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天我起得很早，陪母亲化妆。我已刷完牙从卫生间出来，母亲仍在用唇刷细细地勾勒唇角。我过完年三十岁了，母亲并不很老，可是她似乎一直不懂得怎么化妆。那瓶她闲置了很久的粉底液不适合她，太白，衬得她的脸色好像一堵被雨水浸泡太久起皱的石灰墙；口红是我大学时为了面试买的，现在只能拧出来半个指甲盖那么高。我说扔了吧，她舍不得。

我坐在床上和同事发微信，母亲转过头问我，“好看吗？”其实我看得出她有些紧张，凌晨两点她起夜上了次厕所，随后客厅里的电视机明明暗暗了半夜。我对她说，你穿那件我给你买的大翻领连帽燕麦色大衣。她穿上，跺跺脚，问我，“怎么样？”我建议她，不化妆其实会显年轻一些。她有些惊讶，但麻利地赶紧去卸掉了妆。最后只在唇中央小心地点了点口红，抿开之后又问，“这样好不好？”

“好的呀。”我说。她听后似乎更加惘然，转过身佯装不耐烦地呵斥我：“你不要一天到晚都盯着手机，以后眼睛看瞎了有你悔的。”

母亲和父亲分居有十来年，我从那以后再也没见过父亲。他似乎很高，好像也瘦，肩膀微微向左边倾倒；他是从旧时代洋墨水里走出来的文人，那点子与生俱来的大家族的骄矜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就算在我们家最艰难的时期也没有被磨平。他每天早上依旧让我母亲熨好衬衫，把那套边角起球的西装穿得体面，然后浓墨重彩地消失在熙熙攘攘的街头早市里。而我母亲却大字不识一个，寻常得要命。他们俩走在一起很怪，我母亲从来就跟不上他的脚步。但日子还是照旧过，我们和普通家庭并没有两样。

母亲苦惯了，就算脱离了父亲也没有让她如释重负，或者悲伤。直到近些年她才开始长些肉，她参加了几次徒步公益活动，我很为她高兴。而近些年我在国外，很少回家，有时候觉得我和母亲的距离越来越远，她从不拿她要紧的事情烦我，我也很少主动过问。虽然我是她的女儿，但那是一道谁也触碰不得的雷线，即使面对我，也是紧紧封闭的。

母亲没有孤独终老的决心，这些年她的交际圈子越来越大，可是依旧找不到一个可以陪伴的人。我暗暗为她留意合适的人。她一开始约会前还会把头发烫卷，后来连糖果和花都懒得带回家。大家都心平气和地处成了牌友或者舞伴。

直到有一次我从某个曹先生邀约的饭局那里接她回来，她第一次和我提起了父亲，她说，“雪下了一周都没停，也不知道你爸现在还能不能走得动路了。”

说这话的时候车里的温度还没升上来，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呵出的白雾把落在车窗上的雪花给暖化了。我觉得诧异，后来又感觉有些好笑，我其实很想问她，“你是不是很想爸爸？”或者，“你和爸爸这么多年有私下联系过吗？”

话刚到嘴边又收了回去，毕竟这是我母亲第一次向我敞开心扉，没有谁比我更希望她过得幸福。我的心在那一瞬间只要拧一拧，就能挤出一大坛酸水来，我没有想到我才是更需要她的那一个，而母亲最记挂的仍然是父亲。

我故作轻松地说：“这还不简单，你想见的话，我约他出来吃个饭，也就一句话的事。”

母亲转过头，眼神闪躲：“这样不好吧？”

我很久没有见过她出现这样的表情了，好笑之余有些心疼，安慰她说：“没事，再怎么说他也是我爸。”

“那就这周末吧，”母亲很快下了决定，语气很郑重，“我们坐轮渡过去。”

