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六、九七年的时候，我在西边的一所普高上学。普通高中，自然管得不是那么严格。我和束远有了大把的时间来浪费。束远是我当时最要好的朋友，他高高瘦瘦，剃一个特别干净的圆寸。

束远除了学习成绩，其他方面看起来均是人模人样。我们几乎不怎么出现在课堂，老师却也从不当回事，见了面还问我俩又去哪儿了，一团和气。我们估计老师心态也是看开了，试过几次处罚警告，结果发现我俩生肖属死猪，不怕开水烫，索性彻底放弃，不然去哪个班哪个班主任发愁。我至今认为他们很懂管理之道。

某天下午，束远给我拿了身花里胡哨的衣服，让我放学之后换上，跟我说，“晚上带你去个好地方。”

束远接触社会比较早，初一初二就跟着社会上的人混，打架斗殴敲诈勒索总少不了他。和他出去总会遇上几个他认识的朋友，和他相比，我就是个三好学生。

今天他要带我去的是鼓楼东大街上的一个酒吧，说是有演出可看。

那时我们穷得可怜，兜里没几块钱，琢磨既然离得不远，不如腿着去得了。翘了最后一节课我们顶着寒风就出发了。北京冬天风冷得像是有人举着冰制榔头全方位敲打你的骨头，束远拿给我的衣服并不怎么御寒，甚至在寒风中看起来有些可笑，顶着风前进，我心生一股子悲壮感。

造了半条命，我们总算是到达了酒吧，一个不大的地方，一张吧台，几张高桌，一个比乒乓球桌大不了多少的舞台。

我们到得甚至比演出时间还早，酒吧里冷冷清清，只有工作人员在做着准备。我和束远，一个十六，一个十七，本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场合。好在老板是束远的朋友，不计较我们的年纪，就让我们坐下来。我问老板是束远哪种朋友。他只说是过命的交情。我追问是什么过命的交情。束远说，有次老板喝昏迷了，他作为一个热心路人帮忙拨打了急救电话。

乐队开始试音，主唱看着精神有点不太正常，穿着特别紧的牛仔裤，一头长发。

束远说：“听说今天表演的乐队是在北京服装学院防空洞里组建的，有点意思。”

我说：“我不是很懂有意思在哪里，北京服装学院还是防空洞？”

束远说：“不是，有意思的是他们叫新裤子。”

我笑了，说：“噢，服装学院的新裤子。”

看调音的进度，距离表演开始起码还有一个小时，怎么打发这一个小时，成了我们的难题。你也知道，一个小时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约等于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束远问我，喝点？我平时不太喝酒，但都到酒吧了，不喝酒似乎也不太合适。就点了点头。

我们找了个角落的桌子坐着，刚要点酒，门被推开，一阵冷风灌入，我情不自禁地缩了缩脖子。一个干干瘦瘦的光头，脸颊凹陷，穿着茄色夹克和牛仔裤，两只手揣在兜里，走路飘忽不定，似乎带着一种奇特的律动。侧过脸来，他的眼睛狭长，不断观察周围的动态，一眼就发现了我们。

“哟，今儿有生人。”

倒也不见外，他就在我们面前坐下了，猛哈了几口气，把手搓缓和。他的光头被冻得有些发红，按理讲，光头都应该戴个棉帽子，我问，“你怎么不戴个帽子？”

光头没有正面回答，问：“哪个中学的？”

束远报了我们隔壁中学的校名。

“嘿，好学校啊！没想到好学校的学生也有你们这样的，不过你们来了怎么不点东西喝啊。喂老李，来三杯自由古巴。算我的。”

一说到“古巴”俩字，他突然下桌，腰身扭了扭，几个小踏步，一个定格。

束远附耳道：“遇到精神病了。”

我倒觉得没什么，问光头：“什么音乐？”他指着自己的心说：“曼波。”

我和束远都笑了。没听说过。光头倒也不跳了。

束远问：“继续跳啊，音响坏了啊？”

光头嘿嘿一笑，说：“就摆那么两下子，回忆一下青春罢了。”

光头油腻的话语让我们有点没法接话茬，我捕捉到他的右手上有一条刀疤。我问他：“这疤怎么来的。”

