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见到李经纬是在五年后。其时天色已晚，街道亮如一串项链。我独自一人，冒着十一月的寒风，走街串巷，在一个拐进去几乎拐不出来的胡同里，找到那家名叫“湘忘江湖”的饭店。

李经纬还是老样子，留着板寸，戴着黑框眼镜，浑身散发出一股浊重的油墨味。他的衣服虽然换了，但袖口依旧没有逃脱被磨成毛边的命运，可以想象这五年来，又有不少书喂给他那双袖口了。他坐在我对面，神色忧郁，想说什么但欲言又止，直到穿着藏青制服的侍者端来饭菜之后，他才仿佛借了那侍者的胆，鼓起勇气说：“我见到那本书了。”

我有些惊讶，尽管在接到他电话的时候，我就隐隐猜出是这件事，但当面听他说出来，还是具有不打折扣的震撼效果。

“你把它偷出来了？”

“不，”他说，“但我见到它了。”

那本书叫《发现幸运岛》。我第一次听说它，是五年前在B市读大学的时候。那时我选修了一门地理课，任课教授是一位姓林的老先生，面色蜡黄，骨瘦如柴，颏下那部山羊胡随着他嘴唇的开合而上下抖动。有一回，他讲到北极圈，视线越过镜框上方，郑重其事地说起这本书。他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本描述北极圈的书，由一位姓名不详的方济各会修道士所写，书中记录了他探险北大西洋的历程，并对北极的位置进行了推测。可惜这本书后来佚失了，只有吉光片羽传世。老先生讲到这里，就不再讲下去了，但这种恰到好处的留白，比他继续讲下去更能勾起我们的好奇。当时李经纬坐我旁边，瞪着一双失神的眼睛，后半节课的内容，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完全神游在那本书中。没想到五年过去了，他还没有走出来，像一片夹在书中的枫叶。

此刻，他正用他那枯索的手，抓着酒瓶，往我的杯子里倒酒。店里的灯光有些昏暗，照得桌上的饭菜惨无颜色。他在倒到一半的时候，停住了。我盯着杯子里的酒沫，越升越高，像往事一样溢了出来。

我和李经纬是在地理课上认识的。他酷爱地理，从他爷爷给他取的名字来看，他的爱好有其深厚的家学渊源。他能把整张世界地图背下来，包括每个国家的形状和颜色，譬如：中国，鸡，粉红色；日本，海马，绿色；伊朗，草帽，浅红色；澳大利亚，牙齿，暗黄色；意大利，女靴，浅红色。遇到不好形容的国家，他就用手指在空中比划，连边缘的凹凸情况都描绘得一清二楚。他是真正胸藏天下的人，我想。即使给他蒙上眼睛，从飞机上扔下去，他也能凭借记忆爬回自己的祖国。更厉害的是，无论身在何处，他可以指着自己的脚下说，假如从这里挖下去，他会到达地球另一端的哪个国家哪片海域。这在地理学上叫做“对跖点”，如北京的对跖点是内格罗湖畔，上海的对跖点是萨尔托，西安的对跖点是圣地亚哥。

“你可以想象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一个和你相反的人，他就是你的对跖点。”有一次，李经纬像喝醉酒似的，怪里怪气地说。

李经纬喜欢泡图书馆，除了上课和睡觉，吃喝拉撒基本都在馆里解决。在图书馆的西南角，有几列历史地理类的专架，位置冷僻，无人问津，李经纬额头发亮地夹在它们中间，弓着挪威海岸线的腰，扶着南极冰层般的眼镜，对每本书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那些书所构成的世界有多么深远，我们难以知晓，只知道每次喊他，都要喊好几遍，才能引起他的注意。他抬头的动作异常缓慢，像是忍着剧痛，把自己的脸从书上撕下来，其惨烈程度不亚于一次剥皮的酷刑。

在整个地理学领域，李经纬对极地的兴趣最为浓厚。“当你站在北极，你的四周都是南方。”他说。所有用于划分时区的经线都收拢到了一点，“你可以把足球从今天踢回到昨天。”他认为，在我们生活的纬度上，由于离心力的作用，我们始终与地球保持着拉开的趋势，像吸附其上却有腾起欲望的尘埃。“但在极地，你与地球是最紧密的。”他说，“它整个儿地吸住你，你甚至能趴在冰面上听到它的心跳。”

