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年中秋，我与母亲到柏垭坝看望表姨妈辛汝芬。那是我第一次见她，也是初次来到那个南方边陲小镇，第一次在异地过中秋。那晚月亮透着银紫的光，汝芬姨妈在月光中的脸比坝上别样的景色更吸引我。

离开柏垭坝那日，飘着小雨，汝芬姨妈把我们送到小镇火车站。火车即将开了，汝芬姨妈还紧紧拉着母亲的手说：“大姐，等有时间到北京看你们，我还从来没去过北京呢。”

母亲说：“你啥时候来，让小霁接你。”

“使不得，使不得，我就随便说说。”汝芬姨妈连忙说。

火车开了，汝芬姨妈还在向我们挥手，望着她越来越小的身影消失在雨雾中，我倏然生出一种难言的忧伤。她又要回到铁路边的小屋，又将望着来来往往的火车，守着她的生意，寂寞与空虚。

“妈，汝芬姨妈是不是以前遭到什么打击，为啥不愿告诉我们她从前的事呢？她不像脾气很坏的样子，长得也好看，为什么一个人过日子呢？她从来没结过婚吗？还是结过离了？有孩子吗？老公呢？”我忍不住又把这些问题重提了一遍。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辛汝芬从小被她爹妈送给别人了，我也是第一次见她，不是你姨婆临终前交代我去看看她，恐怕这辈子也见不到。她现在不想告诉我们，肯定有她的理由，等她想告诉我们时自然会说。”母亲望着车窗外喃喃道。

前年刚立秋，姨婆病危，母亲去看她，回家后，让我陪她去一趟景洪，去看姨婆的女儿辛汝芬。我还没去过西双版纳，便欣然同意。

我们从景洪市坐了一个多小时的中巴车才到柏垭坝，山路崎岖，绿树成荫，泥土与植物的气息扑面而来，本是抱着完成任务的目的，却被这风景洗净双眼，更让我惊讶的是柏垭坝竟有火车站，而汝芬姨妈就住在铁路边。我们很容易便找到她的家，那是一座外墙刷着蓝色油漆的小平房，墙面还画着绿色的火车与黄灿灿的麦田，与柏垭坝火车站苍绿的景色极为调和，迥异于其他几户也是建在铁路边的房子，孤零零伫立在铁路的另一边。

汝芬姨妈的蓝色房子有两间屋子，前面那间算是个小商店，卖零食、副食品、小商品，窗户大开着，过往的路人、火车上的旅人、坝上的居民就从那个窗口买东西。后面那间是她的卧室，最后面搭了个棚子，算是厨房吧。汝芬姨妈看见我们的到来并无我想象的震惊，她说早就听镇上的人讲有亲戚来访，听到她母亲去世的消息，只淡淡地说：“我从来没见过她，我长得像她吗？”

“像得很呢，皮肤都那么白，眼睛也特别像。”母亲有些激动地说。

我不禁向汝芬姨妈望去，她站在窗边等客人买东西，窗户对着铁路，火车呼啸而过。九月的阳光穿过窗玻璃映在她身上，花白的头发梳成一个髻，盘在脑后，露出整张脸来，一张苍白布满皱纹的鸡心脸。去看她的眼睛，但见她正望着我，便赶紧收回目光，只觉她有着很深的双眼皮，眼皮没有像许多上了岁数的人那样耷拉着，目光清澈却又有些犀利，让我不敢总去看她的眼睛。

我们计划当天与汝芬姨妈过完中秋节，翌日便离开柏垭坝，去西双版纳。当天下午，汝芬姨妈带我们逛柏垭坝。虽已到中秋，这里还像夏天，当地人皆是夏天装束。汝芬姨妈穿着白底蓝色碎花衬衣，浅灰色直筒长裤，与当地人的装束显然不同，与她的蓝房子一样，一点也不像她说的在这待了几十年。

