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故事大爆炸2022」中短篇入围作品03号。
星期天，社里接到一个举报电话，对方声称在外卖里吃出了一只苍蝇，在向商家索赔、向平台反映以及向有关部门投诉无果后，决定向媒体曝光，希望我们能为她讨回公道。总编得知以后，命我去调查此事。自从我在朋友圈说了几句娱乐八卦的坏话之后，为了照顾我的新闻理想，总编派给我的都是这种活儿。“事关国计民生，我想你不会拒绝的。”他在电话里说。我只好欣然领命。
我和举报人约在星期一上午十点见面。出发前，我做了一些简单的案头工作。我从网上搜集了几篇关于外卖的新闻，把它们剪裁拼接起来；又翻阅了《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相关条例，打算在文中加以援引；此外，我还特别查询了苍蝇的习性、危害和防治方法，为了给我的报道增加一些科学色彩。这是我的工作习惯：先写好新闻稿，再出去调查。作为一名记者，我有着和自身职业不太相称的信仰：太阳底下无新事。世界只是在变着花样重复自己。
举报人叫童小云，是某IT公司的职员。我见到她时，她刚办完离职手续，拖着一只行李箱走出了写字楼。她看起来和我同龄，二十七八岁，修着一头利落的短发，身穿一件印花针织衫和一条方格阔腿裤。虽然工作好几年了，她的言谈举止还是透着一股尚未脱尽的学生气。她喜欢用夸张的肢体语言来弥补口头上的不足，说到词穷处，简直要张牙舞爪。我不得不一次次地提醒她点到为止。
我们就在街边长椅上完成了访谈。那是晴朗的初春时节，空气中弥漫着玉兰的幽香，雪松细碎的影子在我们身上摇来晃去。访谈伊始，我就想着快点结束，好去什么地方偷闲半日，因此我对童小云每说一句话就做一套广播体操缺乏耐心。更糟糕的是，看着她搽满口红的嘴唇，我的脑袋里总有一只苍蝇在盘旋。苍蝇的嗡嗡声几乎盖过了她说话的声音。到后来，我不得不停止手头的工作，下意识地挥臂驱赶。结果两种声音都戛然而止了。
“怎么了？”
“没什么，你接着说。”我又埋头记录起来。
我的记录只是做做样子，完全没有当回事，可是在那个心灰意懒的上午，我写着写着，忽然被笔下的内容吸引了。童小云手忙脚乱的讲述正在撬动我对这件事的最初认知。访谈结束后，我和她道了别，便匆匆奔赴下一个采访对象。这时，我把偷闲的事完全抛在脑后了，因为我已经预感到，我之前的准备很可能会付之一炬。
童小云在外卖里吃出苍蝇的那天，遇到了几件烦心事。首先是早高峰堵车让她迟到了几分钟，这个月的全勤奖没了。虽然只有两百元，但对于薪水低微的她来说，无异于剜心割肉。她在堵车的路上就开始盘算，这两百元等于她一个月的早餐费，两个月的交通费，半年的水费，一年的燃气费。其次，她和同事孙雪因为工作上的龃龉闹了一些不愉快。她们在运营部门，童小云写文案，孙雪做美工，负责微博、公众号、微头条和抖音的日常发布。可是，对于发什么和怎么发的问题，两人经常意见不和。“天蝎和白羊是一对克星。”当童小云向她的好友段嫣然吐槽时，精通星座分析的段嫣然这样回答。段嫣然是她们部门的商务负责人，不仅天生丽质，人缘也很好，这使她常常在公司里扮演和事佬的角色。然而那天上午，白羊座的童小云和天蝎座的孙雪再次吵起来时，这位和事佬却因为接待客户没有及时到场。到场的是运营总监闫力。闫力的到场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他往门口一站，办公室就一片死寂了，连看热闹的同事都纷纷回到座位上，等待大事发生。可这个高深莫测的领导什么也没说，只是招了招手，把面色苍白的孙雪叫走了。周围响起一片耳语。“马上就该轮到我了。”童小云抱着这个可怕的想法，熬过了整个上午。
最后，在她苦熬期间，她还接到了妈妈从四川老家打来的电话。妈妈在电话里说，给她介绍了一个新对象，男的也是四川人，也在北京工作，名校毕业，年薪百万，有房有车。“幺儿，你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说到最后，妈妈激动地喊了出来。“那口气就好像天上在掉馅饼，只要我走出门，就能被砸着似的。”童小云告诉我。她一向认为爱情是盲目的，不该人为安排。“这是在替老天做决定！”有一次，她在电话里指出了父母的疯狂，可他们无动于衷，催婚电话还是一个接一个地打过来。“世上有那么多人，老天哪里管得过来？”他们说，“老天要是管得过来，你早就嫁人了。”她拗不过他们，只好听之任之。“起码让他们觉得自己有事可做。”她对我说。
挂断电话后，已经十一点了，是她平常订餐的时间。她打开外卖软件，刚看了不到两分钟，就接到了领导的传唤。匆忙之中，她在历史订单里随便选了一个，然后放下手机，去了总监办公室。谈话比她预想的要漫长，到十二点才结束。她本以为吃了一肚子的气之后，再也吃不下任何东西了，可是当她回到工位，看见桌上的巫山烤鱼饭时，还是食欲大振。餐盒里的烤鱼刀法精湛，焦黄酥脆，在飘满葱段、姜片和干辣椒的鲜红汤汁中保持着游动的姿态。虽然长久的浸泡使鱼肉的口感有所下降，但对于饥火中烧的她来说，仍然不啻为山珍海味。
她是在吃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发现那只苍蝇的。起初，她以为自己眼花了，因为人在饥饿的状态下的确容易出现幻觉。然而，当她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拈起那团黑物仔细查看时，她终于确定那是一只苍蝇无疑。“我差点没有吐出来。”她对我说。她迅速抄起手机，要给商家打电话，把对方痛骂一顿。她颤抖的手指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屏幕上乱窜。等她点开订单看见商家信息时，骂人的冲动就更加强烈了。
那是一家新近入驻的店铺，叫“除却巫山不是鱼”，开张第一天就吸引了童小云的眼球。店里除了售卖招牌烤鱼，还有辣子鸡、回锅肉、麻婆豆腐、夫妻肺片等常见川菜，不仅价格优惠，后来吃着味道也不错。但她第一次的用餐体验却很糟糕，骑手送来的时候，有一半的汤汁从餐盒里洒出来了，包装袋像是在油桶里浸过一遍。那顿饭她是垫着五张A4纸吃完的。吃完后，又花了很长时间清理，仿佛桌子上、键盘上、衣服上，都沾满了油渍。手上也是油腻腻的，她用洗手液洗了好几遍，那股油味依然挥之不去。一气之下，她给商家和骑手打了差评，并发誓再也不订这家的外卖了。
没想到时隔一周，童小云就重蹈覆辙了，而且这一次，她受到了比上一次更深的冒犯。她决定新仇旧恨一起报。尽管后来她也承认，如果没有前面几件烦心事的发生，她不会被一只苍蝇激怒成那样，以至于引火上身。事实上，在最终的恶果酿成之前，她有很多机会阻止自己。就在她找到电话要拨过去的时候，一条突如其来的短信打断了她的进程。短信上说：“你好，我是张阿姨介绍的，可以加你微信吗？”这条及时出现的短信在事后看来有悬崖勒马的意味，只是被怒火冲昏头脑的她，在当时进行了完全相反的解读。“我更加生气了，”她对我说，“他们总是不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我的电话透露给每一个可能成为他们未来女婿的人。”因此，她压根没有理会那条短信，继续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电话打过去了，是占线状态。童小云等不及了，她进入评价区，噼里啪啦地打字，用天底下最恶毒的语言，把商家骂得体无完肤，最后还附了一张照片作为证据。照片中，一只苍蝇醒目地叮在鱼头上。上次她打了差评之后，商家很快联系到她，给她说尽好话，请求她把差评改过来。她耳根子软，念在对方初犯，而且洒汤的主要责任在于骑手，便稀里糊涂地同意了修改。“这次就算给我磕头，我也不会心慈手软了。”她一边发表评价，一边想。她真的做到了。直到我受命调查此事的时候，那条评价还在，并且以最高的点赞数稳居榜首。