当林老先生提到那本描述北极圈的神秘著作时，他无法遏制对它的想象。下课之后，他照例钻到图书馆去了，一连数日见不到人影。出关那天，他满脸胡茬，像是从安·菲南德岛跑出来的星期五。

“我查到一些线索了。”他说，“那本书写于14世纪，同时代的一位作家雅克博·科诺耶恩，在他的《旅行记》中做过粗略的记录。”

“现在可以看到这本书吗？”

“不能。”他用近乎残酷的口吻说，“这本书也失传了。”

我叹了口气，一本记录失传的书自己也失传了，这简直就是记录的宿命。

“不过在它失传之前，墨卡托曾翻阅过。”

墨卡托是16世纪荷兰著名的地图制图学家，是地图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我又燃起了一线希望。

“墨卡托在他的私人信件中引述了一段《旅行记》的内容，”李经纬掏出一个快要散掉的笔记本，翻到中间的某一页，用一种悠长的语调念道，“……在这四个国家之间有一个漩涡，漩涡将北方划分开来的四个大海悉数吸纳。海水急速地回旋着，并消失在地球深处，就像有人用过滤漏斗将水倒进去了似的。”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像在模拟消失的海水，最后两个字几乎是无声的。

“就这些吗？”我不满足地问。

李经纬合上笔记本，点点头。

尽管墨卡托写的是第三手资料，但魅力依然不减，这让我们对原著更加充满期待了。一次地理课后，我们拦住了老先生，请求他透露有关原著的更多信息。老先生用凸出的眼珠打量我们，说：“你们真想知道？”

“当然。”我们异口同声。

老先生看了我们很久，说：“那不过是古人的想象，和现实并不相符，北极是什么样子，早有定论，你们回去看地图就行了。”

说完，他做出要走的样子。

“一张地图是画不出北极的，就像一幅照片无法反映一个人的全部特征。”李经纬说。

老先生摘下眼镜，深深地凝视李经纬。过了一会儿，他凑近我们，压低嗓音说：“实话跟你们说吧，这本书就在我们图书馆里。”

这话让我们吃了一惊，因为和之前失传的说法矛盾了。

“不可能，”李经纬断然说，“图书馆里历史地理类的藏书有6768册，其中地理类的占2873册，并没有《发现幸运岛》这本书。”

老先生笑了，饶有兴趣地看着李经纬，说：“记得倒挺清楚。那我问你，这些书你都读过吗？”

“读过一部分。”

“等你都读完了，就能找到它了。”

“可是你之前说，这本书失传了。”我忍不住问。

老先生仰起头，进入回忆状态，缓缓说：“十七年前，我去英国牛津大学做过一次学术访问。访问期间，我经常逛他们的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是一座恢弘的圆顶建筑，馆内充满古典气息，洁白的穹顶，拱形的回廊，一间又一间木制的圆形房间。它模仿了天堂的结构，我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这样想。后来我得知，它的藏书量仅次于大英图书馆，可以说是浩如烟海了。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我每天遨游其间，看到了许多在国内看不到的书。如果全世界的地方让我选择，我会选择在那里终老。有一次，我在里面逛着逛着，突然迷路了，怎么也找不到出口。无论我往哪个方向走，最后都回到了同一个房间。那天进馆的人很少，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我能听到林立的书架后面，有书页翻动的声音，可是见不到人。我想，与其像没头苍蝇一样跑来跑去，不如就待在这个房间，总会有人走过来吧，到时我再跟他们一起出去。这么一想，我就安心了，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步，浏览周围的图书。这时我才发现，摆放在这个房间里的，都是千金难求的稀世珍品：《古腾堡圣经》，1215年的《大宪章》，最早的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以及大量的明清刻印书籍，甚至还有1716年康熙写给罗马教皇的信函。看到这些，我内心的激动是难以名状的，因为它们中的任何一件，都是普通人一辈子也无缘见到的，而我一下子尽收眼底，像吃惯糟糠的乡下人，猛然吃了一桌满汉全席一样。然而看到后面，我才知道这些不值一提。这些书再稀有，也是现存于世、有迹可循的，而我接下来看到的书，都是公认早已失传的古籍：《阿维斯陀》全本，曼涅托的《埃及史》，荷马喜剧《玛吉兹》，姜子牙的《阴符》，华佗的《青囊书》，《红楼梦》的后半部……当然，还有这本《发现幸运岛》。”

