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六〇年代的尾巴，如今越是年岁长一些，越是会时常想起那些过往的日子，那些梦一般的岁月。

那些过往的日子，像仲夏夜里的月光，总是静静地包裹着我。慢慢地，那些日子越走越走远了，开始泛黄、开始模糊了。我想抓住些什么，却什么也抓不住，我开始有些慌乱，我怕我弄丢了它们。

一

小时候，家是住在南京城外，是靠近后湖神策门城墙脚下的居民新村。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后湖改建成了公园，外公外婆的家就从后湖里面的菱洲搬到了这里。

我记得，那时候的家是白墙灰瓦的平房，屋檐上有瓦当，图案很简单的瓦当。下雨的时候，雨水顺着瓦当往下淌，日子久了，屋檐下的青石板上留下了凹槽，深浅不一。大门是两扇刷过清漆的木门，白天出门是用挂锁锁住门上的两只铁制扣环，晚上则是用门后的木门栓，像插销一样拴住两扇门。家家户户的门头上方的正中间都有一面小圆镜，小圆镜的两边应该有一些描上去的花纹装饰，具体是怎样的花纹，已经记不清了。堂屋和睡房没有现在这样的吊顶，可以直接看得见屋梁，屋顶上都有一块镶着玻璃的天窗，大小应该和现在的电脑屏幕差不多，白天不用开电灯，屋里也有光亮。我记得家里有盛水的大缸，用水瓢舀水，后院有水井。那时候家家户户淘米做饭，是要去公共水站那里的公用淘米缸里先淘洗头一浇，淘米水则是每天有人来收的。

家门口是宽宽的青石板的台阶，门前的路是青褐色有花纹的大小一致的青石块铺成的小马路。我现在说它是小马路，因为它就是一条小马路，差不多是现在的单行线那样的宽度。可是，在小孩子的眼里，它是一条大马路，是通向火车站的大马路。那时候很少有汽车开进村里，连自行车也很少，走路的人很多，所以路面还是被磨得很光滑。雨天，青石板路会被雨水冲刷得发亮，没有泥，摔跤在上面也不会脏了衣服。夏天最开心，下大雨的时候，我们小孩子会光脚在石板路上蹚水，小脚丫踩在青石板上，温热的，没有雨水的凉意。我见过妈妈也脱去布鞋，在雨中的石板路上蹚着水走回家。现在想起来，妈妈一是怕走湿了布鞋，二恐怕也是想起了她的小时候吧。

那是些无忧无虑的日子。

后湖边沿着城墙有一条环湖路，挨着城墙的路边种满了茂密高大的杉树，挨着湖的这一边，也种满了垂柳。环湖路靠近火车站方向的湖边，有一个小码头，有一座欧式的凉亭，每天有定时的汽渡，用来接送人们来往火车站与公园之间。亭子是白色的，里面的内顶上是一颗红色的五角星，站在亭子中间，站在那颗红星下面，小孩子咯咯地笑的时候会有回声，大声说话也会有回声，就连跺跺脚也有“咚咚”的回声。

儿时的我觉得那亭子好神奇，“喂”地大叫一声，那悠悠的回声，在亭子四周拢起来的空间里回绕，由强渐弱，趁着前面的尾音还在，赶紧叫第二声，回声叠加在一起，又带来了笑声，久久不散。长大以后，只要是走过那样的欧式的亭子，我都会站在它的穹顶下，轻轻跺跺脚，很想再能听见那“咚咚”的回声。

如今，湖边的居民新村早已经变成了高档湖景小区，曾经被军用油库占用了七十年的明十三城门之一的神策门也修葺一新，那一带向东南延伸到湖边的区域都成了公园。湖边的白亭子也早拆掉了，漂亮的火车站广场扩展到了湖边，游人络绎不绝。