那条评价无疑给商家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当我和童小云道别，马不停蹄地赶到他们店里的时候，眼前的景象令我吃惊：正值午餐时分，店里没有一个顾客，桌椅地板擦得光可鉴人，老板夫妇和厨师服务员神情严肃地坐在柜台前面，整个饭店笼罩在一股阴郁的气氛中。这家店开在四环边的一条小吃街上，地理位置优越，招牌抢眼，生意却是如此惨淡。看见我进门，他们争相站起身来，脸上露出疲惫的笑容。显然，他们是把我当成客人了。在我说明来意之后，他们的脸色又变得凝重。老板更是苦笑一声，自言自语地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的确如此。在童小云发表评价当天，这家店的线上订单量就急剧下滑了，所有点进来的人，都怀着对新店本能的警惕翻看评价。不幸的是，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自己第一眼看见的事实。随着负面评价的传播，线下生意也受到牵连，来店里吃饭的客人一天比一天少了。老板赵无欺是个充满远见的生意人，他凭借多年的开店经验，主张再大的事也应该关起门来解决，一旦闹得满城皆知，即便自己占了理，也会留下一个店大欺客、得理不饶人的霸道形象。他的主张不无道理，虽然这会给我的调查工作带来不便。从我表明身份开始，他就对我抱有敌意，冷冷地坐在一边，拒绝提供任何有助于厘清事情真相的信息。对他来说，真相是什么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如何让人们遗忘。
可是老板娘史红菊不这么认为。且不说在当今的网络评价体系下，商家处于被动地位，客大欺店的事常有发生，何况苍蝇之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是无良消费者对他们的恶意栽赃。为了挽回声誉，她不介意动用媒体的力量。“让大家都来评评理。”她说。她体态丰腴，头发绾得很高，举手投足间散发着四川女人的泼辣劲儿。
从厨师服务员对史红菊的纷纷响应来看，这家店在关键时刻还是由老板娘说了算。她的优点显而易见，慷慨，真诚，即使面对记者，也像在街坊邻居面前一样直言不讳，甚至会顺嘴抖落一两件她丈夫的丑事。但对于她的栽赃指认，我是持保留意见的，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说明这一点。她反复强调的是，那天童小云的外卖是由她亲手包装并交给骑手的。“这就说明了一切。”她昂首挺胸地告诉我，“没有一只苍蝇能从我的眼皮底下逃过去。”
这家店从开业之初就保持着井然有序的分工。老板赵无欺负责统筹管理，老板娘史红菊负责收银出纳。厨房里有一个主厨，一个帮厨。忙起来的时候，老板也会亲自掌勺。他是厨师出身，后来当了老板，手上功夫也没有废。大堂里有两个服务员，除了招待堂吃的客人，还要负责把线上订单传到厨房，再把做好的饭菜从厨房端到前台，由老板娘打包，交给来店里取餐的骑手。卫生大家一起做，每晚一次。我特地留意了一下，不仅店面拾掇得纤尘不染，厨房里的环境也是无可挑剔，灶台、厨具、洗碗池、抽烟机、地板，都锃光瓦亮的，别说苍蝇，就连一片烂菜叶子也找不到。在大堂的显眼处，挂着用金色画框裱起来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
在如此严格的卫生管理下，老板娘史红菊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外卖里不可能混进苍蝇。因此，看见童小云的评价，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过去问个清楚。“我想让她回忆一下，那只苍蝇是不是在她吃饭的时候飞进去的。”她对我说。电话接通后，她已经做好了挨骂并且回击的准备，可对方表现一反常态，完全没有评价里的那种野蛮粗鲁，而是出奇地冷静。“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她告诉我，“当她提出要我们赔偿一千元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圈套。”
童小云发完评价后，长舒一口气，开始收拾桌上的残羹冷炙。她一边收拾一边想，今天真是倒霉透了，上班迟到，和同事吵架，被妈妈催婚，被领导骂，最后还吃出了一只苍蝇。“恶心！”她把餐盒掼进垃圾桶的时候这样想。她走去卫生间，在盥洗池里漱口。冰凉的自来水像火一样烧灼她的舌头。五年前，她不顾家人反对，执意要来北京，从未想过会在拥挤的交通、高昂的房租、烦闷的工作和无望的爱情中消耗青春……现在，连苍蝇也来添乱了。她痛苦地缩起上颚，想把这些年淤积的愤怒和委屈都吐个干净。
收拾停当，她就接到了商家打来的电话。也许是刚才的评价把她想骂的话都骂完了，抑或逐渐平复的心情使她意识到自己的损失，当电话铃声响起，她产生了一个更加实际的想法：向对方索赔。“我这一天的亏不能白吃了。”她对我说。她走出办公室，按下接听键，说话的是个女人。和上次因为洒汤给她道歉的男人不同，这个女人的客气里带着冷淡，甚至含有挑衅的意味。她的怒火再次被点燃了，但她强忍着不让自己发作。
“赔我三百，这件事就算了结了。”
童小云告诉我，这是她临时想起来的数目，刚好可以弥补她两百元的全勤奖和二十八元的餐费，多余的部分算是精神损失费了。可是对方并不买账，跟她讨价还价起来，一会儿说全额退款，一会儿又说双倍赔偿。童小云以老练的商人口吻回绝了她：
“就三百，一分钱也不能少。”
这次谈判以双方相持不下告终。童小云挂断电话，回到办公室，把手机重重地扔在桌上，砸出的声响引起了几位同事的频频回顾。段嫣然也听见了，她在微信上问童小云出了什么事，童小云告诉了她。她得知以后，一连发了好几个惊讶的表情。“那是假的，”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段嫣然对我说出了实话，“我只觉得愧疚，不仅因为她和孙雪吵架时我没有到场劝解。”
第二个电话很快打过来了。这次是男人，他一开口，既不提苍蝇，也不提赔偿，而是用拉家常的语气说起了他的创业史，顺便套问童小云的家乡住址和工作情况，似乎要和她进行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童小云几次打断他，都没有成功。啰嗦了一通之后，男人才言归正传，松口说可以三倍赔偿，希望童小云删掉评价，息事宁人。童小云不为所动，她坚持自己最初的要求：
“这是底线。”
“一百吧，看在老乡的份上。”
童小云挂断了电话。此后他们又给她打了三四个电话，她都没有接。“我彻底失望了，”她对我说，“跟他们说话比吃了苍蝇还恶心。”她不打算继续索赔了。那天下午，她一心扑在工作上，想把自己从倒霉的厄运中解脱出来。下班后，她约了段嫣然去逛街，两人吃喝玩乐到深夜才回家。临别时，她得意地朝段嫣然晃了晃手机，说商家没有打电话骚扰她了。“别高兴太早，说不定一会儿就打来了。”段嫣然开玩笑说。童小云做了个鬼脸，挥手道：“明天见。”在出租车远去的马达声中，童小云唱着歌走进小区。凌晨一点，当她洗漱完毕，拖着疲惫的四肢爬上弹簧床时，突然响起的铃声吓得她魂飞魄散。她拿起手机一看，是个陌生号码。犹豫片刻，她还是接了。听筒里说：
“我是巫山烤鱼的老板娘……”
不仅如此，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童小云接到了五个不同号码的电话，它们像川剧演员变换的五张脸谱，无一例外都是商家打过来的。她原想不予理会，但又害怕真的有人找她，所以每次接起电话，她都默不作声，等对方先开口，确认是商家之后，再立刻挂掉，拉黑。久而久之，对方也学乖了，也默不作声。于是，电话两头充满了诡异的安静。“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童小云对我说。最后她做了决定，无论对方是谁，只要超过五秒钟不说话，她就挂掉。这个决定让商家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
那几天老板夫妇表现得并不像后来接受采访时那么有底气，恰恰相反，他们正在经历一生中少有的黑暗时刻。采访当晚，我回到北五环狭窄的出租屋内，在昏黄的台灯下铺开笔记本，为那些颠倒错乱、前后矛盾的说法困惑不已时，一个陌生电话打进来了。对方自称是“除却巫山不是鱼”的服务员，名叫吴戈，是从我临走时递给老板娘的名片上获知我的联系方式的。那张名片被老板娘放在柜台上，他趁老板娘去厕所的间隙，用手机偷拍了下来。打这个电话费了他很大的勇气，因为要冒着丢饭碗的危险，但同时他又说：