“汝芬姨妈，你的房子是谁给刷成蓝色的，跟别人的都不一样？”我很好奇她那个矮矮的蓝色房子，像童话世界。

“我自己呀！干嘛要跟别人一样。火车上的人从车窗上一眼就能看见我的蓝房子。”汝芬姨妈一说起她的房子便滔滔不绝，问别的就缄口不言。我倏地想起她屋里有一面墙上画着一只飞向蓝天的鸟，想必也出自她的手。一问，果不其然。

我们在坝上晃悠，听见有个老大爷老远就在喊汝芬姨妈：“辛大妹子，来客人了！不是那个当兵的呀！”汝芬姨妈白了他一眼，不语，继续走我们的路。

晚上，我们在汝芬姨妈蓝房子后面的院子里过中秋节。一张小折叠桌上摆上月饼、水果、饮料，全是她店里的货，我们仨围着桌子坐在院子里那棵银杏树下。月光洒在院子里，映在我们身上。树叶在月光下泛着银紫幽光，汝芬姨妈的脸在月光下半明半暗，侧影像一片风中的树叶。她话不多，总是我们问她答。她很热情给我们介绍柏垭坝的风土人情，问到她个人问题时，便转移话题。她把我们带到坝上旅馆离开时说：“这是我第一次过中秋节。”

火车轰轰向前开着，汝芬姨妈的面影不时在我脑海浮现。倘若我知道翌年汝芬姨妈因突发脑溢血去世，无论如何也要早一点把她接到北京，交往久了，总能知道她的往事，现在唯有遗憾了，却总也忘不了她的蓝色房子 ，风中落叶般的面影……

二

离开柏垭坝，我与母亲在景洪跟旅游团去了西双版纳。

出发那天又下雨了。旅游大巴车上传来导游嘶哑、苍凉的歌声，车窗外细雨霏霏。

“美丽的西双版纳，

留不住我的爸爸，

上海那么大，

有没有我的家……”

导游“大师兄”，属猴，姓孙，自称“大师兄”。山东人，曾在西双版纳当兵，嫁给傣族女人，留了下来。去傣族村寨那天，他讲述着上一代人的故事，这个故事他应该跟很多游客讲过，但我以为他每次讲的心情皆不同，毕竟游客不同。这本不是一个轻松的故事，讲的人不轻松，听的人也不轻松，远比有些影视作品、小说更打动我。

那个故事曾轰动景洪、轰动云南、轰动全国。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人是否淡忘，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我只把它当作一个让人唏嘘的悲凉故事，但对母亲却如陈年往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对上海知青在西双版纳橄榄坝结了婚，那时不少知青在当地成婚，以为一辈子都回不去了，无可奈何接受命运安排。婚后，女知青许玲先怀孕了，快临产时，丈夫恰好有事去了外地。橄榄坝是傣族人的发源地，离县城三十七公里，没有路，只能坐船。当时村寨只有分农场的赤脚医生，许玲先就要生产了，艰难向分农场的卫生所走去。岂料，难产，卫生所的庸医又喝得酩酊大醉，待醉醺醺赶回诊所，已血流成河，大人小孩全死了。这件事引起了西双版纳知青们的极大愤怒。因为许玲先是生产死的，按傣族风俗不允许土葬，只能水葬。“大师兄”说，知青们把许玲先放在木板上，让她顺水而下。送葬的知青成百上千，也有当地老百姓，他的岳父目睹了当时的情景，所有送葬的人都哭了，凄风苦雨，场面悲壮。

听到这，我鼻子一酸，旁边的母亲眼里也噙着泪。望着车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我蓦地想到，汝芬姨妈的年龄跟那些知青差不多，她当过知青吗？她在当地结婚了吗？嫁给知青还是当地人？因为生了孩子，后来汝芬姨妈不能回到城里？她的养父母对她好吗？她的丈夫对她好吗？如果有丈夫、孩子，她怎么会孤身一人生活在柏垭坝？