“后来呢？”我们听得直咽口水。

老先生清了清嗓，继续说：“我是研究地理的，所以当《发现幸运岛》出现时，我把前面的书都抛到脑后了。我捧起它，小心翼翼地翻开第一页。没过几秒，又翻了一页。接着，我把大拇指压住整个暗黄的书口，从最后一页哗哗地往前翻。是的，我顾不上细读，狂乱的心跳让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我当时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先保存它，然后用漫长的余生欣赏和研究。我拿着它跑去复印室，复印室里空无一人。我只好自己动手了。复印完之后，我把原书送回那个房间，打算离开。说来奇怪，这次我异常顺利地找到了图书馆的出口。外面一片明亮，有三三两两、肤色各异的学生，坐在草坪上谈笑。我挟着复印本，快步穿过他们，在那些中世纪风格的建筑群中绕来绕去。回到住处，我把门反锁了，拉上窗帘，拧开那盏欧式复古台灯，在它安详的光线中读起这本书……”

“读到什么了？”

“震惊。”老先生的眼眸闪烁着，“除了震惊，没有别的词语可以形容我的感受。我一页页地翻看着，每一页都让我难以置信。随后，我放下它，发疯似地跑出寓所，跑向图书馆。我的样子估计很夸张，再次经过草坪的时候，那些学生都发出了惊呼。我冲进图书馆，把前台的登记人员也吓了一跳。要不是那段时间我经常去，他们肯定以为我是捣乱分子，当场把我拿下。我放慢脚步，一边整理衣服，一边抛给他们一个绅士性的微笑，然后钻到书海里去了。我又加快了步伐。根据记忆，那个房间与复印室隔着两道回廊和三个或四个房间。我找到复印室，里面站着几个人，在复印东西。继续往前走，穿过两道回廊，再穿过三个房间（一路上人来人往，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在第四个房间，我转了一圈，发现不是。第五个房间，也不是。第六个、第七个，都不是。那天我把图书馆转了个遍，也没有找到那个房间，它仿佛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后来我又找了很多次，都无功而返。直到回国，我就带了这么一本复印件。”

“可是书上到底写了什么？”

老先生摇头说：“返校之后，我研究了一阵，没有任何收获。也请教过地理系的其他同事，都说这本书是无解的。它像一株只适合生长在牛津大学图书馆的植物，一旦移栽到别处，就枯萎凋谢了。我拿回来的只是植物标本。想来想去，我把它捐赠给了学校图书馆，希望有朝一日能被有缘人发现并参透。”

说到这里，他意味深长地拍拍我们的肩膀，然后拿起教案走了。等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李经纬说：“我知道书在哪儿了。”

“在哪儿？”我惊讶地问。

“贵重资料室。”

“你说的是二楼西北角的那个？”

“嗯，我很早就注意它了。像《发现幸运岛》这样的书，肯定会放在那儿。”

“可它好像不开放吧，我们怎么进去？”

“我有办法。”

那天，我们吃完晚饭，早早地去了图书馆。在二楼西南角，也就是李经纬常年“修炼”的地方，有个靠窗的位置。我们坐在那儿看书。窗外白昼将尽，像电量不足的显示屏，慢慢暗下去。捱到七点半，陆续有人离馆。到八点，基本都走光了，馆内一片沉寂。一个清脆的脚步声，从一楼回旋而上，停住。“还有人吗？”管理员粗犷的声音，在楼房里回荡。没有回应。脚步声又响起，越来越近，像是冲着我们而来。当那道强烈的手电光射过来时，我捏紧了拳头。光柱一闪而过，脚步声远去，随着“咔嚓”的拉闸声响，我们陷入了黑暗中。

