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两把钥匙递给房东，对方是一位六十出头的上海阿姨。从见到她的第一眼，她脸上就挂着阴沉厚重的愁云。为了纾解她的不悦，我另外给了她半年的房租，房间里里外外都打扫干净了。

尽管如此，她还是没给我好脸色看，斜睨了一眼能给她带来可观收入的钥匙，全然没有了珍视。她靠着门框，抱着手不吭声，半天才用手肘拐了一下那位更像是跟班的丈夫，示意他接过钥匙。

“给你们添麻烦了。”钥匙交还，我和这间房的故事到此结束。

“这房子我还怎么租出去！”电梯门合上前，我听见她又说这句话。

电梯下到8楼，一位老太太进来，和我对视了一眼。楼层跳到6的时候，她侧过脸问我：“9楼的小伙子，房退了？”

我反应了一秒，回她：“退了。”

“房东不好对付吧？”

“还行。能理解。”

“事情都办好了？”

“办好了。准备回去了。”

“他养了一只猫，叫小七。你晓得吧？”他养了三年的小橘猫，应该是送人了，反正不在屋里。

“他送我了。”老太太解开了我这些天众多疑惑中的一个。

电梯在1楼停稳，我贴着老太太的后背往外走，听她继续说：“我养了六只猫。他把小七送我，正好第七只。”

“什么时候送的？”

“一个月前。他在电梯里看我抱着猫，就聊起来。他说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也没精力照顾猫，请我帮他收养。我也不多这一只，就答应了。”

我兀自想象他们在电梯里交谈的场景。也许他就站在我刚才的位置，撅起嘴逗老太太怀里的猫，两人很自然地聊起彼此养的是什么猫，脾性如何，有什么特别的癖好。他应该确认过老太太是个可靠的养猫人，才会把小七托付给她。

三年前，他说养了一只猫，我有些意外。毕竟他们都是傲娇的生物。猫要是招惹他，他绝对不会放过，要么狠狠咒骂，要么无关虐待地拍打。猫也一定会伺机报复，趁其不备挠他一下，再过分点，制造一片混乱狼藉给他收拾清理。后来印证了果真如此。然而他们还是相安无事共处了三年，他时不时会在社交平台发一些小七的照片。

“有天早上，小七失踪了一段时间。我以为它躲在家里什么地方，找了半天也没见到，想着去跟他说一声。”老太太抬起眼睛看我，“等我到了9楼，你猜我看见什么？”

“看见什么？”

“小七在他家门口挠门！我家猫多，开门关门都很小心，不晓得它什么时候溜出去的，还找对地方。”

“您敲门了吗？”我追问。

“敲了，没人应。可能那个时候……”老太太调转话头，“有些事情就是没办法解释。猫也是真灵，跟其他动物不一样的。”

“您要是方便，能不能带我看看小七？”我想在离开上海之前，再试图抓住与他有关的一切。

“走，现在带你去看。”老太太答应了。

五天前，我收到一件快递，小小的盒子里装着一把防盗门钥匙，寄件地址就是刚刚退租的地方。寄件人吕涵，是我相识了十几年的好朋友，我们断联了一年半，半个月前才重新加回微信好友。

我发微信问他什么情况。几分钟过去，不见回复。打电话给他，没人接。我放下手机，接着剪片子，一瞥到放在鼠标垫旁的钥匙，总觉得有些蹊跷。我们刚恢复联系没多久，他为什么突然给我寄一把钥匙？是要我带着钥匙去哪里？取什么东西？

我开始坐立不安，又给他打了电话，彩铃渐渐生出一种事不关己的悠然自得，我盼着吕涵的声音取代它，最后还是等到电话自然断开。我转而拨通段灵霄的号码。

除了我，老同学里和吕涵最要好的就是她了。我和她关系一般，手机号是过年回老家聚会时存下的。她大学毕业以后留在成都，在那边成了家，我逢年过节会因为吕涵跟她见上一面。

“他也给我寄了把钥匙。”段灵霄在电话那头说。

直觉告诉我，吕涵遇到了什么状况，他希望我和段灵霄之间至少有一个人知道。

“我们去趟上海吧。”我也没想到自己会那么快做出决定。

“不跟他家里说一声吗？”她问我。

“还不清楚什么情况。先去看看。”