雨越下越大，雨雾中，我仿佛又看到汝芬姨妈的侧面影。母亲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她说汝芬姨妈有可能当过知青，就看她养父母是什么样的出身。

“姨婆为啥要把汝芬姨妈送给别人，她对姨婆一点感情也没有吗？”

“一生下来就送人了，跟她妈哪来的感情。你姨婆一连生了五个女儿，她是老六，姨婆的婆婆一看又是个女儿就骂她，她男人也骂，姨婆只有哭。姨婆同病房的另一个女人也在哭，那女人刚生下的孩子死了，之前她已生了好几胎都没养活。你姨婆就把老六送给那个女人了。”

“姨婆的老公、婆婆也同意啊？”

“他们恨不得呢，还怪你姨婆为什么不要点钱，怎么就白白送人了。”

“听说老六去的那户人家是城里人，男人还是个读书人，老家在无锡。后来你姨婆偷偷打听过，说是那女人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再后来，只说那家人搬走了，姨婆也没打听到底搬哪了。”

“为什么姨婆临终前知道汝芬姨妈在景洪柏垭坝？”

“姨婆说她收到过一封信，告诉她老六后来的地址、名字。”

“那封信是谁写的？姨婆没去找汝芬姨妈吗？”

“你姨婆人也太老实，她说不晓得是谁写的，她要去找老六，她男人不准，她也没多少文化，没出过远门。姨婆这一辈子也太苦了，婆婆死了，男人也走了，自己可以去找了，又走不动了。”母亲陷入沉思，她没当过知青，却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也是她的青春。听“大师兄”讲的故事，抑或也勾起了她的往事。

我有一段时间对伤痕文学感兴趣，总感到自己的青春太单薄，甚至羡慕他们的青春，遗憾自己的青春没有他们的丰富经历，不过是隔着屏幕、隔着文字洒一把同情的泪，继续过自己的小日子。“大师兄”讲的故事与汝芬姨妈的面影、铁路边的蓝色房子在我脑海挥之不去，倏然想起我在蓝色房子里看见过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她与几个年龄相仿女子的合照，都扎着两条小辫子，都笑得好灿烂，她们好像在地里劳动，挽着裤腿。我恍惚看到十几岁的汝芬姨妈背着行李从城市走向乡村，走向柏垭坝，走向不可知的未来。

三

汝芬一出生就成了辛家的孩子，养父养母对她好吗？抑或至少在亲生女儿出生前，应该对她不错。养父是读书人，从汝芬的言谈举止上可以看到那个家庭对她的影响。她说过自己从小喜欢画画，但没经过正规训练，是她养父培养过她吗？蓝房子墙面上的画，屋里那只飞翔蓝天的小鸟，像儿童画，无不透着喜悦。她养父是无锡人，可能在她很小的时候，养父就调到上海，全家也迁到上海。

汝芬有着怎样的童年？她后来当知青，是不得不去吧。17岁的她眉清目秀、袅袅婷婷，坐上从上海到云南的火车，同多数知青一样，起初也是兴奋、激动的。到了当时没有公路、没有电的偏僻乡村柏垭坝，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天复一天的灰蓝天空，看不到未来，她想念城市、想家，或许她那时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收养的。她用作画排解苦闷，那些构图简单的画竟是亮丽的色彩，然而，她哪来的颜料，她用什么作画呢？

一天的劳动结束后，汝芬用树枝在泥地上画，画后又赶紧抹掉。一个夏天的黄昏，收工回来，同宿舍的女生皆不在，她在宿舍门口又拿起树枝在泥地上挥舞，却不知后面有个男知青看得出了神。

“你画的火车要开到哪儿呀？”

汝芬一惊，慌忙要去抹掉地上的画。

“干嘛抹掉，你画得不错！”

汝芬转头看见一个身材瘦削的男知青弯着腰在看地上的画。她不知所措，蓦地红了脸。

翌日黄昏，那个男知青又来了，带来一小桶绿色油漆，说可用这个当颜料画画。汝芬在石头上画、在破败的土墙上画。他们走在田野上，走到哪画到哪。绿色油漆、绿色植物，植物的画，画中的植物……偏僻的乡村一片苍绿，把天空也染成了灰绿。