“有些事如果瞒着，良心上就会永远过不去。”
我在听他陈述的过程中，努力回忆他的形象。店里只有一男一女两个服务员，我却怎么也想不起那个男服务员的样子了。他和其他人一样，模糊地坐在老板娘史红菊的身后，脸部和四肢逐渐消失在那套绘有鲤鱼图案的工作服中。他在电话里因紧张而略微颤抖的嗓音，也没能勾起我白天的记忆。事实上，除了老板娘史红菊，我根本没有听见其他人说了些什么。
据吴戈透露，这家店平时的卫生状况远不是我看见的那个样子，每到用餐高峰，到处是纸团、菜渣、脚印、痰迹，可以用一片狼藉来形容。特别是厨房，开张不到半个月，地面就铺了一层油，墙上也被熏黑了，洗碗池里的积水五颜六色，装剩菜剩饭的大桶满得快要溢出来。打扫工作是分开的，服务员负责大堂，厨师负责厨房。服务员是外聘人员，干活还算规矩勤勉，即使在生意火爆、人手不够的情况下，也能勉强维持大堂的体面。而那两个厨师，一个三十来岁、膀大腰圆的主厨，一个年逾花甲、瘦骨嶙峋的帮厨，都是老板夫妇从四川带来的亲戚。虽然做事麻溜，待人亲和，可在卫生方面松懈散漫，一件厨师服就要穿好几天，白大褂穿成了迷彩服，还舍不得换掉。我所目睹的情形都是整饬后的结果。那是事发第三天，由于双方协商不成，老板赵无欺担心事态扩大，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因此决定歇业一天，率领全体员工大扫除。他们拧开所有水龙头，找来铲刀、铁刷子、钢丝球，用了十几桶洗洁精和二十多块抹布，从上午九点忙到下午六点，才把店里的角角落落收拾干净。“像经历了一次开荒，”吴戈告诉我，“光灶台上就刮出了五斤猪油。”
因此，看见童小云的评价，老板娘史红菊的第一反应并非她向我描述的那样理直气壮，而是深信错在己方并且大发雷霆。她把所有店员召集起来，劈头盖脸地训问，试图揪出那个粗心大意的人，包括她的丈夫赵无欺也在受训之列。“当时我就感觉自己完了。”吴戈对我说，他记得童小云的外卖是他从厨房端到前台的，“你想啊，碰过那个餐盒的就主厨、帮厨、我、老板娘四个人，而主厨是老板的侄子，帮厨是老板娘的表姐。”可是这个细节除了吴戈之外，其他人都没印象了。主厨一直闷头做菜，对厨房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面对老板娘的审问，他只是替自己辩解，没有看见苍蝇。帮厨把做好的半条烤鱼装进餐盒时，也没有看见苍蝇。“如果像照片上这么明显，我肯定早发现了。”她指着老板娘的手机说。像往常一样，她把餐盒搁在窗口，转身忙别的事情去了，压根没有注意是谁取走的。而老板娘之所以一再盘问她，是因为老板娘自己也不记得把童小云的外卖端到前台的人是谁。
“问题就出在这儿，”老板娘史红菊说，“端菜的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家店没有安排专门的传菜员，菜做好了，谁都可以去端，所以除了服务员，老板也有嫌疑。但他们都矢口否认了。店里每天出餐几十份，谁端谁的菜，本身就是一笔糊涂账，没有人会贸然承认对自己不利的事。“我记得是因为当时有两个烤鱼订单，童小云的没有备注，另一个备注了免辣，为了防止弄错，我还特意区分了一下。”吴戈对我说，“但我没有看见苍蝇。”当他发现其他当事人都糊涂了的时候，他也决定装糊涂，借此蒙混过关。可老板娘史红菊没有善罢甘休，她敲着柜台说：
“我再问最后一遍，是谁干的？”
她问的是所有人，目光却停在其中一个人的身上。显然，她的心中早已有了答案。她盯着这个人的时候，眼睛里几乎伸出一只手，捏住了他的脖子。她正是用这种无声的酷刑逼他就范。“他叫杨毅，”吴戈告诉我，“是你没见过的第三个服务员。”
杨毅比吴戈早一天入职，凭借这一天的优势，他处处像大哥一样关照吴戈：帮吴戈收拾桌子，教吴戈记菜谱的秘诀，甚至在吴戈失手打翻餐具之后代其受过。他对另一位女服务员也是如此，尽管那位女服务员比他入职还早。热情仗义似乎是他与生俱来的禀性。然而他却成了三个人里面最不受老板娘待见的一个，因为粗犷和粗心犹如一对双胞胎，总是相伴而生。他经常忙中出错，不是给客人多上了一道菜，就是报账的时候少写了一个零，让饭店蒙受无谓的损失。由于这些前科，老板娘自然而然地怀疑到了他的头上。
杨毅明白自己受到了怀疑，他勇敢地迎上老板娘的目光。
“我觉得这件事大家都有责任，不应该只是服务员的问题。”
“意思就是你干的喽？”
“你要说是我，那就是我吧。”
谁都听得出来杨毅没有承认，可老板娘史红菊坚信他这是不打自招，用假装无奈的方式掩盖自己犯错的事实。只有吴戈知道，他是在有意保护另外两个。“他低估了老板娘的愤怒，以为被她骂两句就完事了。”吴戈对我说。当老板娘大声宣布开除他的消息时，他才如梦方醒，用一种与其说是震惊不如说是怜悯的眼神看着老板娘。所有人都沉默了，连一向敦厚的老板也没有出面打圆场。“我是唯一能救他的人，”吴戈告诉我，“可我像个孬种一样，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那天下午，杨毅没要工钱就走了。因为没有带别的衣物，他脱下工作服后，光着膀子走出了饭店，消失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从此再无消息。“就当他已经死了。”老板娘对着他的背影撂下狠话，即使后来证明他是无辜的，她也没有收回成命。直到我登门采访，这家店依然保持对杨毅的讳莫如深，好像他从未存在过一样。“每个人都可以装作若无其事，唯独我不行。”吴戈对我说，“从他离开的那一天起，我就失眠了。”没有人知道这漫长的一周吴戈是怎样度过的。他整夜睁着眼睛，直视黑暗，承受脑子里那只黑色鸟儿的冲撞。有一次，他在极度困倦中看见杨毅推门进来，衣衫褴褛地走到床边，向他索要工钱。在历经失眠的痛苦，向老板娘坦白的犹疑，以及主动请辞的进退两难之后，他终于决定在这个夜晚向我吐露实情，以摆脱良心上的重负，并且希望我在报道中隐去他的姓名。我同意了他的要求。
和吴戈一样辗转难眠的还有老板夫妇。辞退杨毅虽然解了他们一时的心头之恨，却并未消除那条评价所带来的信任危机。眼看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他们心急如焚，想尽各种方法补救。老板娘史红菊生平第一次放下身段，在电话里柔声细语，恳请对方的原谅，即使后者提出无理的索赔要求，她也维持着商家应有的礼节和风度。老板赵无欺从未如此完整地向另一个人讲述自己的发迹史，就连他百般宠溺的独子赵秋豪，也无法对其中细节了解得更多。他最后悔的是，没有一口答应童小云的条件，而是抱着谈判的心态和对方周旋，导致错失良机，等醒悟过来为时已晚。“谁会想到她连电话都不接了。”在一个门庭冷落的傍晚，老板娘史红菊当着所有店员的面嘟囔道。这时，所有店员的手机都被老板夫妇借去打了个遍，仍然无济于事。最初他们还能说话，在童小云的忍耐限度内介绍完自己；被拉黑几次之后，他们就不敢吭声了，只能以毫无指望的沉默等待对方开口；当对方不发一言就把电话挂掉的时候，老板赵无欺长叹一声：
“她把我们沉默的权利也剥夺了。”
除此之外，由老板赵无欺亲笔起草，经夫妇二人商议修改，最终敲定的一封言辞恳切的短信，接连用三部手机发出后也是石沉大海。他们甚至托骑手给童小云传话，只要删除评价，什么条件他们都答应，可对方还是毫不动摇。“看来她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不给我们留活路了。”老板娘史红菊说。北京寸土寸金，这家店虽然面积不大，月租金也高达两万，以目前的盈利来看，连交房租都不够，更别说人员工资、食材采购、水电天然气等其它开支了。吴戈看见昔日生龙活虎的老板娘，被一只苍蝇弄得蔫头耷脑，整天枯坐在前台，通过敞开的大门眺望远处的街景。她嘴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
“我要是看见那只苍蝇就好了。”
只有在客人来临或接到新订单时，她那张失魂落魄的脸上才会泛起一丝活气。她变得小心谨慎，不仅给客人端茶送水，抢在他们落座之前，用衣袖拂拭椅子上并不存在的灰尘，还会严格监督厨房里的每一道工序，确保没有卫生隐患。菜出锅后，为了对付那只想象中的苍蝇，她不惜耗费比做菜更长的时间，用筷子细细地拨开检查，归拢复原，才准予上桌或打包送出。有几次，她甚至在骑手绝尘而去之后，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拔腿追了出去。