“准备什么时候出发？”

“马上。”

“马上……”段灵霄迟疑了，“我现在走不开。工作上的事没干完，等下还得接孩子。”

“我先去。你尽量来。”

我跟领导请了假，订了下午两点的城际大巴和晚上七点半的机票，把工作交接妥当，带上身份证和一些随身物品，还有那把钥匙，准备离开办公室。还没下到一楼，庆哥来电话了。

“小罗，备用的摄像机你还是送过来一下吧。”

“庆哥你刚才不是说让其他人回来拿？”

“开幕式马上开始了，少个人我怕手忙脚乱。辛苦你跑一趟。”

我难受得就像有只苍蝇飞进嘴里，吐也吐不出来，一直在口腔里打转，嗡嗡吵个不停。我盘算一下时间，应该误不了车，索性闭上嘴，等苍蝇在里面憋死了再吐出来。

我拎着摄像机打车去会展中心，一路上都是展销会的宣传横幅在风里招摇。县里2020年就要搞的大型活动，因为疫情一推再推，终于在2021年春暖花开的时节落地了。除了口罩这东西还摆脱不了，很多事都有了起色，这座小城的新增本土病例很长时间都保持为零。

我下了车，径直走向红得刺眼的遮阳棚，见庆哥左手夹着烟右手刷手机，另一个同事靠着棚架打盹。摄像机，无人机，滑轨，补光灯，横七竖八堆在一边。来回不过3公里车程，非要我这个着急赶车的人跑一趟。我压住心里的不爽，放下摄像机，说：“机器在这。我先走了。”

“行。路上慢点。”庆哥说，“开幕式新闻今天出。这几天我们多拍点素材，侧记等你回来剪。领导喜欢你剪的东西。”

我应付地点点头，快步离开，死苍蝇终于吐出来了。

拦了辆出租车，离大巴发车还有40分钟。本以为时间充裕，没料到撞上了两点半就要开始的展销会开幕式，一堆公车私车挤满了城里唯一的主干道，还遇上临时交通管制。我焦躁的心跟着走走停停的出租车起起落落，在距离车站两百米的红绿灯路口，车又停了。

眼看时间逼近两点，我付钱下车，拔腿狂奔，远远看见一辆大巴车慢慢从车站里面往外驶，定睛一看车身上的始发地和目的地，立马使尽浑身力气不管不顾地冲过去，在它即将开出大门加速的那一刻，我在间隔车头一米的地方站住，张开手臂拦下它。

“你他妈不要命啦！信不信我从你身上轧过去！”光头司机从车窗探出锃亮的脑袋大骂。

上了车，光头还在骂骂咧咧，叫我打开健康码，看见绿的才放我往里走。一排排乘客像看怪物一样打量我，戴着口罩只露出眼睛，眼神更是耐人寻味。我本该点点头对他们报以歉意，却只是气喘吁吁地穿过狭长的通道，急着找到我的座位，接纳这副疲累的身躯。

我之前去过一次上海，也是坐着这样的大巴去邻市搭飞机，专门去找吕涵玩。

上高中的时候，我和吕涵对上海都有一种死心塌地的向往，幻想着有朝一日一起去上海念大学，毕业之后留下来工作，再也不回老家。其实我们都不是刻苦学习的料，所幸做梦不需要门槛。

我和他各自去了一个三线城市上大学，之前的种种构想，唯一实现的是我们都选了新闻与传播专业，也算没有辜负一门门差劲的成绩中勉强能看的语文分数。我俩文笔还过得去。别人晚自习整理考试错题，我们优哉游哉写随笔。回过头看，当时用纸笔放大的细碎情绪，就像落在课桌上的几粒灰尘，用校服袖子蹭上去也看不出脏，非要用抹布就着肥皂水使劲擦出白花花的泡沫，简直多余。