第三天黄昏，男知青带来一支笛子。他们走在椰子林中，她画画，他吹笛，吹来吹去皆是《梅花三弄》。她不画了，专心听他吹笛。每天收工后，他俩躲开其他知青，他看她画画，她听他吹笛。

他们结了婚，生了孩子。他们以为再也回不到城里，以为会在柏垭坝生活一辈子。简陋的房子里都是她的画，他不再吹笛，她学会了吹笛，吹来吹去还是《梅花三弄》。以为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下去，他们却看到有些没结婚的知青返城了，男知青心动了。跟汝芬商量办假离婚，他先回城，之后再想办法把她和孩子接回去。

汝芬同意了。她相信她的爱人，相信他安顿好了会来接她和孩子。然而，男知青回城后，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汝芬依然吹《梅花三弄》，一遍又一遍。

汝芬到上海去找她丈夫，当然她丈夫也可能在别的城市，但我觉得在上海可能性比较大。她把孩子托付给老乡，穿着她最好的衣服，拿着简单的行李上路了。她搭顺风车，一段路接一段路，有好心人捎上她，也有想占她便宜的，一路跌跌撞撞，终于赶到昆明火车站，买了张站票，三天两夜，偶尔厚着脸皮跟别人挤着坐坐，更多时候是站，总算到了上海。走在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来来往往的行人，让她感到这个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好陌生。汝芬在商店橱窗玻璃前看到疲惫不堪的自己，两条长长的辫子垂在墨绿色印着白色圆点的棉袄上，黑色裤子、黑色布鞋，军用挎包，这里的春天似乎提前来了，而她还在过冬天。她拢了拢有些凌乱的头发，22岁的自己已经老了，怎么看都与这个城市不调和。

她不敢回养父母家，他们极力反对她在柏垭坝结婚，养母说，她如果在农村结了婚，以后就不要回他们的家了。那时，她已知晓自己不是他们的亲生孩子，暗暗发誓不再踏进那个家门。

她在城市里穿梭，差点撞到汽车；她疲惫不堪，不让自己掉一滴泪，终于找到住在小巷老屋里的丈夫，看见丈夫与另一个女人在一间简陋的房子里吃着简单的晚餐，自己反倒像个第三者。丈夫看见她惊讶中带着恼怒，问她的第一句话竟是：“你怎么来了？”

她红了脸，走过去扇了丈夫一记耳光，转身出门，稍停顿，遂折回，给惊魂未定的丈夫又狠狠两记耳光，头也不回踏上返回云南的火车。

知青一个个相继回城了，汝芬带着孩子毫无希望待在柏垭坝。她成了地道的农民，只是一张脸依然白净。她把自己的房子刷成蓝色，在窗户两边画上火车，在屋里的墙上作画，沉浸于仅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一年又一年，汝芬老了，地里的活干不动了，在铁路边开家小商店维持生计。望着来来往往的旅人，她有想过离开柏垭坝吗？唯有画在墙上的火车带她去远方。

汝芬姨妈的孩子呢？她怎么一个人生活？她的孩子出了意外？还是长大后去上海找到他的父亲，抛下了她？

我们在傣族村寨参观，又听到“大师兄”的声音，“当地人对知青又爱又恨。爱他们给西双版纳带来繁华、文明，恨他们不负责一走了之，让孩子背负沉重的债务。”他讲去参加西双版纳最后一个知青孩子的婚礼，女孩讲着自己的身世，讲去上海寻亲，父母又有了弟弟，她只得又回到西双版纳。