老板娘近乎神经质的举动，让老板再也坐不住了。事发第五天，他决定亲自走一趟，去找童小云面谈。就在他洗完脸刮完胡子，穿上那件只有在正式场合才会穿的黑呢大衣，揣着一千元现金准备上路时，迎面走进来一个人，把他吓了一跳，以为撞见二十年前的自己。“那是老板的儿子赵秋豪，”吴戈对我说，“他第一次到店里来。”这个我后来只在照片上见过、身材魁伟眼神明亮的小伙子，面无表情地绕过他的父亲，径直走进店里，环顾四周，不与任何人的目光交会，像在寻找一件遗落的私人物品。随后，他在一张空椅子上坐下来，盯着墙上的挂钟，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正是这个消息打断了老板的行程，也让老板娘从悔恨自责的渊薮里脱身而出。
“别麻烦了，”他说，“那张照片是假的。”
这件事老板娘史红菊在白天的采访中就告诉我了。当她说童小云向她索赔一千元时，我提出了异议。我说：“不是三百吗？”老板娘挑起了眉毛，说：“她的话你也信？那她有没有告诉你，照片是假的？”她没有提赵秋豪，我以为这是她发现的。离开饭店后，我给童小云打电话，向她求证此事。她吞吞吐吐，承认自己在照片上做了假，但她向商家索赔三百元却是千真万确的。“我没必要撒谎，”她说，“无论他们赔多少，我都不会接受。”
在那通长达一个小时的电话中，为了自证清白，她不得不将原本隐瞒的情节和盘托出。事实上，在她吃出苍蝇、准备向商家问罪时，那条突如其来的短信拖了她一会儿。“我犹豫了，”她对我说，“他是所有相亲对象里条件最好的。”她不清楚这种想法产生于何时，只知道在尝够了北漂的孤独之后，当爱情的脚步临近，她没有理由继续锁紧门扉，轻视上天的馈赠。于是，她暂时压制怒火，礼貌地回复了短信。在他们互加微信、互逛朋友圈、互打招呼期间，她不知不觉又吃了几口饭菜，顺手把苍蝇丢到垃圾桶里。等她聊完天，致电商家未遂，想要拍照取证时，垃圾桶里已经空无一物。
童小云跑出办公室，在走廊里追上了保洁阿姨。每天中午，保洁阿姨都会拎着一只大塑料袋，来办公室收垃圾。此刻，她正提着装满的袋子向卫生间走去。童小云拦住她，以寻找失物为由打开袋子，结果只看一眼就放弃了。“原来我们每天制造了那么多的垃圾！”她告诉我。她想就此作罢，但又不甘心发表的评价里只有谴责没有实锤，无法给商家以重击。思来想去，她决定逮一只苍蝇。
一向心浮气躁的童小云，在那个寻找苍蝇的中午，表现出了超凡的毅力与决心。她拿着一张旧鼠标垫当工具，戴上一副平时很少派上用场的眼镜，在办公楼里来回梭巡，不放过任何一个纳垢藏污的角落。有好多次，她蹑手蹑脚地靠近目标，抡起鼠标垫，啪的一声猛拍过去，才发现是墙上的斑点、门上的钉子或地上的渣滓。还有一次，她屏住呼吸跟在一个衣领上有一点污渍的男人后面，从一楼跟到三楼，直到他走进自己的公司，身后的玻璃门自动关上，她才站在门外望洋兴叹，后悔刚才没有用鼠标垫给他一下。就这样，她一丝不苟地完成了对整栋楼的侦察之后，仍然一无所获，不禁责怪起物业把卫生做得太好。她走出办公楼，想到外面碰碰运气。
沿着种满香樟、女贞和夹竹桃的绿化带，她一路低头寻觅，对擦身而过的行人视而不见，对鸣笛示警的车辆充耳不闻。每遇到一个垃圾桶，一个掀开的下水道井盖，她都要凑到跟前看个仔细；若是碰到了垃圾场，则更是如获至宝。她漫步于那些五彩斑斓的垃圾之间，观看由废纸、果皮、塑料所开出的不可思议的花朵，呼吸它们蒸腾而出的几乎是浓香的恶臭，内心感到一种奇怪的满足，同时诧异自己刚才为何连一袋垃圾都无法忍受。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她视苍蝇为污秽之物；而此刻，在堆积如山的垃圾中，苍蝇简直就是发光的天使。她期盼它的现身一如信徒期盼圣迹。然而，正如所有圣迹可遇而不可求一样，她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垃圾场，始终没能发现苍蝇的踪影，而她对它的渴念却因遍寻无果而愈加炽烈。她越走越远，似乎要徒步穿过北京城，穿过整个华北平原，去炎热潮湿的南方寻找一只苍蝇。要不是一阵突然刮起的裹着尘土和枯叶的冷风，她很可能就此一去不返。这阵冷风使她停住脚步，意识到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薄的雪纺衫。
“我想起来现在是三月，不到苍蝇活动的季节。”她告诉我。
尽管她是跑着回公司的，可还是晚了一步。保洁阿姨已经将那袋垃圾和其他垃圾一起，送往地下车库，被等在那里的垃圾清运车运走了。后来，我在探寻苍蝇存在的证据时，不断回想起童小云瘫坐在工位上所想到的场景：那只败坏她胃口、把她的心情摁到谷底、又成为她翻身的唯一希望的苍蝇，正随着那辆不知驶往何处的车子，穿过城市的迷宫，无情地离她远去，像末班车的尾灯一样消失了。那是真相最后的闪烁，此后我们只能在茫茫暗夜中艰难地摸索它。
就在童小云为自己的过失懊悔不已时，孙雪发来的一张图片重燃了她的希望。那是一张宣传海报（一只长颈鹿在一棵金合欢树上吃出了她们公司LOGO的形状），为两天后发布软文准备的。她们上午的争吵便是由此而起。童小云认为LOGO不够明显，起不到最佳的宣传效果；而孙雪认为太明显反欠自然，应该遵循长颈鹿的进食规律，即它是吃树叶不小心吃出了LOGO，而不是为了吃出LOGO而去吃树叶。这张修改稿比初稿多了些妥协的痕迹，但基本还是坚持了原先的设计思路。童小云看了，不仅不气恼，反而眼前一亮。“我要感谢我的死对头，”她对我说，“是她给了我灵感，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童小云用手机拍下烤鱼的照片，传到电脑上，然后在网上搜索苍蝇的图片。她找了各种各样的苍蝇：大个的，小巧的，英俊的，丑陋的，雄赳赳的，蔫巴巴的……在经过大量浏览和对比之后，她选了其中一张，用PS把苍蝇抠出来，移到鱼头上。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她难抑内心的激动，因为终于可以让真相大白了，但同时她也担忧自己的技术能否骗过商家的眼睛。“要是让孙雪来做的话，肯定万无一失。”她告诉我，“可我死也不会向她开口。”她一边上网查询，一边反复试验，竭力做出以假乱真的效果。她的功夫没有白费，即便老板娘告诉我照片是假的，我也瞧不出任何破绽。我在电话里指出，是否这种造假会让真相更加模糊不清时，她表示反对。
“不，”她说，“是为了更好地呈现真相。”
赵秋豪情愿自己不知道真相。他刚满二十岁，在北京某高校就读计算机专业，热爱摄影，给时尚杂志拍过封面。事发第三天，他从学校回来，他的母亲萧淑清给他看了童小云的那条评价。“他像往常一样，对他爸爸的事情毫无兴趣。”萧淑清对我说。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端庄娴静的女人，穿着一条黑色连衣裙，头发梳得纹丝不乱。尽管岁月之手在她的脸上施以风霜，使她的脖颈荡漾出涟漪般的细纹，可她的眉梢眼角仍然闪烁着衰老也无法摧毁的风韵。和赵无欺离婚之后，她独自承担起了抚养儿子的责任，从初中到大学，一路陪读来到北京，在学校旁边租了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我是从吴戈口中得知这所学校的。“老板天天把他的儿子挂在嘴上，店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赵秋豪在哪儿念书。”吴戈说。调查第二天，我来到学校，通过赵秋豪的同学联系上了他。可他拒绝了我的采访。当我在他同学的帮助下，找到他在校外的住处时，他也不见踪影。
“他刚出门，”萧淑清说，“有什么事你问我吧。”
我失望地坐了下来，以为这次采访会在客套的寒暄中无功而返，可是经过简短的交流之后，我逐渐打消了疑虑。这个女人在苍蝇事件中的位置比我想象得要重要。她告诉我的，远远超出了我应该知道的。特别是谈起那场失败的婚姻，她一点也不避讳，反而像个尽职的医生，冷静地解剖往事。她原是一名中学老师，在学校食堂认识了厨师赵无欺。婚后，她拿出所有积蓄支持丈夫自立门户，为饭店选址、添置设备、招聘员工耗尽心血，帮他度过了最艰难的草创时期。“生意稳定之后，我就很少去店里了，专心教书和辅导秋豪的功课，那时他已经上初二了。”当她的手术刀穿过记忆的血肉，触及最致命的部位时，脸上的神情依然淡漠如初，“一天晚上，秋豪急匆匆地跑回来，告诉我说：他背叛了我们。我一下没有反应过来‘他’是谁。从那时起，秋豪就已经改口，不叫他爸爸了。他下了晚自习，打算去饭店吃夜宵，发现亮着灯的大堂里没有一个人，桌上杯盘狼藉。他穿过大堂，来到厨房门口，看见两个衣衫不整的人抱在一起。他看了好一会儿，才认出他的爸爸。而那个女人，就是我亲自聘来的服务员史红菊。”