夏日的傍晚，站在原来白亭子的位置远远望去，湖水涟漪，远处的梁洲郁郁葱葱，湖的西南角依旧是大片的荷田，城里的高楼错落有致地倒映在湖水中，幽静的环湖路，一路的垂柳依偎着古老的城墙，像一条宽宽的绿丝带，就把这一路的风景串成了一幅令人心动的画卷了。

快要有五十年的时间了，景象变了，景象中的人也变了。不变的是远处的那六百年的城墙，不变的是眼前那一池的碧绿的湖水……

二

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爸爸带着我，我们沿着青石板路，坐上了过江的公交车，来到了爸爸工作的江北。

我应该算是在江北化肥厂家属区里长大的。爸爸在化肥厂工作，妈妈在城里工作，没办法一个人照顾我和两个小妹妹。四五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住在江北的大伯母家里，在职工子弟幼儿园上学，很长时间才能回家一次，究竟是多长时间，现在也记不清了，一个月一次或两次。长大了，也就不去问爸妈自己小时候的事情了。

大妈家里的哥哥姐姐比我大很多，我念幼儿园的时候，大哥哥大姐姐已经工作，最小的小姐姐也读中学了。

我那会儿是有自己的小伙伴的，只是每天幼儿园放学的时候，别人都有爸妈来接，我是哥哥姐姐来接，心里总是有点别扭，却又很懂事地从来不跟别人说。

晚上的时间，是最难熬的时光，大人们在说话，我独自躺在床上。天花板旧了，黄白相间的斑驳，我是有本事的，我能在天花板上看出各种的图案，有人的模样，有花的模样，有汽车，有动物。有时候突然看出了吓人的怪物，就赶紧用被子捂住眼睛。现在想想，那像是我一个人的每天的童话时间，自己编排着各式各样的故事，通常是看着天花板，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大妈家门口有棵小柳树，每天幼儿园放学后，我就依在树下玩，树下可以看见从市区来大妈家的汽车站。我总想回到自己家里，那里有妈妈，还有好吃的咖喱牛肉干，我总想把自己在幼儿园学到的儿歌教给妹妹们。

有一次妈妈来江北办事，这下好了，我就不肯去幼儿园了，抓着妈妈的衣角要跟妈妈走，结果妈妈抓起放在门口的一只布鞋，从大妈家一路把我打到幼儿园。

很多年后，一家人偶然说起当年的事，“还一直记着吗？把你放在大伯母家也是不得已”，妈妈说。我说“知道”。“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记得四五岁时候的事情，当时真的是打疼你了”，我说“没有”。

早已不记得疼还是不疼了，只是记得我当时哭得厉害。

长江大桥通车了以后，爸爸都是骑自行车来回市区和江北。也是在几年前，爸妈说起外婆去世时候的事情，说当时爸爸接到电话以后，拎起我就放在自行车后座上，一只手抓住我，一只手扶着车龙头，就这样骑过长江大桥赶到家里。以前的自行车没有儿童坐骑和安全带，依当时的路况，起码也要四个小时才能骑过长江大桥的。

这些事我都不太记得了，大妈家的哥哥姐姐总夸我，说我将来会有出息，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勇敢，四五岁就敢独自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过长江了。其实，要说勇敢，老爸才算勇敢，一只手骑车四个小时，现在年轻的爸爸们恐怕也少有人能做到了。

74、75年的时候，妈妈终于调动工作到了江北，我也可以天天见到妈妈了。

三‍

我念书的职工子弟小学是用三、四十年代日本人占领江北化肥厂时留下的日式建筑改建的，门廊很矮，教室很暗，黑褐色的地板，木格栅的移门，地板和格栅上的油漆脱落了很多，露出木头的原色夹在其中，同学们用力追跑打闹的时候，每每都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我爱盯着这些斑驳的木头看，爱听它们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那些地板、格栅、移门，还有那些响声，像是在说着些什么，说一些我们小孩子听不明白的东西。那时候我总抢着做值日生，会用抹布轻轻擦那些木格栅和移门，爱用手摸那些掉了油漆的木头。

