰比较好，所以就有了这封邮件，望见谅。现在发这封邮件是不是有些晚了呢？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我一直试着让自己消化那段经历，因此没来得及跟你联系。我后来被接回了家，然后就一直在家里闲着，彻底隔绝了之前的苦恼。人为什么不能好好活着呢？在想通了这个问题以后，我意识到这是场多么幸运的经历，真的很感谢你上回救了我，给了我一次重新上路的机会。妈妈也说，让我返校后一定要去找你。最近有空吗？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当面向你致谢。”
我没有立即回复她，而是关掉了邮箱，重新沉浸在论文编写当中。好在前期工作很充足，实验、理论推导均已完善，才让我这一部分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在第四天的晚上就撰写完成了。我想起先前那封还未回复的邮件，思考之下还是掏出了手机回复道：
“你好，抱歉迟复。前几天实在是脱不开身，到今天才闲下来。这段时间应该有空，看你的安排。”
邮件发送后，我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实验室。还没等我起身，回复的邮件就传到了手机上。她发来了时间和地址——明天，在一家校内的西餐厅里。那家店在本科生群体里是十分受欢迎的交谈场所，这一点从装潢和氛围就能感觉出来。通常一家店的装潢定义了视觉印象，而氛围则体现在嗅觉和听觉。刚一进门，金属原木风格的粗放装饰，和间隔适当、由盆栽隔绝的宽敞座位给了我一种舒适轻松的反馈，木质香料燃烧散发的极淡的清香气味和舒缓的爵士乐随之到来。在这一切清新感知之后，我看到女孩远远伸出的手在绿萝之间晃动着。咖啡已经上桌，还有一杯更适合抵消外部恶劣空气的柠檬水。我坐在宽敞的沙发椅上，不自觉地说了声：“真是个好地方啊。”
“以前从没来过吗？”女孩问道。我们都忘记了打招呼。
“从没来过，这里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远。”
“呀！”她发出惊讶的感叹，“你们还真是忙啊。”
于是，我们的话题就在毫无征兆之下自然而然地铺开了。我向来不是会主动交谈的人，因此这样的局面有这家咖啡店和她各自一半的功劳。不过深色调的装潢也导致这里光线昏暗，倘若不是坐在靠窗的一侧，我甚至要看不清她的脸了。这个瘦瘦小小的女孩披着发，嘴里滔滔不绝地讲着无关痛痒的话。我想，要不是瘦瘦小小的身材，那天估计连我也会跟着沉入湖底吧。不过这样开朗健谈的人，怎么会选择轻生呢？我仍未将这样的话问出口，很有默契地，她也不曾提及分毫。我们从家乡聊到专业，又聊到就业，再到身边的趣事。我将前阵子老教授的事情告诉了她，听得她直摇头。
“恶有恶报。”她慷慨地说。
“也说不上是‘恶’吧。”
“我的意思是，”她连忙解释道，“不是狭义的善恶，而是错误的决定。就像我选择了语言学专业，大学四年结束后就想直接找到理想中的工作，几乎是在做梦，因此就得马不停蹄地向前赶。这是一种‘恶’。”
她又补充道：“不加节制地酗酒导致肝脏出了问题，这也是一种‘恶’。”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咖啡早就见底了，柠檬水换了一杯又一杯，我们都打算结束这场行程。
“今年毕业之后，我会让自己空闲一年，”女孩说，“周围人无论升学还是考编的，怎么样我都不管，一毕业就都删掉。”
“真的能这么决绝吗？”
“那当然。我在湖里的时候就全想明白了，如果我上岸了，绝对没闲工夫再管谁有没有上岸。”
我被她的“上岸”逗笑了。
“所以衷心感谢你，差一点点，我就要自食‘恶’果了。”
她真诚地望着我，说着发自肺腑的话，而我满脑子想的却是我该做什么？究竟想要什么？在毕业之后到底要上哪一条岸？
 
五
老教授死了。消息起初是从他的学生那里传出的，但一来二去，整个实验室的人就都知道了。此时正值六月，是距离他光荣退休的最后一个月，也是该轮到师弟去看他的第一个月。他的一切停止在这个月的某一时刻，是白天还是夜里，是一个人还是有家人相伴，是内心安宁还是怒不可遏？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只是在这个空气逐渐燥热、人人埋头忙碌的时间段里，我记起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久等了。”
然而，这件事情的影响远未结束。在帮忙腾退他的办公室时，我发现一沓明显刻录过的光盘，正静静堆放在书架角落里。光盘盒上并未标注国有资产编号，说明是私人物品。就在我以为这是件再寻常不过的私人遗产时，猛然发现，在光盘盒子那透明的亚克力板背面贴着一个便条，上面写着“连”。忽然之间，天光仿佛变得晦暗，远处的云经过，使得窗户外的晴空骤然压抑。我意识到不好，赶快支开另外几个一同来帮忙的师弟。