我不敢再想下去，无论哪种情况，汝芬姨妈的故事皆是悲剧。

太阳总算出来了，阳光下的椰子树泛着绿幽幽的光，树叶上的雨水尚未干，像一颗颗眼泪，但它很快就会干了。汝芬姨妈的身影越来越小，也很快会消逝在我的视野。

四

参观完傣族村寨，“大师兄”问我们是否去橄榄坝看看，我不想去，据说现在商业气息很浓，汝芬姨妈居住的柏垭坝已印在我的脑海，记忆不断重现铁路边的蓝色房子。

母亲在傣族村寨买了一点纪念品，想到汝芬姨妈的小商店，那样炫目的房子，又在铁路边，生意应该不错吧。母亲说也不一定，不是人人都会对她的房子感兴趣。

“汝芬姨妈为什么要把房子刷成蓝色呀？她是在等人吗？让等的人一眼就可以从火车上看见。”

“她会等谁？没听说她有老公、孩子呀。”

我把刚才那个故事讲给母亲。母亲说：“她也不一定当过知青，说不定她就是在柏垭坝长大的。”

“怎么可能，她养父母怎么可能跑到那个地方？”

“有什么不可能，她养父不是读书人吗？那个年代，完全有可能下放到那个地方。也有可能她养父母老家就在柏垭坝。”

汝芬姨妈怎么可能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没有丈夫、孩子，住在铁路边，把房子刷成蓝色，还在墙上画上火车？事情又回到原点，汝芬姨妈依然是一个“谜”，她的蓝色房子让我仍然想寻回她的过往。倏然想到那天与汝芬逛柏垭坝时，一位老伯看见我们对汝芬姨妈说的话，“不是那个当兵的呀！”显然，有一个当兵的人来过这里，而且不止一次。当兵的人与汝芬姨妈是什么关系？会是她丈夫吗？母亲说不太可能，但肯定跟她关系不一般。

汝芬姨妈说自己在柏垭坝待了很多年，如果她不是知青，是小时候就生活在这里，还是后来随养父母到了这里？

记得汝芬姨妈说过，她从小喜欢画画，她爸爸给她买过颜料。纵然她父亲不是知识分子，也应该是有文化的人吧。汝芬姨妈就算不是在柏垭坝长大，生命中重要的时期也是在这里度过的。

汝芬到辛家时还是一个婴儿，连名字也没有，大家都叫她“老六”。辛爸在她上学前取名“辛汝芬”。汝芬随养父母来到柏垭坝，十六岁的她无论走到哪皆有人回头看，背后总有人悄悄议论，说她长得倒是漂亮，就是跟她爹妈一点不像。

闲言碎语还是传到汝芬耳朵里，她望着一家四口唯一的合照出了神。十岁那年春节，父亲带他们到景洪市拍的照片，只有妹妹穿着新衣。母亲说，妹妹小，小孩子才穿新衣。她的衣服大都是母亲的衣服改小的。父亲说，等她到了十六岁一定做件新衣裳。然而，还未等到她十六岁，父亲就病逝了。她不仅没有新衣穿，书也读不下去了。

汝芬看见照片上的自己独自站在后面，父母与妹妹坐在前面，四人皆微笑着。她伸开双臂，一只手搭在父亲肩上、另一只手搭在母亲肩上。妹妹长得很像母亲，都是圆脸、圆眼睛、圆鼻头、厚嘴唇，那时她觉得自己长得像父亲。父亲长着长方脸，细长的眼睛，鼻子挺拔，嘴唇也很厚，再看自己，除了挺直的鼻子，再无哪个地方像。父母、妹妹皆是微黑的肤色，唯有她，无论多么猛烈的阳光也晒不黑，脸上的红晕像抹了胭脂。她不相信自己不是父亲亲生的孩子。小时候，她喜欢画画，父亲背着母亲偷偷从城里买来颜料、画笔，为此，母亲同父亲大吵。她只能背着母亲偷偷画，父亲让她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她画天空、小鸟、椰子树、火车、流泪微笑的女孩……

