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冬至那天到多伦多的，上飞机时是22号下午，下飞机时还是22号下午。当连续十三个小时被困在昏暗的密闭空间里，我感觉自己坐的好像不是飞机，而是某种时间穿梭器，让我的人生凭空多出来一天。

机场建在郊外，举目既无高楼也无车流，只有半米厚的积雪。或许因为还没进入到人群密集的生活区域，我没有任何出国的实感。就连我妈看了我拍的照片都说，你这跟去哈尔滨留学有啥区别，哈尔滨冬天也能积这么厚的雪。

要说学校里的设备设施，多伦多有很多地方确实不如上海，跑道是沥青的也就算了，学校里连个能容纳千人的大礼堂也没有。从上海过来是完全体会不到发达国家的感觉，更像是被下放到了大农村。

但我本来就不是来感受繁华的，我只是过腻了集体生活，想自由自在地成长，无怨无悔地成长罢了。在这里起码不会有翻你抽屉的宿管阿姨，不会有查你成绩的中学同学，大家各过各的，你的优秀和平庸，别人都不在乎，起码表面上不在乎。

我带了很多行李来，衣食住行都有，因为我爸说，发达国家的东西可能更贵。我爸永远都是这样，只讲究性价比，不讲究舒适。这一点他和他的印度同事很像，他的印度同事不管走到哪里都喜欢带很多很多的行李，手提肩扛头顶，像是要去西天取经。 

只是我没想到在我带来的一众中国特产里，最受欢迎的竟然是印有乘法表的文具盒，因为这里的小孩数学很差，他们小时候不背乘法表。当我告诉他们九九八十一，三七二十一这些我们人尽皆知的乘法时，他们像看魔法师一样看着我。

让我带这个送人顺便交朋友的是我爸朋友的儿子，身份证上的名儿叫Patrick，听着像“怕挨锤”，我给他的备注是锤哥。锤哥比我大两岁，他说，你来这里可能交不到朋友，但还是要尝试交朋友。没有朋友你会过得很孤独，因为我们在本地人眼里都是外国人，而且是从落后国家来的外国人。

从同胞口中听到“落后国家”几个字让我觉得很冒犯。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虽然我与锤哥享有同样的肤色，但我们两个并不是同胞。他不像我，从小熟读唐宋诗词，知道什么是“犬不怨家贫，子不嫌母丑”；我也不像他，能够面不改色地吞下腥臊的火鸡腿和散发着臭袜子气味的蓝纹芝士。

几个月以后我才懂，他是香蕉人，他有很强烈地想和白人交朋友的需求。不像我，已经是纯种华人，除了跟我一样处境的留学生，平时只愿意跟姿态温和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瞎聊几句，对白人是敬而远之。

香蕉人是个很有意思的词语，最初是指出生在美国的华人，后来出生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国家也都算了。甚至到后来，不管你在哪儿，只要你是黄皮白心，别人就会叫你香蕉人。虽然香蕉剥开了里面确实是白的，但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词语在贴切之余有点儿不伦不类，甚至有点歧视或者说自嘲在里面。毕竟黄色的香蕉皮是没有价值的会被丢弃的，有价值的都是白色的部分。

锤哥他爸比我爸时髦，清华大学一毕业就出国移民了。反观我爸，白读了上海交大，在大是大非上非常踌躇，直到我长到十六岁，他才不情愿地说，要不你也出去看看，涨涨见识。 

在觉悟上，他比他的朋友差不多晚了二十年，这时候出国留学，已经不像当初那样了。当初大家管出国留学叫深造，叫镀金。现在叫贴膜，贴一层不值钱的保护膜，也没说错，现在留学回来送外卖的，给手机贴膜的不在少数。拿高薪的也有，但已经不普遍。

就像我爸妈当年到上海，不用考四六级就能进外企上班，退休了轻松拿一万多的退休金。而我即便留学回去，工资也赶不上他们的退休金，甚至根本找不到像样的工作，能干上留学中介就不错了。

所以一开始，我很佩服我爸的朋友，觉得他是个有远见卓识的人。我甚至有点羡慕他的儿子，因为他生在这里，熟悉适应了解这里的一切，而我只能从头开始，把落下十六年的功课补上。 

总有人说在海外的华人最爱国，一开始我是不信的，心说爱国你还移民，结果到了学校以后，我突然就理解了，这种爱国是带有一点被迫的，因为肤色无法移民。人要背着肤色一辈子，那么也就是说不管你走到哪里，只要你还是黄种人，你就忘不了自己的根。既然摆脱不了自己的根，当然希望自己的根越粗壮越好。自己的根越粗壮，自己在外面才能不被歧视。