后来学校迁出来了，那里成了仓库，再后来化肥厂扩建，那些老房子也都被拆了。

学校的大门正对着的是化肥厂的后厂门，厂门两边是又黑又高的围墙。那时候，围墙上面总是不停地更换标语，一会儿坚决打倒，一会儿又坚决拥护，今天白底黑字，过几天又黑底白字。墙上的每个字都很大，高过我7、8岁时的身体。宋体、魏体，隶书、楷书，我都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爸爸教的，什么是横平竖直，什么是蚕头燕尾，我还没上学，可我通通都知道。只是爸爸从来不说那些标语究竟写的是些什么意思，只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认。我不喜欢那些又高又大的字，所以我也不问。

那会儿大街上总有戴红袖章的人，也经常有被绳子捆住示众游街的人，有一次我还有见过押在卡车上将要被执行处决的人。

那天我是跟着大妈家的哥哥姐姐远远地看热闹的。家属区的人都涌上了大街，人们推搡着，都想靠前看个清楚。我夹在大人们中间，被人流冲到了靠近了卡车的位置。我站在车轮的边上，我几乎和那辆解放卡车的轮子一般高。我离那个人很近，我看得见卡车上那个人被扭捆着，背上插着牌子，牌子上写着名字，名字上有大红的叉叉。他低着头，因为有人大声叫喊着摁住了他的头，我被推搡着进入他的视线，我仰着头，我看见了他的脸。

那是一个中年男人，头发凌乱，额头还有深色的血迹。我应该很害怕才是，可是我那会儿没觉得怕。他的眼神好安静，那双眼睛布满了血丝，有些浑浊，却看不见挣扎。

我不觉得怕，我就这样仰头看着他。看着一个穿花衣服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他的嘴角有一丝笑意，眼睛里似乎也有埋怨——小姑娘你快回家、你不该来这里。

后来听大哥哥说，这些人都是要被拉去西郊的龙王山枪决的。可我看到的那双眼睛分明不是坏人的眼睛。卡车前那一刻的对视在我心里久久抹不去，长大后读书读到“视死如归”，我想那应该算是了。

眼神不代表清白。可是在那个年代，清白却是可以肆意被践踏的。

再后来，在放学路上，还见着穿着有军绿色衣服的中学生把书包带扣在头上，脸上流着血，手里捏着红板砖，追逐着扔向对方。

我是不怕他们打架的，我觉得自己是见过比男孩子打架更厉害的事情的，因为那一刻的对视。

毛主席去世的时候，举国悲哀，小学生也要戴白花、戴黑孝，排着长长的队到公司的大礼堂开追悼会。很多大人失声痛哭。我怕听见大人哭，那声音让我全身发冷。我不敢抬头看他们，低着头跟着队伍走。后来听妈妈说，那天我回到家就发烧了。

那是76年9月的时候，那一年的秋老虎很厉害。

四

76年的夏天，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夏天。南京闹地震，每家每户都在外面搭起简易的防震棚。我们家因为爸爸总出差，他不放心我们住在外面，就在家里用大饭桌、门板、床板、樟木箱，在靠近屋门的地方，用很粗的铅丝扎了一个室内防震棚。妈妈带着我们姐妹三个，还有奶奶，我们只要在家里，读书、吃饭、玩耍、睡觉，都在这个约有四平米大、一米多高的空间里。棚里棚外可以钻来钻去，是妹妹们捉迷藏的好地方。防震棚里，妈妈有放一个军用的铝水壶、一个万年青的饼干桶，还有一些苹果。水、饼干和苹果是会经常换新的，那会儿则是我们姐妹三个最开心的时候。

猫在暗暗的防震棚里看小人书是我最快乐的事情。我喜欢看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看到可怜的阿廖沙被外公毒打，会恨恨地握拳头；看到善良的祖母抱着被打伤的阿廖沙，会陪他们一起落泪。至今还能记得那黑白版画版本的小人书上，少年阿廖沙背着包袱独自走向远方的背影，小小的我，会盯着那一页看，庆幸自己有幸福的童年，却也知道自己总会长大，将来总会像阿廖沙一样去独自闯荡人间。就这样，那几本旧旧的、已经没有了封面的小人书，我看了一遍又一遍。