2

我和我母亲住在浦口。现在进城要比从前方便得多。有隧道，有地铁，有二桥、三桥、长江大桥。

我对轮渡的记忆是美好的。

我家那时候也在浦口。到了上小学的年纪，父亲看不上浦口学校任课老师的水平，于是托人把我送进了市里念书。

我从家去学校，坐船最方便。为此父亲还替我包了一辆马自达。早上坐马自达去浦口码头等过江轮渡，十五分钟一班，一次五角钱，在中山码头下，走不久就能抵达学校。

我母亲晕船，所以父亲教我如何坐轮渡。

那天的阳光像银子，碰撞在一起能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我们坐的是中山11号渡轮，白色的船身，船顶是生姜黄。我拉着父亲去二层甲板上看长江。冷透了的江水，在江边岩石上翻起带着泡沫的白浪，父亲叮嘱了我很多注意安全的话。对面驶过来一艘渡轮，甲板上也站着和我一般大的女孩儿，齐肩发，穿一对漂亮的粉色凉鞋，一手牵着妈妈，一手拉着爸爸，江风吹着她的头发，美极了。我盯着他们一直看，直到脖子扭酸再也看不到。父亲不知道我到底在看什么，他在船舱里给我买了包煮花生。那包花生被我一直吃到下船回家。

如果味道可以被具象化，长江轮渡对我来说就是充斥着盐水煮花生的咸香。

现在很少有人专门坐轮渡去市里。

渡轮比我记忆中的样子小很多，也旧。暗淡的船舱里陈列着五六排西瓜红的塑料座椅。我和母亲挑了两个没有开裂的，面对面坐下。

我给母亲准备了茶苯海明片，还有风油精，母亲摆摆手对我说她还撑得住。

母亲一直试图抚平她并没有褶皱的衣角，除了紧张，我还看得出她抱有一点期待，以及害怕失望。她把那支豆沙色口红拧开来很多次，擦了又补，西瓜红的座椅被她嘴唇上的一抹艳丽衬托得仿佛一地凋零的花瓣。

她忽然说：“妈妈是不是总让你为难。”

我一时语塞，母亲也没有听到我回答的打算，自顾自地说下去，“等会我们下船，时间早的话还可以去你原来的小学看一看，说不定能碰见你的小学老师……”

可惜母亲没能如愿，父亲的儿子开了车在码头等我们。我们俩初次见面，还握了握手。我说：“我就是胡灵，这是我母亲胡红燕。”

“你们好你们好，”他说，“我是郁焱，我父亲已经在饭店里等着了。”

我们一路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郁焱比我小一岁，去年结的婚，女方在医院里干护理工作。“我爸的腿，一到阴雨天就动不了，坐起来都难，我太太正好在医院，也方便照顾老人。”

直到郁焱说他母亲现在就靠人工呼吸器吊着一口气时，我握了握母亲的手，母亲没有开腔。

饭店是郁焱提前订好的，是家老字招牌，生意火爆。热闹的气氛似乎冲散了我母亲脸上的那点僵硬。

为了掩饰我的尴尬，我扶母亲走进包厢。这家饭店的桌布上金色花纹繁复典雅，有种低调的华丽。

父亲坐在轮椅上，他胖了许多，人也变得慈眉善目起来。和我记忆中的父亲天差地别，可是我并不觉得矛盾。他看上去很高兴，招呼我们赶紧坐，问郁焱有没有让我们等太长时间，又絮絮叨叨地向我们解释，现在私家车越来越多，一到下班时间开车还不如走路……

一切比我想象中的要顺利得多，连母亲也渐渐放开了，甚至有时候会被父亲刻意的冷笑话逗得笑意盈盈。他们仿佛从来没有分开过一样，丝毫不提及往事。郁焱很会捧场，我们自然得简直像真正的一家人。

回去的渡轮上，郁焱给我发来微信，他打了很长一段话，大意是，父亲一直很想见见我母亲，只是不好意思去提。郁焱说他自己倒是没什么关系，成了家以后看得更开了，他母亲现在都这样了。如果可以的话，想让我母亲常来看看父亲，老爷子很久没这么高兴过了。

母亲仍坐在来时的位置，不是同一艘渡轮也没什么关系。她和来时一样沉默，但她的嘴角放松，眼神明亮，她不说话只是因为有些累。我想母亲在饭桌上一定察觉到郁焱的意图：他想让我母亲替他照顾父亲。只是这根本不是口头上说说那么简单，这关乎着两个家庭。而母亲显然也知道，这些敏感的话题被她用碗碟声搪塞了过去。