光头说：“这个事情必须干两杯酒才能讲。”

束远说：“我俩没钱，你请客？”

光头点点头。我们这才放了心。

看着我俩干了两杯酒，光头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述：

“八三年那阵，闹得真凶，又有了斗争的苗头。我爸惶惶不可终日，怕历史重演，到处在躲，几天都能见不着身影。我和你们年纪一般大，个头矮，身子骨本来就弱，虽然跟着野路子师父练了几年功夫，不练还好，一练身体越来越差。像我这样的人，很自然就成了别人欺负的对象。

欺负我的主要有七个人，大我三四岁，到现在我还记着他们的名字：周波阳、李信委、张健、杨东升、宪立民、尚宾、刘宇宁。一个不差，我全都记得死死的。他们七个成群结队，像一群蝗虫，手臂上戴着治安监督员，每天骑着二八大杠到处溜达，名为巡逻。不知道是倒了血霉还是怎么的，他们就盯上我了。

我搞不明白，我一个学生，怎么就跟违法乱纪沾上边了。无论是上学放学，他们都要捉弄我一番。每次遇到我，先是用七辆车将我封死，再也没有逃跑的角度。接着不是把我自行车踹倒，扎破车胎，就是把我书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出来，撒落一地，然后把捡来的狗屎扔进去，接着问我：下次还敢不敢了？我问：什么敢不敢了？面对的就是一个耳光。

我直说不敢，可他妈的到底不敢啥我毫无头绪。

总之对于他们七君子，我能躲则躲，本来骑车五分钟就能到的路程，我宁愿绕道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他们遇见我的频率明显降低。听说还有不少遭受他们霸凌的学生，都住在这一片儿。我认识了几个一起被他们欺负的人，互相通气，分享情报，躲着他们。采取迂回战术，我的日子稍微好过了一阵。

某天，我爸回来了，说给我带了礼物，一个从战友那淘来一个随身听，不过坏了，我说没事，找人修修就能再用。我别提有多高兴了，一晚上没睡着觉。我找人修好，又去淘了些打口磁带。一有空，我就躲到前海没人要的废船里，放肆大胆地听，甚至还会跟着音乐舞上一两段。戴上耳机，音乐一出来，这个世界就变了。你们肯定明白。

没想到这成了我的噩梦。

这件事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周波阳的耳朵里（估计是修随身听的泄露的），他开始带着其他人在各个路口拦我。冤家路窄，没有几天，我就被他们拦到了。几个人见我，连话都没说，两个人按住我，剩下的人直接开始搜我的身和书包，这回我知道我的随身听是不保了，眼泪往外冒，这是我受欺负这么久以来头一次哭，因为我知道即将发生什么。我太心疼了。

周波阳很轻松地就摸到了随身听。

周波阳问我：哪儿来的？

我说：捡的。

周波阳笑了说：哪儿捡的，带我们去，我们一人拿一个。

七个人哈哈大笑。

周波阳说：你就说，是不是偷的吧？我合理怀疑你有偷窃行为，这个物证我先替警方保留。

说着周波阳就把随身听往自己包里放，我本能地伸手去抢，边儿上的张健对着我的腰就是一脚，我横着飞了出来，尚宾追上来坐在我的身上，开始抽我嘴巴子，一边抽，一边问：敢还手了啊？敢还手了是不？

其余的几个人摁着我的手，尚宾一个耳光、一个耳光地抽我。周波阳心思不在这边，拿着随身听看了看，戴上耳机，点开播放，没说话听了一阵。过了会儿，他回过神来，喊了声停，戴着耳机，骑着车离开了。其他人就此收手，对我放了几句狠话，也离开了。我看着地上狼藉的一片，心里头有种说不出的痛苦，像铁块似的到处撞五脏六腑。

回到家，我姐看到我肿成发面馒头的脸，着了急，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心里头实在太憋屈，把事情从头至尾和她讲了讲，我姐看不下去，找他们去理论，说是要好好讲讲理，八三严打的是流氓混混，不是我们这些无辜的老百姓。”