抗震棚成了我们小孩子的小小的乐园，一直到了第二年的春天，直到再也没人提起地震的时候才被拆掉。

那个时候的居委会叫“向阳院”，会放映露天电影。因为经常抢不到好的座位，我就带着两个妹妹去银幕的背面看。我喜欢电影，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向阳院里有一家李伯伯，他家里有一个黑白的9寸电视机，我们姐妹经常会搬一个小板凳，每次进门怯生生地叫一声“李伯伯”，得到允许后才会进去，坐在电视机面前，直到妈妈叫我们回家。而通常妈妈是过不了一小会儿就一定会叫回我们的，她不愿意太打搅人家。

第一次看《一江春水向东流》，47年版，就是在那个9寸电视机里看到的。10岁的小姑娘，是不知道什么叫悲欢离合、什么叫爱恨情仇的，我就只是喜欢看而已，喜欢看白杨，也喜欢上官云珠。

77年以后日子开始变得热闹了，花衬衫、花裙子多了，好听的歌曲多了，跳脚骂街的也多了。慢慢地广播电台里开始有广告了，“誉满全球”、“走向世界”，第一次听见这些字眼儿的时候，没想过人们为什么要这么隆重地去描述一件东西，更没想过的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叫“广告”的东西开始慢慢地塞满我们的生活了。

后来电台里开始有长篇小说连播了，家里的熊猫收音机成了我的宝贝。我完整地听过的有《万山红遍》，《林海雪原》，《李自成》。那时候我心里的英雄就是郝大成，是二〇三首长和杨子荣。更有热闹的时候，是一家人一边吃饭，一边围着收音机一起听《岳飞传》，《杨家将》，那句关键时候就冒出来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总是让大家欲罢不能。

现在的广播电台里应该是没有“电影录音剪辑”这种东西了。那会儿，我是要先收听节目预报，把播放时间记在小本子上，快要到预定时间的时候，会等在收音机前，等着电影录音剪辑的播出。前苏联电影《复活》，我完整听过至少五遍。那时候我12岁。至今我也没弄明白，那时候的电台为啥总是重播《复活》，一遍又一遍。

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是不能理解两位主人翁的复活之路的，我那会儿是听不太懂《复活》的，只知道是贵族涅赫留道夫欺负了善良贫苦的玛丝洛娃，良心发现后想要赎罪。我对玛丝洛娃、涅赫留道夫的迷恋，有大部分应该是对向隽殊、孙敖的声音的迷恋，还有肖南的旁白，至今记忆犹新。除了阿廖沙，这算是我真正接触到的外国文学了。很多年后，有一次在背投上看到这部电影，想起那些“听”电影的时光，恍如隔世。很多年过去了，我甚至还可以背出上译厂版本的整段旁白。

五

80年的夏天，我小学毕业了，我们也搬家到了新的职工小区，化肥厂也被列入国家石化基地的扩建计划，老爸也被调去了石化扩建指挥部。

第一中学是公司职工子弟学校里最好的，我的六年的中学时光也是我最开心的日子。直到现在我都还喜欢做学生的感觉，只管像海绵一样，拼命地吸收，而不用顾及其他。

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教数学的谢老师要生宝宝了。听爸爸说起过谢老师，她原先是厂里的技术员，因为学校里缺数学老师，她放弃很好的前途来到了学校里。

她是在我们班的数学课上开始阵痛的。她被其他老师抬走的时候，她一定是很痛，她抓住讲课用的三角木尺，紧紧地抓着。其他同学害怕，不敢上前，我就去搀她的手，从她手上拿开那把三角尺，我记得她的手上满是粉笔灰，涩涩的。