大学四年，我重复着翘课喝酒泡网吧。吕涵一直在摸索挣外快的门道，赶上了自媒体账号和心灵鸡汤的兴盛期，发了几篇文章反响不错，写的一些句子直到现在还有人转载。他积累了一些粉丝，结识了各路朋友，争取到去北京一家传媒公司实习的机会，毕业后转正入职。我遵照父母的意见回老家，考个编制，迎接平淡安稳的余生。

工作没着落的那段时间，吕涵会推一些写影评写软文的机会给我，说带我挣点零花钱，我觉得交稿时间都太急了，弄不出来。

“会写的人多了。你不写快点，凭什么让你挣这份钱。”吕涵敲打我。

“我也不靠这两三百块过活。”现在想想，一个没找到工作的人说这话多少有些大言不惭。

“罗岩，你就是从小到大活得太安逸了。”吕涵恨铁不成钢。

我闭关三个月，天天对着试题在ABCD之间做选择，顺利考上我们县电视台，做新闻编辑。过了几年，电视台挂了融媒体中心的牌子，业务从电视新闻向网络视频扩展，我学会了拍摄和剪辑。

吕涵他们公司赶上了粉丝电影势头正盛的光景，投资了一部当红明星主演的电影。红极一时的男主演，现在已经查无此人。尽管我一直在拒绝吕涵，他也没有放弃把他认为合适的机会抛给我。

“这部电影开头要一段女主的独白，我发一个日剧的片段给你，大概是这种风格。你试着写写。通过的话，我私人给你酬劳。剧本我发你，千万别外传，不然我就死定了。”

想到炙手可热的女明星朗读出自我手的独白，我一下有了动力。先是看了几遍打样的片段，再点开剧本梳理剧情脉络，故事确实很俗套，就是两个相爱的人碍于阻力不得不分开，又在茫茫人海中重逢的戏码，我搜罗了一些东西方爱情传说，作为引经据典的素材备着，最后一气呵成行云流水地把字敲出来，还对一些地方做了精雕。他头天晚上发我，我第二天下午就把文本发过去了。

“这也太烂了。”这盆冷水泼得我始料未及。

“不至于吧？你提交上去看看。”我不相信会有多差。

“这么烂的东西，我怎么可能提交？人家不把稿子摔我脸上就算好的。”他的失望透顶一览无余，“你现在写的东西完全不能跟以前比。死板，老套，无趣。”

我懒得辩驳。跟他有分歧的时候，我习惯保持沉默，不想把精力消耗在没有意义的争论上。他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渲染体制内外是云泥之别，贬损我死气沉沉，标榜他自由鲜活，以凌驾于我之上的姿态一遍遍审视和批判我，从不顾及我的感受。

电影上映以后我去看了，冲着那段本来可能是我创作的独白去的。辞藻精美华丽，堆砌起来不知所云，也没出彩到哪去。电影没放到一半，我离场了，本来也不是它的受众群。

他在那家公司待了快一年，辞职了。他说吃不惯北京的东西，一到飘柳絮的季节鼻炎发作得厉害，冬天暖气烘得他口干舌燥，想换个城市。我以为这就是他离开的原因，后来才知道他去上海是为了一个女孩。

如果时间和途径忽略不计，吕涵的上海梦也算实现了。站在外滩眺望对岸的璀璨灯火时，我终于承认，吕涵一直比我厉害，他有闯劲和魄力，我才是游离在梦想边缘的路人甲。

“那些高楼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人？”我指着东方明珠塔那个方向问。

旁边叫陶陶的女孩像触发了开关一样大笑，爽朗的笑声连江上传来的船笛都盖不掉。她大概察觉我有一丝尴尬，才慢慢收住，说：“肯定有人啊。你以为是专门造个景观给游客看？”