赵秋豪考上高中之后，她就辞去了教职，过着一边陪读一边做家教的生活，内心充实而安谧。虽然每月会收到一笔前夫的抚养费，可她遵照儿子的意愿，一分钱也没动过。“他不想跟他爸爸有瓜葛，对外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会说他姓萧。”萧淑清告诉我。和儿子的决绝态度不同，这些年她仍保持着和赵无欺的零星通信，并非心念旧情藕断丝连，而是即便他不是一个好丈夫，她也无权剥夺他成为一个好父亲的权利。从他关掉四川饭店，来北京重整旗鼓的那天起，萧淑清就在暗中关注新店的进展。童小云的评价她是第一时间知道的，但她没太在意，更没打算告诉赵秋豪，一来遭遇差评是商家常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二来她相信赵无欺有应变危机的能力。然而过了两天，那条评价还在，随着点赞数的增加，越来越引人注目。最让萧淑清不安的是，每月按时到账的抚养费，这次却逾期两日仍无消息。事发第三天，她在给儿子倒茶的间隙，向他展示了那条评价。
“你爸爸遇到麻烦了。”
“不关我们的事。”
赵秋豪端起茶杯，没把视线从电脑屏幕上移开。他正忙着准备两个月后由北京六大高校联合举办的大学生摄影展。他母亲走后，他继续翻看那些参展作品，却无法集中注意力了。他拿起手机，头一次点开父亲的店铺，找到了那条评价。尽管他打心眼里希望父亲在这次事件中栽个跟头，然后灰头土脸地离开北京，可是当童小云的照片进入他的眼帘时，他还是看出了疑点。他没有声张，接着做完手头上的工作。直到傍晚时分，在沉闷的餐桌上，他才宣布了自己的发现。
“苍蝇是假的，”他说，“要是像照片上这么明显，不可能吃到一半才发现。”
萧淑清倍感欣慰，不仅因为儿子的机智，更因为儿子的内心并不像他外表那么冷酷。她想，该让他为他的父亲做点什么了。
“去告诉你爸爸吧。”
“不去。”
“别忘了，你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就是你爸爸送的。”
赵秋豪一言不发，但两天后的行为表明，他的心里已经有所松动。“我让他去还有一个原因，”萧淑清对我说，“我其实动用了他爸爸的抚养费，否则以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维持北京这么大的开销。”
就在赵无欺准备去见童小云的那天早上，赵秋豪拖着灌了铅的腿从家里出发了。街上的人行走如故，只有他顶着一场看不见的飓风在前进。这段只有六站地铁和十几分钟脚程的路，走起来比一生还要漫长。一到店里，他就急忙找椅子坐了下来，随即他又发现，他只是把腿上的重量转移到了嘴上而已。“像含着一个秤砣。”他向他的母亲这样形容。他不敢看他的父亲，也不敢看任何人。为了避免跟他们对视，他把目光限制在墙上那只挂钟的表盘以内，看着秒针一点一点发出他的心跳的声音。最终，他由于不堪忍受这种声音而选择了开口。
赵秋豪永远不会想到，这一开口不仅没有化解父亲的危机，反而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因为真相激怒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尤其是老板娘史红菊，她挽起袖子，高举拳头，嚷着要去找童小云算账。所有人看见她夺门而出的身影在大街上燃烧。赵秋豪目瞪口呆地发现，由于自己的介入，原本是父亲动口就能解决的事，这下变成史红菊去动手了。
自从摆脱商家电话的骚扰之后，童小云以为一切都雨过天晴了。她的生活重回正轨，和相亲对象的进展也异常顺利，两人相约周末在北海公园见面。她甚至打算，等自己心情好了，就把那条评价删掉。可史红菊的到来打破了她的幻梦。她万万想不到这个周末会在四处投诉中狼狈地度过。
史红菊按照订单上的地址找到童小云的公司时，童小云正在为周末穿什么衣服发愁。橱柜里那几块可怜巴巴的破布，没有一件可以穿出去见人。她想起吃出苍蝇的那天晚上，她和段嫣然去逛街，曾在一家服装店里相中了一件灰色皮草外套，可是因为价格昂贵舍不得买。她觉得那件衣服最合适，再配上高腰紧身裤和马丁靴，就更加完美了。当段嫣然走进办公室朝她招手时，她没有从那张美丽的脸上看出不祥，而是兴致勃勃地说：
“今晚去逛街吧，我想把那件皮草买下来。”
“小云，外面有人找你。”
童小云以为是外卖到了。出门之前，她不忘拍拍段嫣然的肩膀，对她说：“下班我叫你。”然后笑着出去了。调查第三天，为了弄清那场闹剧的真相，我又来到这家公司，采访到了段嫣然和其它当事人。段嫣然果然是个美人，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只是有些憔悴的面容和未经打理的头发，显示出她还没有从刚刚过去的闹剧中缓过劲来。“看见她那么高兴，”回想起那天的情形，她叹息道，“我以为什么事也没有。”
她是在走廊里遇到史红菊的。那时她刚从卫生间出来，看见一个发髻高耸、腰系围裙、两只袖子挽到肘部的中年妇女，在办公室门口走来走去，焦灼地张望，像一头被饥饿折磨、急着要去捕食的野兽。“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段嫣然对我说。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她走过去问道：“你找谁？”史红菊大声回答：“找童小云，叫她出来见我！”段嫣然心里一沉，问她找童小云干什么。史红菊见她态度警觉，便转用温和的语气说：“找她商量点事，你能帮我喊下她吗？”段嫣然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想起前几天童小云受到的电话骚扰，说：“你就是那个商家吧？”史红菊笑了。“是我，”她说，“都是误会，我就是来找她解释清楚的。”段嫣然将信将疑，虽然知道来者不善，但她还是进去通报了。“我糊涂了，”段嫣然告诉我，“我竟然以为两头野兽真的会坐下来讲理。”
童小云来到门外，看见两手空空的史红菊，第一反应就是问她：
“我的外卖呢？”
问完之后她才感觉不妙。对面这个女人叉腰而立，怒目圆睁，大有张口就能吞下一头牛的气势，身上的羽绒服也像吃饱了风的帆一样鼓胀欲裂。童小云立刻明白，她不是来送外卖的，她是来找麻烦的。
“你就是童小云？”
童小云没说话。
“你以为你不接电话就没事了？”史红菊喊道，“你拿张假照片来糊弄人，害得老子做不成生意，这笔账该怎么算？”
童小云全身冰凉，她精心炮制的照片终究还是被识破了。但这种心虚只是一闪而过，她很快恢复了先前的理直气壮。“我确实吃出了苍蝇。”她想。她还记得那只苍蝇的样子：半球形的复眼，纤细的腿，被鱼油浸透的翅膀。她也记得看到它时涌上喉头的恶心。一切都那么清晰具体，活灵活现。她被这样一个谁也没有看见的事实鼓舞着。“幸好我吃出了苍蝇！”她大声想。等史红菊高亢的声音在走廊里消散殆尽，她底气十足地进行了反击。
“有没有苍蝇你自己明白，”童小云说，“看你嘴巴这么脏，卖出来的东西能干净到哪儿去。”
“苍蝇呢？拿出来瞧瞧。”史红菊摊开手掌，“今天你要是拿不出来，你就是狗娘养的。”
两个女人就这样对骂了起来。她们一个年轻气盛，一个老练泼辣，谁也不甘示弱。她们开始用普通话骂，后来用四川话骂，口中吐出一连串机枪扫射般的污言秽语，在空洞走廊上形成一种奇特的交响。骂战引来了很多同事的围观，他们远远站着，没有一个人上前劝阻。段嫣然是唯一采取了行动的人。她拦在她们中间，试图阻断双方的交火，但是无济于事，反而因为碍事被她们联手拨到一边。“仇恨把她们变成了一伙人，”段嫣然对我说，“那时我才感到自己是多么无助。”