我们从厚厚的、像帷幕一样垂到地板的绛红色窗帘后面溜出来，沿着书架向西北角摸过去。书架冰凉，书脊像一排排肋骨。我们像两个盲人，摸着一具史前巨兽的骨架，往黑暗的深处走。

“停。”

我被李经纬的声音绊了一下。

“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拿钥匙。”

他走的时候，我全无察觉，只感到周围的黑暗变轻了一些。我倚着书架，留神倾听远处的动静。寂静在我的耳朵里鸣叫起来。过了一会儿，楼下传来拉开抽屉的闷响，应该是很重的抽屉。接着是窸窸窣窣的手指扒拉金属零件的声音。然后又是寂静，漫长的寂静。

“走。”

李经纬的声音突然响起。我跟随他的身影，一个浓浓的人形的黑暗，摸到资料室门口。他掏出手机，借着显示屏幽幽的亮光，把偷来的钥匙一个个往锁孔里试。试到第七个的时候，门开了。我们走了进去。

资料室不大，中间摆了一条长方形的几案，案上空无一物，四壁是银白色的书橱，都用镶着玻璃的柜门锁上了。凑近看时，那些书脊上只有编号，没有名字，看来必须打开柜门，一本本翻开，才能找到《发现幸运岛》了。可是李经纬手上的钥匙，没有一个对得上柜门的锁孔，而他几乎把所有能偷到的钥匙都偷来了。

“你是怎么打开那些书橱的？”我问。

“我没有打开它们。”李经纬呷了一口酒，“事实上，到现在它们还好好关着。”

“你的意思是，那本书不在里面？”

“可以这么说。”

那晚我们一无所获，在地板上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开馆，才混了出去。此后，我再也没有找了，一来觉得希望渺茫，二来那毕竟只是一本书，一个地理界的花边新闻、师生间的课外谈资，不值得为之冒险，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是大三下学期，离暑假只有半个月的时间，所有人都在面临考研还是实习的选择。我也不例外，每天忙于搜集信息，对未来的焦虑远胜于对那本书的兴趣。当李经纬再次找到我，兴致勃勃地向我宣布他的最新发现时，一个哈欠在我的胸口深处悄然成形，并且颤抖着涌上我的嘴巴。我无法抑制这种内在的分心。

过完暑假，我到C市的一家出版公司实习。李经纬则打算考研。整个大四，我只回过几次学校，来去匆匆，基本都和泡在图书馆里的李经纬失之交臂了。从同学口中得知，他考得不错，上了本校的地理系研究生。而我也在实习单位转正，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我们的性格恰好相反：我内向，她外向，我优柔寡断，她刚毅果决，有点像李经纬说的对跖点。不久，我们结了婚，在C市定居。又过了一年，我当父亲了。一切按照既定的轨道向前运行着，就像地球本身的运行。有时我会想起李经纬，想起他背地图的样子，埋头读书的样子，但很少会想到那本书，它的遥远和神秘，仿佛随着我的学生时代一起消逝了。我的生活变得毫无想象力，它和上下班的高峰、仓促的午餐、孩子的奶粉、妻子的埋怨、半夜两点钟的醒来一样真实具体。可是，在五年后的这个夜晚，当李经纬突然打来电话，说有要事相告的时候，《发现幸运岛》又重新从我飘满油腻的记忆里浮现出来。

“那它在哪儿？”

“就在图书馆，那2873册地理书中，只是我以前没有发现它。”

听到这样的答案，我有些丧气。我们冒着被处分的危险，夜闯图书馆禁地，却不料书就在我们平常触手可及的地方。

“它是什么样子的，你带来了吗？”

李经纬摇摇头。

“那里面写了什么？”

李经纬又摇头，和五年前老先生在我们的追问下只是摇头一样。我闷了一口酒，拿着筷子吃起菜来。桌上摆了三个菜：一个干锅茶树菇，一个农家小炒肉，一个泡椒鸡杂。也不知道是这湘菜馆徒有虚名，还是李经纬的回答让我兴致索然，总之，这些菜没味道。我机械地重复着嚼的动作，像牛在反刍一样。