“那边是陆家嘴，有好多白领精英。”吕涵站在我另一边说。

那片壮丽伟岸流光溢彩的建筑，和天上的云离得真近，站在高一点的楼层应该伸手就能摸到云吧。我不禁叹服只有这般盛大绚烂的场景才承载得下无数少年从四面八方投递过来的大梦。

离开外滩，回到吕涵和陶陶租住的寓所，已是深夜。他们住的地方不算偏，是栋没有电梯的老居民楼。楼道很窄，堆满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家门前放个碗柜，那家门边摆个鞋架，抬头就能看见杂乱无章的电缆，有几个电表挂靠的墙体都有烧黑的印记。

推开房门，还没开灯，就听见吱吱声，他们铺在门边的粘鼠板困住了一只老鼠。陶陶说我来，抄起靠在门边的短棍，把粘鼠板一面撬起来，对着另一面按下去，用力压几秒，老鼠哼唧几声便一命呜呼了。她把棍子放回原处，说“你去”，吕涵两根手指捏住粘鼠板，还有半截老鼠尾巴露在外面，扔进过道的垃圾桶，然后回屋洗手，打上香皂一遍又一遍揉搓。

复式结构的老房，面积不大，布置很温馨，茶几上的花瓶插了百合，溢出湿润的清香。一层是客厅厨房卫生间，二层是他们的卧室，我睡一层的沙发。客厅用了近一半的空间搭了个简易摄影棚，陶陶拍照用。她是淘宝店主，主售小个子女装，销量谈不上火爆，也不算冷清。

吕涵没跟我讲过他和陶陶相识的经过。他不爱讲故事，不喜欢回忆过往，唯一念旧的地方就是爱听老歌。他恋爱谈得不多，向来是不主动不迎合的性子，很多女生都在他的冷淡面前节节败退。他为了陶陶从北京去到上海，肯定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打动他。

我们轮流冲了澡，换上宽松衣裳，坐在地毯上喝啤酒。

“上海和你想象中一样么？”吕涵问我。

“差不多。两个字，精彩。”

“想不想换一种生活？”

“我还是适合过安稳日子。”说完这话我有种认输后的怅然。

“安稳有那么重要？”

“不知道老了以后能做什么。现在至少有退休金。”

“你就没想过提前把养老的钱挣了？挣上退休金的好几倍？几十倍？”陶陶跳出来问我。

我可以远远地欣赏碧海蓝天，但没有勇气去往海的深处，害怕未可知和不确定。当然也用不着告诉他们我的真实想法，无非是再次印证我这个人就是活得很寡淡。

“有时候会替你觉得不甘心。你都没有试过别的选择。”吕涵把啤酒罐凑过来想碰一个。

“只要肯死心，就没有不甘心。”说完，两只啤酒罐碰出了求同存异的声响。

旅程结束，他们送我到机场，吕涵说：“想来，我随时都在。”

我提醒陶陶记得把这几天给我们拍的照片发我。陶陶说回头发给吕涵，让他转发我。

“在一起这么多天，你没加他微信？”吕涵面露愠色。

“你什么表情？”陶陶的气性不输他。

在上海这几天，经常看他们斗嘴，很多时候我都没注意导火索是什么，两个人就闹得不愉快了，好得也快。

“你加别人微信不都挺积极的吗？”

“真他妈有病。”陶陶白了他一眼。

“在你的世界，人都分成了三六九等。你就是觉得他成不了你的人脉。”

陶陶亲自下厨给我们做她的家乡菜，把每天的行程规划得满满当当，吃的看的玩的一样没少安排，不厌其烦地举起单反给我们拍照，完全把我当成她自己的朋友来招呼。他这番不依不饶确实小题大做了。

两人正吵着，陶陶拿出手机说“来来来现在加”，我连连说“怪我怪我，应该我主动加”。加完微信，陶陶对着空气扔下一句一路平安，扬长而去。我让他快追，他在原地僵了一会儿才识相地追过去，跑了一截又回过头和我挥挥手。

一年多后，吕涵告诉我他跟陶陶分手了。他说：“无论我做什么她都不看好我。”