“讲理？”我问，“我看这群人可不是讲理的人。”

“可不是么。”束远附和道。

光头没回答，只是把杯里的酒喝了一口，继续说：

“当天晚上我姐找到他们七个时，他们正在电影院门口聚众抽烟。我没跟我姐去，这些都是我后来听说的。一开始，几个人还人模狗远，和我姐礼貌对话，承认自己在对我的事件处理上，有失公允，甚至还道了歉，说愿意归还我的随身听，但随身听放在家里，让我姐随他去取。我姐就这么相信了，坐上了周波阳的自行车后座。

他们他妈的当然不是要去拿随身听！而是去了一处他们常聚的窝点，一间没人的仓库。我姐下车感觉不对劲，要跑，但哪儿跑得了。尚宾和李信委两三步追上我姐，一人一只胳膊拽着我姐就进了仓库。周波阳自然第一个上，其他人把风。”

听到这里，我和束远的心都一紧，全都用喝酒掩饰自己的不知所措。

“我姐回来时，披头散发，衣服被撕扯得稀烂，走路摇摇晃晃，整个人失了神。我问他们对她做什么了，她只愣着盯着一个地方，没有应答。我猜到发生了什么，但说不出口。我抱着我姐，说：对不起，都怪我。我姐这才哭了出来，抱住我，狠狠地在我的肩膀咬了一口。我的心里头早就充满了恨意，那颗铁球已经膨胀到将我的身心全部占据。我爸出差不在家，我和我姐商量，不报警，这个仇我们自己报。

我从我爸的抽屉里找到一把军用短匕，开了刃的，我拿磨刀石，好好磨了一番。再花了一段时间，踩点摸清楚了几个人住址和经常活动的区域。都是住在一片儿的人，这事儿不难。

在一个烈日的中午，大伙儿都回家吃饭的工夫，我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出门行动了。按着规划好的路线，我骑车从三眼井胡同出发，先到了尚宾家，当时尚宾正在吃午饭，连门都没关。我到他身后时他一个劲地往嘴里送番茄炒蛋，我掏出匕首，对着他的脖子动脉就是一刀，拔出，血喷了三米多高，溅得到处都是。番茄更红了。杀完尚宾，我立即骑车顺着纳福胡同逃走，奔向李信委家。”

我看看束远，束远也看看我。大气也不敢出。

这时乐队的表演开始了，鼓、贝斯、吉他一块响起，主唱基本谈不上有唱功，只是一个劲地唱：“猴子和我一起来，我和猴子一样坏。”

束远顺势站起身，离开谈话现场，看演出去了。

“你这朋友有点怂啊。”光头说。

“他就是特别喜欢这乐队，没别的。您继续。”

光头晃了晃，重新把自己浸泡在那段回忆里。

我继续听他讲下去：

“李信委见到我时一脸轻松，嬉皮笑脸的贱样，眯着眼睛问我这么溅了一身红，是不是你姐来月经喷你身上了。说完，还伸手来摸我身上的血迹。我听到他提到我姐，心里头像是要炸开了似的。我从腰间掏出匕首，这么近的距离，他根本反应不过来，一下就进了肚子。我在他的肚子上扎了六下还是七下，血流成河，大肠满地。我问他，你觉得自己特幽默，是吧。

见他家没人，我在他家冲了把脸，把血衣脱了，换了件李信委的干净衣服。接着顺着黄化门街骑车，开始寻找张健的踪影。没多费功夫就找到了。拐过弯，我一眼就看见张健臭不要脸地靠着电线杆子在抽烟，一根接着一根，看样子像是在等人。

我绕过他的视线，半蹲着从右后方摸上去，抹了他的脖子，他根本没有反应过来，捂着自己的脖子。血和烟一块从切口里喷出来。我转身骑上车就跑。时间真没那么多了。

我穿过帘子库胡同，再从慈惠胡同绕出，到了地安门大街，一路狂蹬到了白米斜街，捅了刘宇宁十六刀，没办法，他的手死死拽着我的衣服。摆脱了刘宇宁，我一路向北，在万岁胡同找到宪立民，他正在和人打牌，我上一刀扎住了他的手，他牌友见状四散而逃，接着我拔出刀，直扎他的心脏。他稍作了抵抗，我负了些伤，但无大碍。