那个年纪的学生还不懂得感动，只知道老师去了医院，我们的下半节数学课不用上了，可以大声讲话、可以在教室里跑来跑去了。

在大学里学习Profession这个词的时候，我当时是想起了谢老师的，想起了那双干涩的、粘满粉笔灰的手。记得我们手忙脚乱地把谢老师送上了汽车，我摩挲着自己的手，看见自己的手上也粘满了粉笔灰。

现在的学校里，鲜有听到女老师在课堂上临盆的事情了。

我们家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档案袋，里面装的全是我们自己的“宝贝”，从鼓楼医院的“医学出生证明”到好朋友送的生日贺卡到大学学位证书，爸爸要我们把我们一生中所有值得留下的东西都整齐地放在里面。

我的档案袋里面保留有我的第一份奖状，那是我的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李老师用小楷写的，她写我的名字的时候，我就站在她的身边。我细心地保留着它，虽然很多年过去了，纸张有些发脆了，可墨迹依旧清晰，娟秀端庄，仿佛还能闻到淡淡的墨香。

依稀记得我们围在老师身边，看着她磨墨，看着她落笔，等着她叫到我的名字。在一年级的孩子眼里，那是一纸值得骄傲的奖状；在今天的我看来，这样的手写的奖状，是那个年代老师们的骄傲。

多年以后的偶然机会，我见到李老师。满头白发的老师，背有些佝偻了。她还记得我，还叫得出我的名字。她在我眼里依旧秀丽端庄，一如她那娟秀端庄的字。

不是所有关于老师的记忆都是美好的，当然也有不那么美好的。

在高三时的一篇作文中，我引用了前苏联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所说的一句话“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我的语文老师（一位代课老师）在旁批注说：为什么是太阳底下，为什么不是月亮底下？你的比喻不恰当。

我的这篇作文自然没有得到好看的分数，我没有申辩。高中时候的我，开始会自己想一些事情了，尽管还想得不那么的周全、不那么深刻。

列宁夫人用来赞扬教师职业的话，在那位代课老师看来，是情感太过于强烈，以至于用“月亮底下”比较合适，亦或者是他不喜欢教书育人这个工作，借此发泄一下，亦或许是，这位老师根本不明白列宁夫人的这句话。

高三的时候，我放弃了保送师专的机会，就因为那个不恰当的比喻。工作以后，我又常常后悔那个决定，因为被我放弃的还有两个馋人的寒暑假。其实，我心里知道，我是怕自己成不了一个好老师，像谢老师、李老师那样的老师。

六

狮子座的女生，如果再有一点点讲义气的话，在学校里一定是有很多朋友的。

曾经在补考800M长跑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跑道上跑，跑道外有体育成绩好的男生陪着我跑。因为，我只要跟上他，就一定能补考及格、能过关。最后自然是顺利过关，而且成绩比第一次提高很多。我到现在都还能记得当时自己那得意的神情，只要一想起来，都还会忍不住地要在心里美一下。

我的周围，有成绩拔尖的同学，也有二流子同学。在我眼里，他们没差别，他们爱护我，我也爱护他们。

我和小琪是中学六年的同学，她成绩不算好，也不很差，因为她家里只有她一个孩子，我们家姐妹都是用布书包，而她用的是皮书包，她也总有新裙子穿。她妈妈是另一所中学的英文老师，那个年代，老师家的孩子多少有一些骄傲的，可小琪没有，她从不提起她妈妈，她说“烦她”。

记得有一次去她家里玩，正好她妈妈下班早，撞见了。小琪妈很客气地招呼我，从冰箱里拿吃的东西给我。

接下来的戏码不是按剧本来的。小琪妈在我对面坐下来，问我“成绩怎样”“作业都是优吗”“这一次数学测验多少分”“上一次的英语考多少分”，我正自顾自地一一作答，完全没有在意小琪。她突然站在我面前，挡住了我看见她妈妈的视线，脸红着，声音很大的打断了我，“你不要说！”。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凝住了。小琪妈站起来，没有看我们俩，径直走回了里屋。我也小心翼翼地离开了小琪家。