第二次来上海，满大街来来往往的人都戴着口罩，凡是入口处都要查验健康码或者登记，我不经意清清嗓子，立马招来网约车司机的警惕，透过后视镜瞄我一眼。假如之前见识过的上海是个活蹦乱跳见人就贴的顽童，此刻见到的上海就是孤僻乖戾生人勿进的老者。

我一路通关过卡来到吕涵的住处，已经是凌晨1点。单元门前停了辆警用摩托车，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嗅觉驱使我环视了一圈，绿植长椅路灯石板都在安然沉睡，没什么异样。

上了9楼，我在房间导引牌前停下来，正要看905该往左还是往右，忽然听见有人喊我名字——“罗岩！”

循声一看，竟然是段灵霄。住在有机场的城市，跑得是比我快。她朝我走过来，眼睛红红的，有哭过的痕迹。这层楼许多住户的门都敞着，走廊尽头一堆人拥在一户人家门口往里张望，伴着叽叽喳喳的议论声。

“这房子我还怎么租出去啊！”一声幽怨的嚎叫夹杂着深夜扰民的风险响彻整层楼，剩下几道关着的房门也被这叫声敲开了，钻出一颗颗躁怒又茫然的脑袋。

牵引我来到这里的谜团似乎就要解开了，但是眼前的嘈杂和混乱，让我害怕真相并不能让我松口气。我朝闹哄哄的905走过去，裤腿里就像装了几十斤重的铅块，拖着我往下坠，每一步都抬得很艰难。

吕涵把我拉黑之后，我不是没想过联系他，倒不是因为理亏的是我，只是有些事再不翻篇就较劲过头了。都是成年人，没必要。可我们又离得太远，很难找到示好的契机。套用时下流行的句式来说，满足了非必要不联系的条件。这样拖着拖着，五百多个日子一眨眼就过去了。

他主动加回微信，我也没端着，通过了验证。

“我昨晚梦见你了。”他轻描淡写一句话，一下把不相往来的空白抹去了，仿佛我们昨天还在交换各自的烦心事。

“梦见过年你在我家玩，我突然想吃蹄花面，你打电话给你妈，推了家里的饭局，陪我一起去吃。”

“我也梦到过你。”我确实梦见好几次，梦里有时我们和好了，有时我给他台阶下但他不领情。

“最近过得如何？”他问我。

“工作就那样。谈了女朋友，准备见家长了。”

“为你开心。”

“你呢？最近怎么样？”

“一直都不好。去年检查身体查出肿瘤，休息了一阵。”

“怎么会这样？治疗得如何？”

“还算稳定吧，也懒得管了。我现在头疼的是怎么养活一帮人，团队有点转不动。”

他在上海待了几家公司都不合意，后来自己创业，办电子杂志，给明星拍照，做访谈。刚起步的时候，他身边没有固定的同事，视频剪辑也没完全上道，有时会找我帮忙。有一期访谈收进去的声音混着非常明显的婴儿哭声，他说现场明明很安静，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听得也有些发怵，跟着网上的教程操作，把杂音处理到最小，让艺人的声音更清晰。

2020年初，爆发的疫情让他的工作停摆，很多计划被搁置，想合作的艺人没一个能敲定行程。团队连着几个月没有进账，工作室租金和同事工资还有杂七杂八的费用都得支付，一堆事压得他喘不过气。

一个傍晚，他发了一个压缩包给我。我手里有工作，大致看了一眼，是他和一些朋友各自在家里录的视频，鼓励大家不要因为生活按下了暂停键而消沉迷茫。镜头里的他头发留得很长，一脸倦态。

“我想用杂志账号发一个给大家加油打气的视频。电脑出问题了，PR打不开。你帮我剪剪吧。”

我当时正忙着把一条快讯加进半个小时后就要播的新闻，回他：“晚点帮你弄。”

可能他认为我在推辞，回我：“算了，估计你也剪不好。有铁饭碗的人，没办法跟我们共情。”

“别阴阳怪气。半小时以后联系你。”