“那晚回去之后，我一直没有死心。”李经纬看着自己的杯子说，“我总觉得书在那间资料室里。尽管我问过管理员，管理员说资料室里没有这本书，但我还是觉得，书在资料室里，因为其它地方我都找过了，只有资料室里没有找。我在等机会。有段时间，我把西南角的书拿到西北角去读，为的就是盯住资料室，只要有人进去拿书，我就知道钥匙在谁手上了。这样盯了大概一个月，没人进去，我有些灰心了。为了取书方便，我又回到了西北角。那时离考研日期越来越近，我一心想着备考，就把这事搁置一边了。可是有一天，也是巧合，我去一楼上厕所，回来的时候看见资料室的门开了。我小跑过去，躲在书架后面，假装看书。几分钟后，资料室里传来响动，我从书架缝隙看见一个身影走出来了……”

“是谁？”我停下筷子。

“林老先生。”李经纬说，“我当时也很吃惊，但是转念一想，这更加印证了我之前的观点：书在资料室里。我大四没有他的课，难得见到他一次，所以我很快追了上去，喊林老师。老先生还认得我，笑了一笑，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您捐给图书馆的那本《发现幸运岛》，是不是在资料室里？老先生往资料室那边望了一眼，说，不在。我一时说不出话来。老先生说，还有别的事吗？我说，那它在哪儿？老先生把胳膊朝西南角笼统地一挥，说，就在那一片儿，你会找到它的。说完他就走了。”

“然后你就一直找到现在？”

李经纬点点头，说：“老先生走后，我在西南角那几个书架间走来走去，不知走了多少遍。我对那片儿太熟悉了，随便你说出一本书，我能说出它的左边和右边分别是什么书，但《发现幸运岛》不在任何一本书的左边或右边。也就是说，《地理学》的右边是《大陆与海洋的形成》，再往右是《气候与生命》，再往右是《地球概论》……它们一个比邻着另一个，互为依存，假如把《大陆与海洋的形成》抽走，《地理学》就会与《气候与生命》挨着，再把《气候与生命》抽走，《地理学》就会与《地球概论》挨着——你瞧，没有一本书是独立存在的——而《发现幸运岛》不遵从这样的序列，它既不与另一本书挨着，抽走另一本书，也不会与下一本书挨着。我们无法判断它的具体位置，因为它没有邻居。有没有可能，我当时想，《发现幸运岛》不需要左边和右边，它仅靠自己就能确立自身？”

“不可能吧，”我有些茫然，“一本书在空间上肯定是有左边和右边的。”

“可是珍藏原书的那个房间消失了，它也应该有左边和右边。”

“这……”我舌头打结了。

“房间是偶然的，书也是偶然的。老先生从一个偶然的房间里拿出一本偶然的书，所以他说，发现这本书需要缘分。”

“那你是怎么发现它的？”

“后来我想起了老先生的一句话，不知你还记不记得，那天下课我们拦住他，我说图书馆里没有《发现幸运岛》这本书，他说所有地理书你都读过吗，我说没有，他说，等你都读完了，就能找到它了。就是这句话，我再次想起它的时候，豁然开朗：如果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有一个偶然的房间，那么进入它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所有的房间都走一遍；同样，《发现幸运岛》也夹在某两本书之间的偶然中……”

“你是说，为了找出这个偶然，必须把所有的书都读一遍？”

“是的，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大学三年半，我才读了不到800本书，剩下的书，即使刨去大学以前读过的，也要七八年的时间才能读完……”

“事实上你只用了五年。”

李经纬扶了扶眼镜，说：“嗯，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如果没有《发现幸运岛》，我也会读那些书，但花费的时间就长多了。考完研后，我制定了一份严格的读书计划，每天阅读十二个小时以上。由于研究生的课程少，这个时长基本是可以保证的，即使有时因事耽搁了，也能在另一天里补齐。对了，我的研究生导师是林老先生。他那几年身体欠佳，本科的课程都停了，研究生也只带了我一个。我成了他教学生涯的最后一个研究生，我毕业后，他就退休了。”