母亲把头靠在船舷上，她的食指贴在冰冷的窗上写着什么。母亲活到现在这个年纪只会写她自己的名字。胡红燕，这三个字是当年父亲把着她的手一笔一画教她的。我不忍再看，渡船很快就要靠岸。

这一刻真是离谱到讽刺，我相信我的母亲爱我，我也想让她幸福，可是私心里她找任何人当老来伴，也不情愿这个人是我父亲。

3

那顿饭以后，父亲常来电话。

母亲从不用手机，我教过她，可是她经常这一秒还很清楚按绿色键是接电话，红色键是结束通话，下一秒就仰着头问我：“灵灵，这电话一直响我挂不掉啊。”久而久之她就失了耐心，好在平常她也不怎么出门，牌友三缺一喊她，一个电话打到座机上她都能及时接到。

父亲打来电话的时间不固定，有时候是一大早，有时候则是下午。为此母亲推掉了牌友的邀约，像一头充满耐心的母狮，很长时间守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动不动。尽管如此，好几次母亲还是因为出门买菜而错过了父亲的来电，于是偷偷跑去菜场楼上的小卖铺买了个老人机，红艳艳的很喜庆。人家欺负她不识字，骗了她六百块钱，她却瞒着告诉我手机是搞促销送的。母亲被骗的事还是很久以后我从郁焱那儿听说的。

母亲坐在自己的床边接电话。我在厨房烧开水，蒸气恍恍惚惚飘向顶灯，母亲和父亲的对话也似有若无地飘过来。他们通常先谈天气。我这儿下雨了，你那儿下了吗？下雨天衣服被子别忘记收，你以前就忘性大。母亲对“以前”二字很敏感，于是把对话引向穿衣，下雨天冷吧，得多穿点。我父亲回，医院空调暖和。母亲又改口说热了就少穿点，别捂着。

我倒了杯热茶给母亲，母亲见我进来，颇不自在地拢了拢棉睡衣，身体转向衣柜，声音也更加轻柔。母亲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我就听不清他俩的对话，但其实父亲喷出的呼吸声，在这个狭小的卧室里都清晰可闻。

我也是第一次觉得母亲卧室的天花板没有那么高了。

父亲告诉母亲他儿媳妇给他买了条棉毛裤，里面加了很厚的灯芯绒，贴着屁股暖烘烘的。我觉得从父亲口中说出这段话有些奇怪，记忆里的父亲非常爱体面。这种奇怪不亚于他俩还没分开时母亲和父亲站在一起的不搭，老了以后母亲反而跟得上父亲，能够不掉队了。

接着父亲提到我，“灵灵三十了吧，也该找个人结婚过日子了，不能老想着赚钱。你得说说她，哪怕离过婚的也无妨，人好就可以，最好没有孩子。”

我母亲劝他，“儿孙自有儿孙福，你要先把你自己身体顾好。”

然后他们聊到生病，抱怨那些让他们觉得不舒服的器官，他们仿佛伯牙找到了子期，共同指责这个顺从了他们身体多年的器官突然地背叛。

我再次走进母亲房间的时候母亲已结束了通话。她突然问起我股票，她说：“你爸说他进医院前把之前炒的股都抛了，说这笔钱都留给你。”母亲小心翼翼地观察我的神情。

“我要他钱干什么，再说他不是还有郁焱？”我说，“上次吃饭你没听郁焱说他老婆怀孕了，小孩子一落地，奶粉尿布幼儿园补习班，哪一天用不到钱？你可别天真。”

母亲好像受到一点惊吓，沉默了一会说：“妈妈也没有那么天真，只是觉得你的一辈子还很长，妈妈陪不了你太久。你爸现在想要补偿你，你答应了，对你对他都好。”

母亲的眼光里似乎有哀求。我这时候才恍然，原来在我母亲和父亲分开这么多年间，即便父亲重新组建了家庭，生了孩子，即将迎来自己的孙子，母亲依然可以一心一意地对待父亲，她全然忘记这些年因为父亲吃的苦，并且觉得只要我愿意，我们仍旧可以做一家人。