甚至别说根了，连东亚人特有的文化传统，也不是靠移民就能移除的。比如说望子成龙。 

锤哥他爸对锤哥期待就特别高，也能理解，毕竟清华毕业的他在国内已经是人中龙凤。到加拿大生下儿子，提供最好的成长环境，他认为他儿子得比他强，得后浪推前浪，一山更比一山高。结果儿子非常普通，起码是在成绩方面。如果一定要说锤哥有什么特别，那就是特别希望融入白人的圈子，甚至成为一个白人。

农历春节的时候锤哥他爸叫我去他们家里吃火锅，只有锤哥一个人拿芥黄酱当蘸料，涮羊肉的乐趣他无法体会，因为老外吃肉要么大块烤要么小块炸，这种片成薄片再用水煮的烹调方式太不过瘾。

不仅仅是饮食，锤哥在心态上也非常向往白种人的松弛，他并不觉得人必须为了一个大学文凭在考场上卷生卷死，那些白人同学天天打球从不补课，毕业了随便念个社区大学，不也过得挺好的吗？

然而对大多数高学历的东亚移民家庭来说，社区大学等同于国内的大专技校，只要进去过就会留下“案底”，这辈子就完蛋了。锤哥他爸为了不让锤哥“堕落”进大专，特地给他挑了一所不是那么看重成绩但学费高昂的私立大学。

麻辣火锅吃到一半，锤哥他爸突然摘下眼镜开始抹泪，一边抹一边对锤哥说，你知不知道你上那个学校有多贵，你每读一年，就相当于我把一辆宝马推下了悬崖。

锤哥放下碗筷说那我不读了？

锤哥他爸说你敢，你毕业了，得给我挣十辆二十辆宝马回来才对得起我你知道吗？

我当时低头扒菜，大气都不敢喘，但心里还是忍不住嘀咕，你让他赚这么多宝马回来是要开4S店吗？

这种索取式父母我在国内见多了，没想到国外也一样。

锤哥可能是觉得当着我的面被家长训斥很没面子，吃完饭送我走时忽然很突兀地用英语说了一句——你如果一直留在这里，也会变成香蕉人，以后毕业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还会生下一个香蕉人。

屋子里暖气很足，但他的话还是让我浑身发冷，像被诅咒了。这和我预想的留学生活一点儿也不一样。我开始怀疑我来错了地方，而这样的怀疑，似乎已经折磨了锤哥父母整整二十年了。

对于做父母的来说，大概没有什么比来自孩子的鄙意更让人痛心，更何况锤哥的父母都是名校毕业的天之骄子，在国内一直是被捧着的。

从外人的角度看，移民是为了更上一步，但锤哥父母当时身处世纪之交的失业大潮，移民也是一种类似下海一样走投无路的选择。而且对于无法预知未来的锤哥父母来说，他们年轻时去国外刷盘子就是比留在国内坐办公室挣得多。只是谁也没能想到，这“孔乙己的长衫”一脱下就再也穿不上了。

转眼他们已经年过半百，曾经心比天高的少年英才，一个失业在家，一个卖起了保险。奋斗半生也只是成为了异国他乡的普通蓝领，因为念念不忘自己的学历光环，还不如真正的蓝领松弛自在。到最后，望子成龙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如果不把自己吃过的苦当成是为了孩子，就得承认自己走错了路。

在他们看来，只要孩子能跟白人一起长大，念白人社会的名校，进入白人社会的大公司，混入白人世界的中上阶层，自己就可以扬眉吐气了。

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阶级这个东西，有时候与努力无关。

至于我，真的会变成香蕉人吗？我不知道，我其实也不担心这个。因为学校里有比这个更值得担心的事情。 

比如说有个低了我两个年级的学妹，最多不超过十五岁，我入学的时候她肚子就很大了，但没有人知道父亲是谁。法律不允许堕胎，所以她只能把孩子生下来，且一直大着肚子上课。要是在国内，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了，但是在我的新学校这也不算什么。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吗？也有，那就是枪支和毒品问题。虽然大麻是2018年以后才在加拿大合法化，但是笑气一直很容易买到。放春假的时候有几个年纪大些的留学生组局，聚会上有人去烟草店买了几瓶笑气灌进气球，当众示范这东西能让人多么“愉悦”。后来这种超过十个人的大趴体我再也不敢去了，生怕不小心沾到点什么不能碰的。

枪支我倒是没法随便买，但枪支泛滥，你不买也一样会威胁到你。俗话说子弹不长眼，有一次正在上课，突然枪声大作，老师让我们蹲下，我刚蹲下子弹就把窗户打碎了。后来查清楚，是一颗流弹，隔壁银行被抢，波及了我们学校。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祈祷的是不要被枪击，不要被抢劫，不要被灌药，不要早恋突然大了肚子生下没有爸爸的孩子。至于变成香蕉人，随便了。