这有点传承衣钵的味道，我想。

“读研期间，我很少见到他，有什么问题都是通过电话和邮件交流。老先生是个严谨的人，总能一眼看出我邮件里哪个文献数据不对，哪个词语或标点的运用有误，并且在回信的开头就指出来。他经常引导我用想象去解释一些地理现象，比如魏格纳通过冰山漂移的情景，提出大陆漂移说，比如太湖的形成，很可能是天外陨石砸出来的。人的局限性决定了，我们在解释这个世界的时候，不得不动用想象力。科学发展史也是人类想象史。有时我和老先生的讨论会脱离现实的框架，陷入无边无际的想象，像一架动力过大的飞机，随时有冲出地球的危险。那是一种反重力的极端体验，我们在相互激发中，克服了身体无法克服的东西。进入某个学科体系，老先生说，是为了冲出来。我由衷感到，老先生在他教学生涯的最后几年，其实是起着助推器的作用：把自己燃尽，把我往地理学的高空推送最后一程。”

“那——你们有没有讨论那本书？”

“没有，老先生从不和我讨论那本书。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在我硕士论文定稿的时候。当时老先生的身体状况不太好，老犯头晕，看文字有重影，有一次从马桶上起来，直直地栽到地上。他太太和他女儿把他送去医院，刚到病房他就醒过来了，说要回去。医生给他拍了片子，说他的脑血管有堵塞的迹象，建议留院观察一个星期。他不肯，但他的家人都很坚持，他也就勉强同意了。我去探望他的时候，他正斜倚在洁白的病床上，摆出一副随时要走的架势。那天是他女儿在陪护，看见我来了，她悄悄走了出去。老先生拍了拍床沿，叫我坐下。我们聊了一会儿论文的细节。他看上去没有一点生病的样子，头脑很清晰，不仅能快速领会我的意思，还对论文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我怕影响他休息，几次想结束谈话，但他似乎意犹未尽，捉着我说个没完。也许是住院生活太无聊了吧，床头柜上除了水果、杯子和饭盒，连一本书都没有。末了，我起身告辞，他忽然说，那本书你找到了吗？我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他说，没关系，你会找到的。”

“就这一句？”

“就这一句。那时我已经读了2000多本书，而《发现幸运岛》仍没有出现。不过，我并不担心。它一定会突然出现的，就像老先生突然置身于那个神秘的房间里一样。几天后，老先生出院了，第一时间打来电话，问我论文的修改情况。答辩那天，他也出席了，坐在教室的前排，腰板笔直，目光炯炯，说话中气十足。想起从此以后，他将退休在家，而我将跟随别的导师继续读博，心里很是怅然。答辩完了，我送他到校门口。他问我博士打算读什么方向，我说我想研究极地，他点点头，没说什么。校车来了，他拦住我，叫我不要送了。我看见他单薄的身影，像一张纸片飘进车厢，渐行渐远。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我永远记得那天的阳光、树影和空旷的街道，几只麻雀跳来跳去地觅食，因为那是我和老先生的最后一面！”

我失声道：“你是说老先生他……”

李经纬咬着嘴唇，久久说不出话来。他的手在颤抖。我能看出有一场地震在他体内进行着，但我什么也做不了。

“这是前不久的事。”他试图平静，但声音还是有点抖，“我读完了最后一本书，立刻给老先生打电话。电话是他太太接的。她告诉我，老先生突发脑溢血，已在一个月前去世。我听到后，整个人僵掉了，好像老先生的死亡，在那一刻完整地降临到了我的身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许这个消息早在校园里传开了，但我因为沉迷于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直到一个月后，它才像一记重锤落在我后知后觉的头上。我发现很多事情都晚了，来不及了。这五年来，我废寝忘食地与时间赛跑，最终还是输给了死神。但有一件事，我必须证实，即使老先生已经不在人世。我问林太太，二十二年前，老先生去牛津大学访问，是不是带回了一本书，捐给我校图书馆。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没有这回事。我说，您再想想。林太太说，他的行李箱是我收拾的，如果带了什么书，我肯定有印象。”

我怔住了。“难道老先生在撒谎？”

“不，他没有撒谎。他的确带回了那本书，并且捐给图书馆了。我是在读完最后一本书的时候发现它的。”