骂战升级成了肢体冲突。童小云和史红菊施展浑身解数，互相扯头发、拽胳膊、吐口水，打得难解难分。一场决斗渐渐变成了某种舞蹈。她们抓住对方的要害，由敌对转向合作，你进我退，你退我进，在走廊里旋转跳跃，将围观的人群冲得七零八落。她们的四肢在初次接触就产生了惊人的默契，仿佛训练多年的舞伴，可以在最复杂的舞步中保持协调一致。甚至有人看见，她们的眼睛也被彼此的目光照亮，焕发出比恋人更加缱绻的光彩。
闻声赶来的保安是个戴着眼镜、身材瘦小的男人。他按着腰间的橡皮棍，在连续发出三次严厉的警告之后，才伺机扑了过去。他轻盈的身体挂在她们用双臂搭成的桥上，两只穿着皮鞋的脚孩子气地悬空乱踢，一张窄如鬣蜥的脸憋得通红。童小云和史红菊被他这番幼稚的胡闹弄得精疲力竭，最后不得不撒手分开了。保安扶了扶眼镜，喝令她们退后，接着捡起掉在地上被踩了几脚的大檐帽，拍拍灰尘，戴在头上，又从执勤服的侧兜里掏出一块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水。
“你们谁先动的手？”
“她！”两人互相指认，异口同声。
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定论。童小云坚称是史红菊先动的手。“她把我的膀子都拽青了。”在初次采访的长椅上，童小云撩起袖子，向我展示了她的维权勋章。史红菊则咬定是童小云先动的手。“她掐住我的脖子要跟我拼命。”在无人光顾的饭店里，史红菊露出脖子上的淤血，证明她的无辜者身份。而围观者在这场眼花缭乱的打斗中全然忘了是谁先开的头，他们更关心的是谁最后获胜。我问了好几个人，都说没看清楚，但他们相信八成是童小云挑起的。“她本来脾气就坏，”他们说，“何况她的嘴皮子不如老板娘，骂不过当然要动手了。”段嫣然是距离她们最近因而也是最有发言权的人，可惜她也没有看清始作俑者是谁。“肯定是老板娘，”段嫣然说，“她来公司就是为了找茬的。”这话合情合理，但考虑到她和童小云的关系，也不排除她是在有意护短。
保安把她们带到物业办公室时，她们依然怒火未熄，骂不绝口。为了避免再起争端，保安只好对她们分开盘问，结果遇到了和我一样的难题：两人各执一词，真假难辨。“我的脑袋快被她们劈成两半了。”保安告诉我。最后，他草草结束了盘问，让她们在一张纸上签字。“都散了吧，”保安用纤细的手指折起那张纸，“有事找外卖平台处理，或者向有关部门反映，打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童小云真的这样做了。她可以忍受在外卖里吃出苍蝇，但无法容忍别人否定这个事实。她可以吃亏，但必须让人知道。回到办公室，她不顾蓬头垢面和同事们的眼光，不顾全身酸痛和段嫣然的问候，拿起手机向外卖平台申诉。她要证明她吃出了那只苍蝇。她要借那只苍蝇，重新树立起自己的受害者形象。这时，一个严酷的声音打断了她：
“童小云，你出来。”
是运营总监闫力。他一贯沉着的脸上出现了罕见的怒容。闹剧发生之初，他并不在场，而是跟几位客户在会议室里开会。会议临近尾声，他们听见了外面的争吵，几位客户纷纷起身告辞。当时童小云和史红菊激战正酣，闫力护送他们穿越火线。这一幕只有少数几个围观者注意到了。据他们描述，那几位客户西装革履，腋下夹着公文包，在闫力的掩护下，弯腰缩头，贴墙小跑，领带低低地垂到地面。闫力陪着笑，在他们耳边小声解释：
“这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他没有撒谎。现在他找童小云，就是为了兑现这句话。在那条硝烟弥漫的走廊上，闫力没有给童小云一句辩白的机会，因为这样的机会他已经给过很多次了，在她迟到早退的时候，在她文案出错的时候，在她和孙雪吵架的时候，在她跟领导顶嘴的时候……他历数了她工作中的斑斑劣迹，罗列了不下十条辞退她的理由，最后得出结论：
“你走吧，公司不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好的，闫总。”童小云听见自己说，“没有其它事的话，我先走了。”
那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五。我永远无法得知童小云是怎样走回她的工位，准确地坐到椅子里，然后打开电脑，填写那张离职申请表的。这是她第三次填写那张表，因此轻车熟路，连离职理由都是照搬前两次的。提交申请后，她有些恍惚，好像世界在原地打转，所有旅程都回到了起点。她又陷入了和两年前一样没有工作、付不起房租的窘境。今晚的逛街完了，明天的约会也完了，未来会怎么样，她不知道。她感觉全身又开始疼了起来。疼痛像潮水，一遍遍冲刷着她身体的岸。“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她对我说，“就是证明自己的清白。”她可以被工作打败，被房租打败，被八字还没一撇的爱情打败，可是，她不能被一只苍蝇打败。这是她最后的机会，也是她最后的尊严。
童小云自此走上了布满荆棘的维权之路。那个周末，她几乎不吃不喝，先后给外卖平台、食药监管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卫生局和消费者协会打电话，向他们申述自己的遭遇，控诉商家的阴谋。为了增强说服力，她栩栩如生地描述了那只苍蝇的死状，并且补充说：
“只有见过它的人才能进行这么细致的描述。”
她说得有道理，但也仅仅是有道理罢了。当对方向她索要证据时，她能给出的只有那张经过PS的假照片。那张照片在多位专业人员的鉴定下，被视为一场恶作剧，而被派去现场检查的人也回来说，饭店很干净，没有一只苍蝇。即便如此，本着顾客至上的理念，他们还是答应去和商家斡旋，为童小云争取免单甚至更多赔偿的权益，却被童小云严词拒绝了。她讨厌他们用绕过事实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更反感他们在假意关怀之下隐藏的怜悯。
“吃亏的人最想得到的不是补偿，”她说，“而是被承认。”
童小云维权期间，史红菊也没闲着，她在积极配合那些部门的突击检查，只不过和童小云的猛烈攻势相比，她的见招拆招显得被动了许多。她手握铁证，却一直不向外卖平台提出删评申请，而是任由那张假照片挂在网上，自毁声誉，这其中的缘故，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调查到了第四天仍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表面上，我已经勾勒出这次事件的每一圈波纹，可引起波纹的那块石头，却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后消失无踪。换句话说，如果找不到苍蝇存在的证据，到头来我也只是收集了一堆繁芜丛杂、似是而非的说法而已，完全不能支撑我要写下的这篇报道。那些说法曾让一个迷途者自以为走在接近真相的路上，等他历尽千辛万苦拨开重重迷雾，看到的却是更大的茫然。
我不得不停止采访，从头开始。在那个阴沉的星期四，我躲在家里，重新梳理整个事件，试图在纷乱的线索中绘出一条清晰的苍蝇轨迹，找到它在人间的最后遗踪，但是白费劲。在这个川流不息的世界上，苍蝇和人一样无足轻重。它们存在就是为了永远消失。我沮丧地躺到床上，两手交叠枕于脑后，望着天花板，从大脑的褶皱深处唤醒那只苍蝇。我看见它摇头晃脑，支起六根细腿，摩挲了两下前腿，然后振翅飞起来了。它是从垃圾场里飞起来的。它飞得如此快活，翅膀嗡嗡地振动，像在演奏一曲雄壮的音乐。阳光暖融融地照在它的背上，微风轻拂它尾部的刚毛。它盘旋了一会儿之后，便朝着垃圾清运车开来的方向，义无反顾地飞去了。我看见它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没有在任何路口迟疑徘徊，一口气飞到地下车库，拾级而上，经过幽深的走廊，来到童小云已经搬空的工位。它在那儿停留了片刻，然后飞出办公室，飞出写字楼，沿着骑手的路线飞向饭店。它小心地进了门，穿过大堂，依次从老板娘、吴戈、帮厨和主厨的眼前飞过，最后敛翅落在了它的死亡之地——一口手柄上缠着抹布的大锅。
总编打来电话叫停了我的调查任务。刚开始，他语带责备地问我为什么没有去上班。我说明缘由之后，他说：“还没有结果吗？”我正要解释，他就不耐烦地打断了我。“不用查了，”他说，“那件事已经被另一家媒体报道了。”晚些时候，童小云也打来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她的声音微弱而绝望，像身患重症的病人。