其实变成香蕉人挺难的，尤其是像我这种已经被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熏陶了十六年的人，我没办法做到像锤哥那样，在哪儿都说英语。锤哥爸妈私下在家对锤哥对我都是说中文，但锤哥不管在哪儿不管对谁都说英语，他从骨子里就是觉得英语方便，这是他的第一语言，他潜意识里的母语。

我对白人世界没兴趣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在学校报名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拿了一等奖。我以为文明的国度，你拿奖了别人会祝福你。结果她们私下里用英语骂我，还以为我初来乍到听不懂。事实上上海从幼儿园开始就在教英语了，她们说什么我都懂。甚至有时候都不用说，彼此用眼神就可以交流。当她们用眼神传达出“嘿，中国佬，有什么了不起的，滚回你自己的国家去”的时候，我也会回敬她们一个白眼。她们懂的，就像她们管我们叫黄皮猴子一样，我们叫他们白皮猪。

加拿大是第一个提出“马赛克文化”的国家，强调民族融合与和平相处，这里的歧视很少出现电影里那种戏剧化的拳打脚踢，甚至还有不少关爱弱势群体的道德教育，比如给流浪汉送食物，给留学生送文具。可是一旦你的能力超出了他们对“弱势群体”的定义，甚至威胁了白人至上的地位，就意味着你要承受更多的敌意。

待久了，我多少能理解锤哥的想法。他或许不是念不好书，他只是不想成为那种在白人社会里被歧视的“东亚书呆子”，哪怕这种歧视是源于嫉妒，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当然也有很好的白人，比如说我的室友，她来自西班牙，我们就很聊得来，彼此之间也没有歧视排挤。还有我的房东，他说他年轻时去过上海，说对那里的一条大河印象深刻，他说那河是黑色的，好像是叫黑龙江。我过了很久才明白过来，他说的是黄浦江，好吧，黄浦江的水确实是黑色的。 

我在学校最好的华人朋友来自福建，我们成为朋友是因为她不会说英语，学校里的老师让我给她当翻译，于是我们就熟识了。她父母来加拿大做生意，就把她带来了，也是有点强迫性质的，不管她同不同意，适合不适合。

我也问过她关于香蕉人的话题，她说她以后不会嫁给华人，这样就不担心下一代的问题了。她还说，混血儿通常会比较漂亮。

当她说混血儿通常会比较漂亮的时候，我想她大概也把黑人排除了，也就是说，她大概率会嫁给本地白人。她说那个话的时候，我恍惚间像回到了上海，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家是河南的，一直没有拿到上海户口，她以前也跟我说，她以后要嫁一个上海人。

所以在肤色、国籍、甚至户籍的影响之下，其实广义的香蕉人无处不在。国外很多，北京上海也不少。 

这是一种上进心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河南同学，五岁就跟爸妈来到了上海，但她从来不允许别人说一句河南不好，尽管她对河南是陌生的，尽管她对上海的一切了如指掌。可是她骨子里还是觉得自己在上海是客人。那种客居他乡的感觉，和在加拿大出生的锤哥一样，尽管他在所有场合都讲英语，但内心深处，他应该很清楚，他的根在东方。

余华有本书叫《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里面讲到了他在太平间里度过童年度过夏天的经历，当我在异国他乡度过寒冷又漫长的青春期的时候，我想也许香蕉人的存在，也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除非有一天这差距消失了，不存在了，否则香蕉人会一直存在。

回国后，我妈问我在国外学到了什么，我说学会了用英语骂各种脏话，甚至还会用西班牙语骂脏话。末了，还跟我妈提到了香蕉人。

第二天，我妈跟我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被困在了香蕉里，她想挣脱那层香蕉皮，可是好难，费尽周折最后成功了，但没有香蕉皮的保护，她寸步难行，没走几步，就被人踩成了香蕉泥。

我妈说都怪你跟我讲香蕉人，害我做噩梦。我说想不到你竟然是这样理解香蕉人的，看来我们也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尽管我从小和我妈吃住都在一起，可是我们看到的世界完全不同。

我想变成我妈那样，早早退休拿着退休金四处旅行。而我妈却想变成我这样，哪怕赚不到钱，只要年轻就好了，在她看来，年轻就是希望。而退休，尽管给钱，却是在迈向疾病和死亡，她恐惧疾病，恐惧死亡。

她拼命旅行，只是因为活一天就少一天，时间不多了。她不能理解我这种有时间却没工作的苦，或者说，她已经忘了这种苦。

我们都活在香蕉皮筑成的围城里，高不可攀，牢不可破。即便幸运的人爬上了城头，又会在城头看到远处更高的围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