我已经累得不行了，喘着粗气，两条腿和胳膊仿佛不是我的，不听使唤了已经。但事情还没结束，我必须要继续。很不幸的是，我在仓库找到杨东升时，周波阳正和他待在一起。两人嬉笑着不知道在讨论些什么。我想是关于我姐姐的。看到周波阳还戴着我的随身听，这更让我怒不可遏。我喂了一声，两个人发现了我。我掏出匕首，向他们走去，他看我一身是血，显然有点慌张。周波阳连忙问：怎么了这是，有话好好说啊。

杨东升打圆场，说：肯定是为了随身听，你就还给他吧。

周波阳说：随身听还给你，你的音乐不好听，我不要了。

就在这时，杨东升从一侧冲上来，环抱住我的腰，用身体压住我，试图抢下我的匕首。混乱中我的右手被自己的刀划伤。我爆发出最后一点力气，用膝盖顶在他的裆上，转身一刀就扎进了他的眼睛，他捂着眼睛发出惨叫。我朝着他的心窝又是一刀。回过神，周波阳已经跑了。杨东升临死前看着周波阳逃跑的背影，说：周波阳，我操你妈。

我捡起随身听，骑上车，去追周波阳。周波阳一边跑，一边呼喊救命，但那天说起来有点诡异，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我已经疲惫到了极限，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周波阳也看出了这一点，停下来，试图和我做最后的搏斗。他朝我扑了过来。高大的周波阳原来只是个大号的棉花套，人高马大，但动作迟滞，没有了豺拥簇他就只是条狗。我侧身一躲，第一刀就扎在了他的手臂上，伴随着惊叫，第二刀脖子，第三刀心脏，第四刀狠狠扎进他的裤裆，狠狠剜了一圈。没一会，他的两眼发了直，死了。我终于可以歇会了，我喘了会气，考虑接下来怎么办。”

光头两眼发直，似乎又回到了报仇的那天。痛快和恨意在他身上激起一阵鸡皮疙瘩，肉眼可见。我听得入神，不敢轻易打断他。他停顿下来，拿起酒杯，喝了一口，润润嗓子。

“你没被抓？”我问。

“我能坐在这，说明没有。”

“所以你是个杀人犯。”

“不然还是个啥？当然了，杀人犯只是我其中一个身份。”

“怎么可能，在市中心杀了七个人，就这么逃脱了？太扯了，别看我年轻就骗我。”

“孩子，我知道这事儿很邪，可这块地方有很多确确实实发生了但没人知道的事儿。太多了。”

“后来呢？”

光头继续说道：

“我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摸索着，躲避着路人，到了前海，挑了艘废船，钻了进去。我不受控制地躺下，整个人像是虚脱了一般。等缓过劲来，我感到似乎安全了一些。毕竟到现在还没抓到我。我拿出随身听，上面沾满了血。我把耳机戴上，熟悉的曼波音乐传了出来，船随着水也晃了起来，我恍惚了，我躺在那里，周围的一切如同乐器跳动起来，所有线条都扭动起来，最过分的是树，扭得一个比一个妖娆。我把匕首扔进水里，再用水洗了洗身上的血迹。太累了，我又躺下了。这次的角度，正好能看见一截鼓楼。我想，鼓楼一定知道我的事情了，都瞧见了。我要是逃出去，被抓与否，我都不会被人记住太长的时间。人都会死，一代人死了，那代人脑子里记着但没被写下来的事儿就再也没有人会知道了。消失了，连烟都不冒一下。只有那些在这儿待了够久的树、石头、桥、河流、鼓楼知道。它们一直在那默默注视，什么都知道，那些疯狂到没人信的荒唐事，它们都见证过。

可没多久，那鼓楼，也随着我耳机里的音乐摇摆起来，一扭一扭。我觉得我疯了，把眼睛闭得死死的，一会就睡过去了。

后来，我在船里待了一个多月，我姐给我送吃的，再出来，把身份证扔了。坐大巴离开了北京，很久没有再回来。”