汝芬十六岁了，父亲已过世一年，她知道自己不是他们的亲生孩子。父亲临死前告诉了她的身世，恳求她照顾母亲和妹妹。她流着泪答应了。父亲走后，初中毕业的汝芬只得放弃学业，养母在坝上开了家小商店，她除了干农活就是打理店铺。

日子一天天过去，柏垭坝的雨水总是很多，阳光来得快，走得也快。十九岁那年秋天的一天清晨，汝芬一打开店门，阳光便照进了半个屋子，踩着那束光来的还有一位身着军装的年轻人。年轻人买完烟后并未走，他微笑着对汝芬说：“你不是本地人吧？柏垭坝没有这样漂亮的姑娘。”汝芬红了脸，她也从未见过这个人。

“你也不是本地人吧？从来没有见过你。”

“我是来看叔公的，第一次到柏垭坝。”

翌日清晨，汝芬一打开店门又见穿军装的青年，阳光依然灿烂，她发现他脸上居然有一个酒窝，盛着远方的阳光。他们隔着柜台东一句西一句聊着。她知道这个青年在服役，现在休假，受他父亲之托来这里看叔公。第三天一早，那青年又来了。阳光给汝芬的脸上抹了胭脂，她穿着自己挣钱后做的第一件新衣裳，淡绿色的连衣裙，自己设计的款式，让裁缝师傅费了很大劲才做出来。柏垭坝从来没有人穿过这样的衣裳，男女老少一看汝芬穿着这条连衣裙便窃窃私语，男人看她的眼睛里放光，女人看她有羡慕有嫉妒。有些女人悄悄找到裁缝师傅，也要求做那样一条连衣裙。

他们从早聊到晚，自从养父过世后，汝芬从未说过这么多话。店里要打烊了，汝芬让军人回去。军人从衣兜里摸出一把口琴吹起来，汝芬听得出了神。月光洒在店里，映在军人身上，他一首接一首吹着，那些音符像从遥远的天边、从幽深的小巷传来，汝芬想到养父、想到未见过面的父母，泪眼让月光愈加朦胧，她忍不住拿出画笔，把朦胧的月光朦胧的他画在纸上，没有五官，唯有抽象的轮廓，还有蓝色的月光。

“我明天就要回部队了，让我今晚多看看你吧。”汝芬还想继续听他的口琴声，有一首曲子，她怎么也听不厌，让他一遍又一遍吹那首名为《山楂树》的曲子。琴声响到天亮，她甚至把自己的身世也告诉了他。他教她吹口琴。临走前，他带走了她的那幅画，告诉她，他就在云南服役，一定会再来看她。汝芬目送他挺拔的背影消逝在晨光中，方发现雨骤然而至，担心他没带伞，那一身漂亮的军装会被雨淋湿。

军人走后，柏垭坝不少人知道那个晚上军人没走，还有人听到了琴声，坝上的人再看到汝芬比看见她穿那条淡绿色的连衣裙更露出惊诧的眼神。养母不再让汝芬去店里，只让她忙地里的活，店里没有她，生意愈加冷清，养母弄不清账目，只得又把汝芬叫回去。

一个月后，军人又来了，汝芬与他无论走到哪，坝上的人总会跟着他们看。汝芬的头仰得比任何时候都高，军人见了谁都微笑。

那年冬天似乎来得比往年早，那天清晨，汝芬一打开店门，就见天空飘起了雪花，踏雪花而来的正是那个军人。三个月来，他们天天通信，已似亲人，仿佛天天在一起，又似乎早早相识。

“我是来向你告别的，就要打仗了，我很可能要上前线，走之前，必须见你一面。”

“上前线？”汝芬不禁寒颤，她也听说要打仗了，却从未同眼前这个人联系起来。

“打完仗，我也准备转业了。”他一动不动盯着她的眼睛，她被他看得不好意思，脸倏然红了，转过脸去。他也随着她转过脸去，在她的额头轻轻吻了一下，凑到她耳边悄悄说：“你会等我吗？”她点头。