“你们先回去吧，这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
几个师弟没有想太多，他们巴不得远离这项晦气的工作，于是纷纷离开了。
我就近在办公室找到一台移动光驱，连上我的笔记本，但文件系统读不出任何外设来——光驱是坏的。看来想确认盘里的内容，只能把它们带回去了。此时，在我脑海中产生的一系列惊人的想法，全部都来自一件事。三年前，在我刚刚入学进组时，老教授曾在一次酒会临近散场之际对我们说：
“在来这儿上班之前，我还以为‘连’是一个罕见的姓氏呢。”
当时，我们只当这是一个酒桌上的大胆玩笑。在我所了解的人里，一位退休的老院长、三个课题组里的五个老师，全部都是这个姓。我将一沓光盘取出，用办公室里的帆布袋装好，小心翼翼地赶回住处。一路上我都在想，也许当时的提醒是酒后的暗语，也许老教授早年间与连家产生过某些恩怨纠葛，也许碟片里藏着的是某些不为人知的隐秘数据。我大踏步走在返回的路上，心跳逐渐加速，像怀揣炸药的特务一样。走过湖边时，我甚至设想过将这一堆炸药就此沉入，这样一切就都恢复正常了。但我最终没有这么做。回去后，在无比熟悉的房间里，我重新插上光驱、放入碟片，直到飞速转动的嗡嗡声传入耳中，我才确认打开了这个“连”。
模糊的视频画面中，一个短头发的小女孩咧着嘴笑着，咿咿呀呀说着什么。我这才猛然意识到，这是老教授的正在国外读高中的女儿，画面里的小女孩是她小时候，而她的名字中有一个字，叫做“远”。我想着那个手写得越来越像“远”的“连”，再次因老教授的事情感到羞愧难当。
第二天，家属开车来取走了他的私人物品。也许是出于羞愧，我全程跟在旁边帮忙，先是把笨重的资料箱搬下楼，又将一些数码产品（包括“远”的碟片）一趟趟打包、送进车里，还有一些散落的合同、签章和文具等，个人的洗护用品、衣物、皮包统统塞进车里。大概跑了有十几趟，我记不清了，只是没想到一个人存在过的痕迹可以这么沉重、深刻。最后一趟下来时，我拿着老教授放在桌上的照片递给了他的太太。
“这是三十年前了。”老人看着全家福上的合影感叹道，照片里，身着中山装的年轻男女站在圣母院前，怀里抱着一个戴着粉色洋帽的孩子，脸上挂着上世纪流行的看起来有点呆板的笑。她从我手上接过照片，似乎没有什么情绪波动。临别时，她郑重地说：“小伙子，辛苦你了。这些事本来应该我们自己来做。”说到这，她停顿了下，接着又表示，她连着上次在医院的探望向我道谢。
我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什么叫“本该自己做”？老教授的妻子拒绝跟我一起上楼，起初我还以为是怕看到老教授的生活痕迹，触景生情之下失了态。但眼前老人泰然处之的态度又让我觉得她不是那样容易情绪失控的人。我不由地遐想，难道真的跟连家有关吗？或者是另外的某些人？但这已经不重要了，这位并不讨喜的老教授溘然长逝，就连搬运他最后一点点痕迹的车子也已经离我远去。很快，那间宽敞的办公室就会迎来一位等候多时的接任者，他会兴奋地布置上自己的痕迹，然后坐在宽敞的皮质沙发椅上喘着气，也许会抽支烟，也许会放一首音乐，也许会随音乐跳一支舞，入驻者完全不必担心任何影响，因为那是一间珍贵的单间正高级教授办公室。我想不到思考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六
时间来到七月。落水的事件彻底销声匿迹了。某次，我再度在夜里路过河畔时，看见一种和那天极为相似的月光浮动在湖面上。我抱着极大的兴趣接近，发现只是在静悄悄的湖面上生出了几只水蚊子，搅动着月光边缘的重影。如今，我没再见过那个落水女孩，也未同她有过一次通信了，那家咖啡店反而成了我时常光顾的地方，那里安逸、舒适，正适合一个午后困倦的人寻找到的一处休息之所。
在第二天，我在咖啡店刚一落座，手机亮起，显示收到一封邮件。在点开之前，我就隐隐有了预感，点开之后随即得到印证。照片里，女孩正坐在一片绿色的草甸上，身后是波光粼粼的湖面。这是赛里木湖。邮件的最后告诉我，她此时正沿着西北环线自驾，错开节假日，这会儿是赛里木湖最好的时候，自己就算要跳，也会选择在这个湖的。看到这些，我衷心替她感到高兴。
剩下的一段时间，我推掉了组里一切事务，申请到了马德里一所百年高校的公派留学基金。学校在马德里郊区，正位于塞万提斯生长的小镇上。作出这个决定后，组里的人纷纷劝诫我，这是一件性价比很低的事情，先不说留学项目究竟对你的简历能起到什么作用，就单单是耽误你发论文这一点，也是完全不划算的啊！师弟也说：“最终还是要回来面对现实世界的。”我十分赞同他的话。但那时，我的脑海里就只有拎着枪、骑着马的瘦骨嶙峋的堂吉诃德，和他眼前那座残破的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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