我杯子里的可乐兑威士忌喝完，古巴再也不自由了。

我沉默了一会，问：“你姐后来呢？”

光头说：“后来嫁了个好男人，生了俩孩子，现在还住在原来的地方，过得幸福快乐不敢说，起码还算过得去。”

“我怎么就不信呢？”

光头说：“孩子，说实话，你信不信，不关我事儿，今天有你听我聊天，打发掉了时间，我挺高兴。”

“但无论你信或不信，它已经在你心里了。它会生长。”

“我是谁，来自何方，干了什么事，不重要。”

“这个宇宙重要的事只有三个：你，你，你。”

“尽兴地活吧！”

说完，他便作势要走，临走前，他又说：

“我借着酒劲，大胆地和你说吧，类似的事情太多了，多到数不过来，还有更离谱的呢。跟你说了，你都不敢听！如果将来，人人都成了鼓楼，能把世间所有的事记录下来。那么这个世界上疯狂的事情，将会呈几何倍增长。疯子、小偷、杀人犯、骗子、奴才，遍地都是，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些东西一直就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着，从未消失过。令他们消失的是我们构建一个完全正常社会的欲望。”

发表完讲话，我还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这个喝够了酒的光头，从兜里掏出一个帽子戴上，来了段所谓的曼波舞步。头也不回，推门走了。

演出结束了，唱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只记得闹哄哄，乱七八糟的。

束远回来了，我问束远：“演出怎么样？”

束远说：“我倒是想问你同样的问题？”

我问：“你觉得他在说假话？”

束远说：“你还真信了？哥们儿，你想想，连杀七个人，还是在鼓楼，咱们公安势力不早给他抓住枪毙了？纯属吹牛逼。”

我说：“可是……那编这么一大通有什么意义？我不明白，过程中他特别投入。”

束远说：“我跟你说吧，男人过了四十，身上每个细胞就充满了表演欲，行走江湖不带点传奇故事都没办法出门。这个不是我听过最离谱的，上回那饭局，一大哥说自己……”

我说：“我觉得他说的是真的。”

束远说：“为啥？”

我说：“他一直没说他的名字。感觉是多年形成的一个下意识的行为。”

束远想了想，问老板知不知道刚才那个光头叫什么。老板摇了摇头。

后来我们又在那里坐了很久，看着乐队收拾乐器，离开，酒吧打烊，我们才离开。

开春后，一个太阳不错的明媚午后，我提出去划船。束远穷极无聊，嘴上抱怨着两个大老爷们有啥好划的，但还是答应了。我们租了条破船，划行在前海上，划着划着，我们到了一个可以看到鼓楼的位置。

那鼓楼越过树冠就冒出一小截，正好能看到正脊两端的安背兽。我找了个角度躺下，看着它和周围的一切。风一吹，树被吹得哗哗作响，鸟雀成群飞过，吱吱呀呀不断，一阵又一阵波浪推着我们的船。一瞬间，我的身体也随着摇晃了起来。世界突然摆脱了机械式运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暖、柔软的摇摆。所有的棱角一下子圆润起来，石头和石头也能拥抱。那天我们谁都没带随身听，但总好像有一股声调从我们身旁流过。我问束远：听见了吗？束远反问：听见什么了？

我把手伸进水里，抚摸着河水，像抚摸一块刚从冰箱里取出来的绿宝石。我闭上眼睛感受。突然手掌一阵刺痛，拿出来看，不知道被什么扎破了，长长的一道口子，正在流血。血一滴一滴流下。我看见一把短匕漂了过去，锋利至极，连那水都被它划开，分出道路来。顺着那道路，七具尸体从我面前一一飘过，每个人都长得各有特色，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但过眼就忘。他们漂走了，我就彻底忘记了。最后飘过一个随身听。我再回头，鼓楼已经不再跃动了，像是一位背着手的神明，监视着周围发生的一切。那边树，那边的桥，那边的一砖一瓦。声音消失了。静得我想开口问它们一个问题，但我知道得到的回答只会是沉默。

束远问：“你手怎么了？”

我说：“不知道被什么扎破了，鱼钩，玻璃碴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