翌日清晨，雪变成了雨。小火车站只有几个乘客，军人把口琴送给汝芬，她让他再吹一次《山楂树》。军人走后，汝芬时常把口琴放在唇边，吻着军人留下的气息，也试着吹出几个音符。慢慢地，她也能吹出《山楂树》，在一个个音符中漫长等待。

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仗早已打完，军人没有回来。坝上有人说军人在那场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死了，也有人说军人另有新欢，回老家结婚了。汝芬皆不信，哭着跑去问军人的叔公，叔公老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她时常在店里打烊后，来到铁路边，拿着那把口琴，吹起《山楂树》。有月光的夏夜，坝上有人会听到琴声，相传汝芬脑子出了问题。坝上爱慕她的男青年只想跟她调笑，没人来提亲。汝芬对想占她便宜的男人一律板着脸，厉声呵斥，时间久了，他们都有些怕她，又相传她是个怪人。

养母去世后，妹妹在外地工作也很少回柏垭坝。汝芬把小店迁到铁路边，将外墙刷成蓝色，在靠窗的地方画上火车。一拉开窗帘，就能看见火车，火车上的人也能一眼见到她的蓝色房子。

火车来来往往，火车上的人上上下下，铁路边的蓝色房子依然如故，只多了口琴声。

后 记

当闺蜜小霁给我讲汝芬姨妈的故事时，汝芬姨妈已过世一年了。小霁听说我在写小说，想让我写写她姨妈的故事。

“小霁，你姨妈怎么不去找那个当兵的呀？”听了小霁讲她姨妈与军人的故事，我不无遗憾地说。

“她怎么去找呀！那个年代，没有电话，更别说手机了。”是呀，人海茫茫，当年，小霁姨妈一个年轻女子怎么去找，虽然那个当兵的就在云南服役。倘若她去找了，万一当兵的回来找她呢，她还有养母和妹妹要照顾。然而，汝芬姨妈就这样孤单生活一辈子呀！我脑海浮现一个美丽的女人站在铁路边吹起《山楂树》，日复日，年复年。

“我宁可相信那个当兵的在那场战争中死去，你姨妈也不枉白等一生，两人在另一个世界相见。”

“但愿如此吧！我和我妈前年到柏垭坝看望汝芬姨妈后，听说她去我姨婆坟上祭拜过。如果我知道她回来，一定会找她问个明白，现在只能是个故事了。你就写这个故事吧，姨妈当知青被抛弃还不如这个结局好一点。”

我不知道哪一个更真实。那个年代，在那样一个偏僻的地方怎么可能通火车，抑或还有更多的可能，这些皆不重要，悠幽的笛声、口琴声回荡在四十多年前的岁月，那个住在旧时光的美丽女人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小霁给我看汝芬姨妈的画，虽说手机拍的照片不很清楚，却也看得出那些色彩斑斓的画面，犹如童话世界的小街、房屋、花鸟、人物、火车、轮船、天空、大海……那些画中，有漂泊在大海中的白帆船，海天一色的明蓝，孤独的白帆船仅占画面一小点，倔强地向前航行着；有绿色火车行驶在黄澄澄的油菜花海中，仿佛永远在春天；有形单影只在蓝天中奋力飞翔的鸟儿，美丽的新世界似乎就在眼前。汝芬姨妈的画皆构图简单、色彩明丽，让人欢喜，却有一幅画看了让我心悸，倏地生出忧伤。画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站在窗前凝视远方，背景是寂寥的火车站。老妇人忧郁的眼神下写着怎样的往昔，有着怎样的故事，会是小霁讲述给我的吗？

车站、铁路边蓝色的房子、冰雪般忧郁的老妇人，那是小霁的汝芬姨妈，也是走过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女人，我只能用文字将之简单描绘下来，留给读者去润色。

汝芬姨妈在她的蓝色房子里去世后，小霁和她母亲又去了趟柏垭坝，将她的骨灰带回老家，葬在她生母墓地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