“看到新闻了吗？”
“看到了，”我平静地说，“不过，我会继续查的。”
电话那头一阵长久的沉默。
“谢谢你。”
我合上电脑，那条大号粗体的新闻标题最后一次闪过我的视线：女顾客外卖吃出苍蝇，商家回复是假照片。这是真相吗？不，至少它不能令我满意，但它解决了我的一个困惑：史红菊保留那条评价，是为了把童小云绑到媒体的刑车上游街示众。可以想象在我之前，就有另一个记者接到史红菊的举报，开始了他的调查。他和最初的我一样，没把这起普通的消费纠纷当回事，甚至觉得去现场都是浪费时间，只消做个简单的电话采访，就可以胸有成竹地下笔，并为自己伸张了正义而洋洋自得，这一切从他报道的字里行间就能看出来。
我再次来到童小云的公司是在调查第八天。总编给我安排了新的调查任务，但我无心执行。我的头脑完全被那只苍蝇占据了，我无法赶走它。在安静的出租屋内，在吵闹的地铁里，在最大分贝的耳机声中，我都能听见它那恼人的嗡鸣。它在我的脑袋里萦绕不去，其目的只有一个：把我变成一座垃圾场。我几乎闻到了自己身上的恶臭，我呼吸中腐殖土和烂鸡蛋的味道。我知道，如果找不到那只苍蝇，这种内在的腐烂就不会停止。
我在公司附近溜达了一上午，没有任何收获，反倒因为形迹可疑被保安搭讪了好几次。他透过镜片的眼神，始终不敢相信我还在调查那只苍蝇。临近中午，写字楼里陆续出现了骑手的身影。他们穿着鼓鼓囊囊的骑行服，戴着头盔，绑着护膝，焦急地跑来跑去，为手中的外卖寻找主人。我也在等我的外卖。半小时前，我在“除却巫山不是鱼”点了一份烤鱼饭。没错，和童小云的一样。我想重演一遍她的经历，看看会发生什么。我怀疑是我脑袋里的苍蝇让我这么做的。
给我送餐的骑手和给童小云送餐的骑手是同一个人。他叫李呼啸，是个憨厚腼腆的小伙子，长着一张黝黑的圆脸，鼻翼向外鼓起，嘴唇因风吹日晒而皴裂。他把外卖递到我手上，没说一句话就要走。我喊住了他：
“等一下。”
我当着他的面打开餐盒（是那种一次性的透明餐盒），拆开筷子，对着那半条烤鱼拨拉来拨拉去。他站在一边，脸色有点难看，但还是没说话。我继续拨拉了一会儿，什么也没发现。我失望地盖上盖子。
“你知道童小云吗？”
他看了我一眼，说：“有点印象。”
“你给她送过外卖，”我提醒他，“外卖里有只苍蝇。”
“不关我的事，”他紧张起来，“我只负责派送。”
“童小云说那只苍蝇是你放的。”
我发誓，这是我职业生涯第一次撒谎。李呼啸听后，顿时脸色煞白。他双手一摊，急于辩解，但又拙于言辞，最后只能气恼地说：
“不是我放的。”
对李呼啸来说，童小云吃出苍蝇的那天是个愉快的日子。那是一个将雨未雨的阴天，乌云低得像孕妇的肚子，积蓄了一天的雨水直到夜里也没有落下来。这种天气的好处是，既可以接到比晴天更多的订单，也能免于冒雨骑行，保证送餐速度。李呼啸入行一年多，人如其名，以速度著称。在他们骑手圈里，有信马由缰的“临时工”，有精打细算的“路线控”，有出勤最高的“拼命郎”，而他走的是唯快不破的“速度流”。童小云的公司位于北京四环，人口密集，订单量大，正是“速度流”的用武之地。李呼啸的速度靠的是胆量。他敢于逆行，抢绿灯，与汽车竞赛，在冰面上飞驰。“当然会有危险，”李呼啸对我说，“有一次，我和一个骑友抢绿灯，他落后我半个车位，就被卡车撞飞了。”但那次惨痛的经历没有让李呼啸慢下来，他反而开得更快了，仿佛不如此便无法躲过死神的追捕。
李呼啸的快赢得了商家和顾客的一致好评。他们最喜欢这样的亡命之徒。特别是出餐慢的商家，全靠这种骑手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除却巫山不是鱼”就是其中之一。这家店由于开张不久，人手紧张，出餐时间总是比别家晚十多分钟，因此他家的订单经常被分配给李呼啸派送。那天，童小云的烤鱼刚下锅，李呼啸就已经等在前台了。老板照例给了他一把椅子，让他坐着等，并且时不时地向他表达歉意。“没事，不着急。”李呼啸一如既往地回答。一刻钟过后，帮厨的喊声从厨房窗口那儿传来：“两份烤鱼饭好了！”史红菊催促离她最近的杨毅去端来，结果是离窗口最近的吴戈去的。“我来吧！”他说。他把烤鱼饭端到前台的路上，迅速扫了一眼餐盒，然后交给老板娘。
“这个是辣的，这个是不辣的。”
史红菊接过去后，看也没看就用塑料袋装起来了。李呼啸提着两份外卖走出店门，初春的寒流冻得他直打哆嗦。他把外卖放进后备箱里，把后备箱从车尾搬到脚踏板上，以免加速时前轮翘起。随后，他启动了电动车。老板站在门口看着他飘过街角。
“注意安全。”他对他说。
在一系列惊险的逆行、抢占机动车道、强行别车和闯红灯之后，李呼啸几乎踩着点来到了童小云的公司。他把电动车停在路边，给童小云打电话，通知她出来取餐，但是无人接听。那时，童小云正因为和孙雪吵架的事，在总监办公室接受闫力的训斥。李呼啸只好按照惯例，把外卖送到公司前台，等顾客自取。他打开后备箱，从两份烤鱼饭中挑出童小云的那一份。然而，不知道是商家的热敏打印机出了问题，还是送餐途中受到水蒸气的影响，小票上的字迹模糊不清。李呼啸凑到跟前，努力辨认了好一会儿，才勉强看出眉目。
“我就是在这时候看见那只苍蝇的，”李呼啸告诉我，“它就贴在餐盒的内壁上，一目了然。”
李呼啸不动声色。他把一切归于原位，拎起外卖，走进写字楼。“我首先想到的是，这跟我没关系。”他对我说。到了公司，他向前台小姐亮了亮手中的袋子。前台小姐示意他放在旁边的桌子上，那里已经堆了十几份外卖了。李呼啸照做了。返回的路上，他感到一阵莫名的愉快。童小云吃出苍蝇，找商家麻烦，这正是他所乐见的。他做梦都在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李呼啸永远记得，他骑手生涯的第一个差评就是童小云打的。那是一个星期之前，他第一次给童小云送餐，送的也是“除却巫山不是鱼”的烤鱼饭。由于商家的疏忽，没有盖好盖子，加上李呼啸一路狂奔，导致外卖送到童小云的手中时，已经一片汪洋了。童小云用两根手指夹着往下滴油的包装袋，对李呼啸大骂一通。
“你脑子进水了，这让我怎么吃？”
“对不起，对不起……”
李呼啸忙不迭地鞠躬道歉，但于事无补。他还是收到了童小云的差评。一个差评扣三百，意味着他一天的活都白干了。而同样收到差评的商家，却因为给童小云打了个道歉电话，就得到了对方的原谅。李呼啸知道，童小云是把所有责任都算在他的头上了。他没有吭声，继续埋头工作。直到这天发现苍蝇，他知道机会来了。他终于可以兵不血刃地让他们两方付出代价。
后来发生的事情都在李呼啸的意料之中：童小云措辞激烈的评价，商家直线下滑的生意。当商家托李呼啸给童小云带话，只要她删除评价，什么条件他们都答应时，他也没有带那个话。“我已经蹚过一次浑水了，不想再蹚第二次。”他对我说。他以为这件小事总会得到妥善解决的，不劳他一个外人费心，谁知发展到最后，双方竟会拳脚相见，童小云会被公司开除。“这件事的确闹过头了，我都要怀疑是不是那只苍蝇造成的。”李呼啸告诉我，“就算是，也跟我没关系。苍蝇不是我放的，我只是看见了它而已。难道看见也有罪吗？”
事实上，看见苍蝇的人不止李呼啸一个。他把童小云的外卖放在前台旁边的桌子上后，至少有五个人在取餐时看见了那只苍蝇。因为童小云的小票模糊不清，他们不得不凑近观察，以便确认那份外卖是不是自己的。可观察的结果除了感到恶心之外，他们没有别的举动。“我只想尽快忘掉它，免得影响食欲。”其中一个目击者说。“以童小云那个暴脾气，这下又有好戏可看了。”另一个目击者说。
当我沿着餐盒的藤蔓继续往下摸瓜时，我找到了位于这根藤蔓末端的人，她就是段嫣然。那天，童小云从总监办公室出来，外卖就已经在她的工位上了，而帮她取外卖的，除了段嫣然，我想不出第二个人。因此，再次采访段嫣然时，我打算故伎重施，像试探李呼啸那样，用事先准备好的谎言从她嘴里套取真相。然而还没等我开口，她就承受不住压力，掩面痛哭起来。她用手藏起了眼泪和哭声，纤弱的肩膀像两只被雨淋湿的鸟儿一样瑟瑟发抖。我能感到那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哭泣。与其说她是在惧怕，不如说她是在渴望这一刻的来临。