“它是什么样子的？”我发现同样的问题我又问了一遍。

“它没有封面，没有内页，没有文字。一句话，它没有形体。它在那2873册地理书中，却不夹在任何两本书之间。起初，我总想找到它，在头脑里设想它种种可能的样子。正如老先生描述的，那是一个复印本：也许封面粗糙，字迹模糊，版面东倒西歪；也许出乎意料地整洁、大方，比原书更新，更有质感；也许介于它们两者之间。我想到了它每一个可能的细节，它微微磨损的书脊，轻轻卷起的页角，还有老先生翻阅时留下的激动的褶皱。可它没有出现，一直没有出现，即便它在我的想象里已经呼之欲出了。渐渐地，这本仅有外部装帧的书无法满足我了，我开始进一步想象它的内容。想象的依据就在那些地理书中。我读到16世纪墨卡托绘制的北极地图，图上有一个被四个国家围绕的巨大漩涡；17世纪，哈雷提出地球空心说，认为地球有适宜人类居住的内表面，其入口就在南北两极；18世纪，欧拉认为地球内部有一个直径600英里的小太阳；19世纪，西蒙企图组织一次极地探险，未遂；20世纪，美国退役海军拜尔德率领一支探险队，从北极进入地球内部，并据此经历写了《拜尔德日记》。它们和《发现幸运岛》是什么关系呢？有一天，我靠在书架上冥想，忽然翻开了《发现幸运岛》的第一页。作者咕哝式的口吻迎面扑来，裹挟着嘴巴里的热气，像在念一段我听不懂却充满魔力的经文。我试着理解那些闪烁的字句，那些粗线条的、总在关键位置跳过去的描写，结果并不理想，它的晦涩和残缺不齐仿佛是先天的。当我睁开眼睛，一切烟消云散，像做了一场大梦。后来我又读了里德的《极地幻影》，加德纳的《一次去地内的旅行》，艾默生的《地心太阳》，以及大量相关的论文、传记、小说，它们从各个角度丰富了《发现幸运岛》的情节。是的，从老先生说他把这本书捐给图书馆之后，我读的每一本书都朝向它，像无数河流朝向远方的大海，像一群向日葵朝向阳光。《发现幸运岛》是我用其它地理书拼凑出来的，如同逆着一场又一场的风暴，返回青蘋之末。也许你会问，这可能吗？在理论上是可能的，我们缺少的只是一台足够精密的仪器，把一场席卷欧洲大陆的飓风，追溯到南美洲一只蝴蝶最小的展翅中。而寻找《发现幸运岛》，我用的仪器是这儿。”他用手指戳了戳脑袋。

“没有无中生有，”他接着说，“也没有凭空消失。所谓消失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发现幸运岛》只要曾经存在过，就会留下痕迹，在墨卡托的信件中，在哈雷的潜意识里。它一定是以碎片或者纤维的形式，穿插在后世著作的纹理中。恐龙灭绝几千万年了，但它的后代还在，你会从一些鸟类的脸上难以置信地发现它。二战过后，纳粹消失了吗？不。当然，人性中的善良，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也会闪耀着微光。读完最后一本书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也同时读完了《发现幸运岛》，只是我再也没有机会告诉老先生了……”

隔着餐桌，我听到了李经纬轻微的啜泣。那是一种向内的啜泣，泪水不是哗哗流出，而是往他的胸腔和四肢里倒灌。多么古老的痛苦，我想，几千年前的人，在面临一生中最严重的时刻，也是这样啜泣的。

“但是正如你所说，没有凭空消失，所以死者也不死。他会永远活在你的全身。”我这样安慰他，但听上去更像是在安慰我自己。

走出饭店的时候，天空飘起了冷雨，巷子里一片漆黑。李经纬要去附近的旅社，住宿一晚，明早启程回到B城。而我则去地铁站，搭末班车回家。我们在胡同口告别。李经纬用力握了握我的手，眼神里充满感激，然后他转身，消失在夜色中。我竖起衣领，在湿滑的青石路上慢慢走着。远处响起地铁的呼啸声，仿佛要将这城市的夜色，一吨一吨地运走。我知道，今夜马上就要过去，但不会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