“不用。以后都别联系了。不劳烦您体会人间疾苦。”

“你又犯什么病？”

“会死人的病。”

“你疯求了。”——这句发送失败。他把我拉黑了。

这就是断联的缘由。没有对立，没有背叛，没有中伤，甚至都不能称之为矛盾。我和吕涵所处的轨道曾经有过紧密的交汇，但是在很早之前就朝着越来越疏远的方向延伸去，彼此的身影已经小到看不见，遥远的呼喊也听不清，在许多需要对方拉一把的时刻，我们都无法跨越阻隔跳进那个等待填补的空缺。

我还是会在网上窥探他的动向。疫情防控进入平稳期，他的电子杂志恢复更新，合作的明星一期比一期知名度高，帖子浏览量转发量大涨，还接到了品牌赞助，请到了我们都很喜欢的歌手。我以为他离自己所认为的成功不远了，没想到还是有不为人知的困境和麻烦。

我还没来得及帮他消解几分愁绪，他就掐断了话题：“今天太累了。早点休息吧。”

“好。你不忙的时候，我来上海找你。”

“想来，我随时都在。”他应该忘了对我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好好休息。健康开心最重要。”我嘱咐他。

“你也是。”

过一会儿，他又发来消息：“记得要开心。”

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至于我们最后一面是在哪里见的，一起做了什么，我竟然一点也想不起来。记忆就是如此，倘若一开始没打算赋予它特别的含义，它就是轻飘飘的，随时可能飞走，一旦意识到它稍纵即逝且弥足珍贵，这段记忆的每一处细节都会在日后被无限放大和反复琢磨。

天亮之后，段灵霄联系了吕涵的父母，只是说吕涵生病了，请他们赶紧来上海，不想让他们在路途中太过悲伤。我们帮忙订了票，去机场接上他们，一起前往吕涵的住所。在车上，吕涵妈妈一直念叨：“他到底生了什么病？怎么从没听他说过？”吕涵爸爸没怎么说话，不安的情绪从眼里漫出来。走进905，得知真相的吕涵父母失声痛哭，需要我和段灵霄一人搀扶一个才能维持站立。

跟左邻右舍几番打听，联系了一家殡仪馆，我们在那里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我和段灵霄分头去刨聊天记录，看吕涵有没有说过想在自己的葬礼上放哪首歌，确认没有交代过，就选了他最近在朋友圈分享的歌，黑裙子的《Everything》。喃喃自语般的吟唱在灵堂里飘荡，释出一丝万物终将消逝的意味。我们缓缓绕过冰棺，最后一次凝望他的面庞，过去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现在总算卸下了，一脸安适平和。随着尖锐的钢铁摩擦声响起，他的肉身穿过狭窄的通道，迅速进入翻滚的灼热，在赤焰中散作一颗颗飘散的粒子，等待下一次重组，骨灰由父母带回老家。

在殡仪馆，我给陶陶发过微信，问她想不想送吕涵最后一程。她过了很久回我：“我不敢面对。”

把吕涵父母安顿在酒店，我和段灵霄回905收拾东西。

我把卫生间里的瓶瓶罐罐放进纸箱，将毛巾牙刷扔进垃圾桶。段灵霄把衣柜里的衣物按季节和色系区分叠好，再装进编织袋。冰箱里的东西很少，没有腐烂和过期的食物，冷冻层放着我们老家特产的香肠。床头柜里有些没吃完的药，学名晦涩拗口，看了看功效，有治胃病的，治失眠的，治躁郁的。药瓶下压着病历本和拍的片子，就诊最频繁的是2020年下半年，煎熬的日子浓缩在医生龙飞凤舞的字迹里。厨房里的碗碟，有一只蓝色小圆盘，我没记错的话，陶陶用它装过一块黄油蛋糕给我。

后来陶陶联系我了，问还能不能帮我们做点什么。那时殡仪馆的事基本弄完了，我让她一起去吕涵家里收拾东西。我和段灵霄差不多忙活了两个钟头，她从三十多公里以外的地方赶到，进了门没多说什么，对着还没整理的书架忙活起来。