我心底升起一股怒火，脱口而出：“他给你钱去照顾他你就答应，你把自己当什么了？保姆吗？”我多希望母亲能够收回刚才的话，世界上最疼我的人是我的母亲，可是母亲却不能明白我的为难。“还有那位靠呼吸器吊着一口气的郁太太，医院还没给她下病危通知书吧，也不能强行拔管。别说认识的人了，医院人来人往的会怎么说你你想象不到吗？”

母亲垂下头，反复摩挲着手机背后粗糙的磨砂表面。惘然、羞愧在她的脸上一一闪现。

“妈妈不会让你丢脸的。”

后来母亲又去医院看过两次父亲，都是我开车送她去的。经过长江隧道的时候我突然一阵眼热，我想起我们一家从前有过一段平凡但幸福的日子。那时候我每周五下午早早放学，父亲坐轮渡去学校接我，然后我们一家一起出门去买菜。我的母亲总会因为菜的价格和父亲拌嘴，但最终两人仍然讲和。

那些日子遥远得仿佛是上辈子，璀璨如钻，却又锈迹斑斑。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在我面前母亲和父亲通电话的次数越来越少。我母亲和我恢复到了从前彼此尊重的相处模式，她照样和人约会、打牌、跳舞。而那台红艳艳的老年机也被她锁进了床头柜抽屉里。

我本以为这出戏唱到这里就结束了。

4

然而我没有料想，我会这么快接到父亲过世的消息。

父亲的腿骨骼坏死，一到阴雨天根本走不动路。那天晚上郁焱的太太不在医院值班，父亲想去小解，却又不好意思麻烦新来实习的姑娘，于是自己摸索上了轮椅，站起来的时候气血供应不足，后脑勺磕到了暖气管。

我也没有想到，母亲没有我以为的那样难过。反倒是我，有时候洗脸，毛巾还是干的，眼泪就把毛巾捂热了。

母亲大概习惯了离别，也可能早在十几年前就做好了面对这些的准备。因此反而来安慰我，“你还有妈妈，妈妈会一直陪着你的。”

郁焱发了微信给我，我们好久没联络了。他说，“其实我父亲现在的太太是我的继母。但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胡阿姨。”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于是回复他，“谢谢。”他说，“父亲火化那天，你和胡阿姨可以作为他的女儿和太太送一送他吗？”

母亲那天穿得很体面，她甚至挤出了时间去做了头发，化了妆。我母亲很平静地读完了悼词，父亲的生平宛如水一样掠过她的唇齿之间，仿佛也冲刷走了岁月带来的苦难和遗憾。有人问我们是谁，也有人回答，“这是郁先生的女朋友和她女儿。”

一切都结束后，母亲提出想要坐轮渡回去。

这个点已经没有能回去的客运轮渡了，于是我们花了十五块钱坐了观光轮渡。观光轮渡和普通轮渡同样小和旧，只是在江上停留的时间多些。狭小的船舱里依旧陈列着五六排西瓜红塑料座椅。我和我母亲还是坐在原来的位置上，靠窗，尽管这两个位置的座椅都裂开了缝。

沉默已经成为我和母亲新的交流方式。日落在呼吸间蒸发，母亲来前去美容店里精心画的妆开始脱落，口红也在她的唇上斑驳起皮。

我忘记母亲晕船，更何况这一次在船上的时间更久。

我把母亲扶到甲板上，轻拍着她的背，母亲突然说，“快，我要吐了——”

我又回到船舱里，向船员要了个袋子，船员说：“我这儿没干净的，只有一个装过花生的，你要不要？”

我突然想起来其实我更小一些的时候，和父亲很亲很亲。

那时候我常常爬到他怀里，踩着他的膝盖就像踩楼梯，展开双手环住父亲的脖子，然后用手掌摩挲着他新长出来的胡子。

母亲屈膝坐在了地上，脸颊泛起病态的潮红。她拿着手机放在耳侧，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把那只红色的老人机带了出来。也许她想和父亲打电话，而另一头已经无人接听。

我陪着母亲蹲在甲板上，她一直握着听筒，呆滞地等一切静静暗下去，再暗下去，直到连江水都熄灭。江上有清寥烟火，扑向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