童小云的外卖的确是她从前台取回来的。那天上午，她忙于接待客户，到十一点四十才脱身。回办公室的时候，她顺便去前台看看外卖到了没有，那是她在接待客户时抽空订的。她没有找到自己的外卖，却看见了童小云的。“我低头去看小票的时候，看见了那只苍蝇，”她对我说，“它趴在里面，绝望得像一个人。”她的心收紧了。以她对童小云的了解，后者若是知道此事，肯定会大发雷霆。“我甚至想过要不要把它挑出去。”段嫣然告诉我。可问题是，她找不到一双筷子或筷子的替代物来实施这个想法。她向前台小姐求助。前台小姐翻箱倒柜找了半天，最终拿出一支签字笔来，问她行不行。段嫣然只好放弃这个想法，拎起童小云的外卖走进办公室。
发现童小云不在，段嫣然决定坐在她的工位上等她，以便在第一时间提醒她外卖里有苍蝇。“她可能去厕所了，很快就回来。”段嫣然想。为了打发时间，她尝试跟邻桌的孙雪聊天。她看见孙雪正在修一张宣传海报，脸色不太好，就问她哪里不舒服。孙雪摇摇头，淡然一笑。这时，她才从孙雪口中得知上午发生的事情。“不用等了，她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孙雪告诉她。她相信这话不假，但想到上午的事情对童小云的影响，苍蝇之事无异于火上浇油，她觉得提前告诉她比她自己发现要好得多。所以，她还是决定再等一会儿。
十一点五十六分，她接到了骑手的取餐通知。“很多骑手不愿上楼，”段嫣然告诉我，“他们老早就给你打电话，让你去外面等。”她离开工位，走到办公室门口，又折返回来，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请求孙雪，如果童小云回来了，告诉她苍蝇的事。孙雪答应了。段嫣然赶到楼下，果然又等了五分钟，骑手才姗姗来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气坏了，还指责了他几句，”段嫣然对我说，“尽管这种无谓的等待我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当她拿着外卖返回办公室时，童小云正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狼吞虎咽。她放慢脚步，从童小云的身边经过，想看看那只苍蝇还在不在餐盒里，但由于距离太远，她什么也看不清。
“是你帮我拿的外卖吧？”童小云突然问。
段嫣然点点头，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谢谢。”童小云笑着说。
段嫣然放心地离开了。“我以为孙雪提醒过她了，”段嫣然向我坦白，“而且，看见她吃得那么香，我实在不想用苍蝇恶心她。”
这就是童小云第一次接到商家电话后，在微信上告诉段嫣然事情的原委，而段嫣然感到愧疚的原因。她几番欲言又止，想把实情告诉童小云，但又怕说出来会激起童小云和孙雪之间更深的仇恨，便只好装作浑然不知。“我那时还不明白，”段嫣然对我说，“一旦知道真相，就无法置身事外了。”她错失最初的坦承机会，此后只能永远假装下去了。当晚和童小云逛街，她试着让自己开心起来，但没有成功。那种欢笑之下的黯然只有她自己清楚。随着童小云受到商家的骚扰渐多，她心头的阴霾也在加重。她想方设法劝说童小云删除评价，远离是非，却都归于徒劳。直到那个黑色的星期五，在走廊里遇见老板娘，她知道一切都躲不过去了。她抱着和平谈判的最后一丝指望，亲手把好友推向无可挽回的深渊，自己却在严守秘密和悔恨自责中惶惶度日。“每次经过那条走廊，我的心都空了。”段嫣然告诉我。但她宁愿忍受折磨，也没有勇气像在我面前这样，对童小云如实相告。因为到目前为止，她想不出这么做对谁有好处。
在我看来，段嫣然在这次事件中所犯的唯一致命的错误，就是把通知童小云的任务交给了她的宿敌孙雪。对此，段嫣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虽然那是一个仓促的决定，”她说，“但我潜意识里觉得，或许可以借这个机会缓和一下她们两人的紧张关系。”这是她的一厢情愿。全公司的人都知道，童小云和孙雪像仇人一样水火不容。在我调查过程中，就有传言说童小云的离职其实是孙雪在背后推波助澜，甚至不排除放苍蝇的人也是她。“这不奇怪，”散布传言的人说，“她们私底下斗得更凶。”
孙雪是最后一个听到传言的人。这个外表文静、寡言少语的天蝎座女孩没有任何表示，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也是波澜不惊。她好像一眼就看出了传言的泡沫本质，静静等着它不攻自破。对于童小云的遭遇，没有人比她更有发言权。从来到这家公司的第一天起，她就和童小云搭档，两人旷日持久的争吵、猜疑、嫉妒，让她对童小云的了解甚至超过了段嫣然，因为恨一个人所投注的情感能量完全不逊于爱。实际上，即使她在心里诅咒过童小云一千遍一万遍，也没有做出一件加害后者的举动，更别说在外卖里放苍蝇这种下三滥的勾当，它听上去更像是童小云会干出来的事。童小云在公司四面树敌，只有段嫣然一个朋友，不是没有道理的。那天段嫣然的嘱托她没有照办，并非是她心怀不轨，想看童小云吃苍蝇，而是出于自保的本能。她答应段嫣然后，本来已经做好了告诉童小云的准备——尽管她觉得毫无必要，童小云又不是没长眼睛——可是，当童小云气呼呼地回到工位，打开餐盒，拿起筷子时，她忽然如鲠在喉，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长久以来的敌意在她们之间划出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她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对童小云表达善意或者仅仅是正常说话的能力。她和童小云，是那种只能披着盔甲在战场上见的人，一旦回到和平状态，她们就会像穿着长衫的将军一样无所适从。“最重要的是，”孙雪对我说，“她不会相信我会突然好心，说不定还会诬赖苍蝇是我放的，那我就百口莫辩了。”因此，她不认为自己保持沉默有什么错。退一万步说，即便她提醒童小云了，童小云也没有把她的好心当成驴肝肺，难道后面的事情——骂商家，伪造照片，大打出手——就不会发生了吗？
“谁都没有错，”孙雪说，“害童小云的人，只能是童小云自己。”
我的调查以没有写出一个字的报道而告终，不仅因为它被总编叫停了，还因为直到最后我都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在我心里出现了不止一种声音，而是两种或三种声音，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我原想不了了之，让这件事和所有生活中我们未曾察觉的奇迹一起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但是几个月后，翻开那本快要蒙尘的笔记，我还是决心写下这篇只属于我一个人的报道，因为如果不这样，那只苍蝇对我的搅扰和那条粗率的报道给我的遗憾，就无法得到真正的平息。
我也没有再联系童小云，告诉她后来的调查情况。一方面，我觉得自己有义务为段嫣然保守秘密；另一方面，在我采访的五个目击者中，有一个年轻程序员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头发灰白，神情冷漠，穿着多日未洗的格子衬衫和亚麻裤子，说话时眼睛望着别处。当我问他是否看见那只苍蝇时，他说他看见的不是苍蝇，而是一颗茴香豆。他不明白为什么别人会把它看成苍蝇。他还强调，他这么说纯粹是基于事实，而不是为了逃避责任，因为即便看见的是苍蝇，他也不会告诉童小云。在他看来，这是一件残忍的事。我们每天吃到的脏东西多了，谁敢保证自己没有吃到厨师的喷嚏、面包师指甲里的污垢、卷心菜里的虫子、空中的沙尘？童小云要是不知不觉把苍蝇吃下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她会为享用了一顿美餐而心满意足。但现在有人提醒她，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她会因为一只苍蝇而把整条鱼都否定掉，这和一个人遭遇不幸而迁怒整个世界同样糟糕。最后他说：
“外卖里有苍蝇固然可恶，但最可恶的还是那个提醒外卖里有苍蝇的人。他自以为说出了真相，却不知道，是无知保持了我们的好胃口。”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