“143张。”陶陶把吕涵收藏的唱片装进箱子，清点了数量，“上次和他搬家的时候，是102张。”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我装作漫不经心问她。

“有一阵我状态很差，在他的文章下面留了一些丧气话。他私聊我，鼓励我要振作。本来我都不知道作者是谁，从那之后就守着他更新，永远第一个留言。互动久了，我问他想不想见一面，他二话不说就来上海了。只吃了一顿饭，他就问我愿不愿意做他女朋友。在一起以后，我问他为什么会对我心动。他说只有我能看懂他想表达的东西。”陶陶轻轻摇了摇头，“他真的一点都不懂浪漫。写过那么多鸡汤，就不能编点好听的话骗骗我。”

“为什么会分开呢？”

“他好像没有那么爱我，只是需要一个眼里只有他的人。”陶陶用右手食指扫过一排唱片的侧脊，“这些东西，他每次拿出来放回去都特别小心。原来，说不要也可以不要。”她抬起头环视一圈房间，“还好我没在这里住过，不然我肯定不会来。”

打开书架下面的柜子，我发现吕涵把和我有关的东西都归置在一起。2018年送给他的马尔克斯《世上最美的溺水者》，在去见他的路上买的。2016年我和他还有陶陶在外滩的合照，洗出来放进相框，应该是跟陶陶分手之后收起来了。2015年我在南京先锋书店寄给他的明信片，他收到之后说我字丑。2012年我亲手拼好的哈利波特乐高，送给他当18岁生日礼物。2011年高中毕业的合照，我们穿着校服站在孔子塑像前傻笑，我在照片背后写下：无论日后奔赴何处，勿忘我！

往后，吕涵居住在这座城市的痕迹将成为我对上海的第一认知，他会和某首歌的前奏一起跳出来，提醒我这是他推荐的歌，他会住在照片里深深凝视我，仿佛能够洞穿我从未向他诉说的秘密，也会走进我的梦里，长着我见过或是没见过的样子。他将无处不在，又无法留住。他会永远年轻，永远闪着不羁的光芒，投射在我贫瘠干枯的世界。

我自作主张收回了送他的东西，陶陶带走了绿植，其他物件全部打包寄回老家。段灵霄坐当晚的飞机回成都，空荡荡的905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时而席地而坐，对着手机翻看我和吕涵的聊天记录，时而漫无目的踱步，踩过他平时的活动轨迹。

我的思绪在不同的时空和场景之间飞跃，种种过往和诸多假想在我脑海中无序地浮现，我甚至产生了钥匙插入锁芯门被人推开的幻听，仿佛回过头就看到他拎着一袋啤酒走进来，对我说：“你老是挑梅雨季节来，又潮又热，不好受吧？”

2023年元旦刚过去几天，我给小七买了一个猫爬架。它跟我一起从上海回来快两年了，长大了不少，上蹿下跳得愈发厉害。物流告诉我只有一两个快递员上班，着急的话可以自己到网点取货。我退烧两天了，在屋里躺了快一个星期，稍微有点力气，看外面放晴了，决定出去走走。

街上人不多，大家还是习惯戴着口罩，只是眼里不再透露出防备和紧张。我取上猫爬架，回来看见小区旁的花店门口摆着一堆向日葵，黄灿灿的，缀着水珠，在阳光下格外亮眼。

我让老板包上一束，驱车到陵园，放下向日葵，掏出酒精湿巾擦拭墓碑。

“今天天气好，带了束向日葵来看你。”说着我打开手机播放器，“还是照老样子，给你放首歌吧。你平时那么爱听歌。你猜今天会随机播放哪首……”

晴空澄澈，青山绵延，林木葱郁，微风和煦。阳光倾泻而下，洒落四方，普照大地。我隐约感受到有一层看不见的膜在慢慢裂开，一股生机在其下缓缓凝聚，等待喷涌迸发。而我真真切切听见的，是一位故人的歌声在随风轻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