再后来，在高二的时候，我在灶台旁不小心被热油烫着了，手臂上起了很大的水泡，在医院躺了几天后，就回家休息了。在家的第一天，爸妈和妹妹们刚出门，小琪就背着书包来了，“我来陪你”。

我想问“你不上课吗”，“你逃课了吗”，“你是不是考试没考好”，“你妈妈知道你逃课会骂的”，“你和别的同学吵架了吗”，但是我忍住了，没问。

中午我们一起吃了爸妈早上就准备好的午饭，她只吃一点点。我在她的外套口袋里看见了一只打火机。我拿着课本有一页没一页的在看，她在看着桌子上水杯发呆，然后从书包里翻出一本旧旧的三毛的《谈心》。到下午快放学的时间，她就走了。这样她连着来了四天，第五天是休息日，爸妈都在家了，小琪自然没有来。周一我去上学的时候，在教室里看见她，我们俩啥也没说，都像没有事情发生过一样。

过了很久，大概是快到高三毕业的时候，小琪有一天突然跟我说“对不起”，我没接话，啥也没说。我想让她觉得我早已不记得那四天的事情了，其实我是一直都有记得的。

高中的生活，像充满气的气球，鼓鼓的，却没有方向。

读书成了我最好的慰藉，读三毛、读琼瑶、读古龙，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远远超过对课本的阅读。

知道那时候我为什么爱读三毛吗？人在年轻的时候、在没有方向却会不断憧憬自己未来的时候，是需要有人指点你的，也是需要有人陪你一起憧憬的。那个年代的父母没有办法了解这些，可是三毛却总是在她的书里会说“如果是我”。

“如果是我，第一件会做的事情，就是布置我的房间。我会将房间粉刷成明朗的白色，给自己在窗上做上一幅美丽的窗帘，我在床头放一个普通的小收音机，在墙角做一个书架，给灯泡换一个温暖而温馨的灯罩，然后，我要去花市，仔细地挑几盆看了悦目的盆景，放在我的窗口。……你看，如果我是你，我慢慢地在变了。”

读这样的文字，总是让我很温暖，总让我觉得长大成人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我猜小琪也是一样的想法吧。

除了读书，我比其他同学多了一样爱好，我仍然坚持每天中午收听电台的小说连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高三功课很紧张的那几个月时间里，我听完了李野默演播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我那个时候就认识孙少平了，孙少平成了我心里将来长大了要去爱的人。

而小琪，我们也已经有快三十年没有联络了，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七

八〇年代的头几年，日子过得虽然清淡，爸妈脸上的神情却也平和、温馨。记得爸爸有用红色的有机玻璃给妈妈做发夹，我蹲在一旁帮忙递锉刀和砂纸，帮着用牙膏打磨，是一个漂亮的菱形的发夹。后来漂亮的发夹太多了，那只DIY的发夹也找不到了。

妈妈持家有方、家庭和睦、孝敬长辈，我们家被评为化肥厂里的“五好家庭”。因为这个，厂宣传部要来家里拍几张妈妈在家里的生活照，要奶奶和我们小孩子一起配合，我们全家都好开心。

拍照的前一天，奶奶带着我们把家里收拾干净了，还换上了过新年才用的新床单，记得我还把红纱巾盖在家里的新买的双卡录音机上，大概是因为这样看上去比较好看吧。妹妹们把已经泛旧了的塑料花也使劲洗干净了，结果红色的花瓣发白得更厉害了。

摄影师拍了妈妈给奶奶梳头的照片，奶奶虽然很大年纪了，可一直都是自己的梳头的，因为摄影师要拍，妈妈和奶奶还练习了好一会儿，结果弄得我们一家人都呵呵地傻笑。

最后摄影师要拍一张我们一家人一起吃饭的照片，所以一直等到中午。桌上只有两盘菜、一碗汤，摄影师就让妈妈拿了一只空碗，把一盘菜分成两盘，他说这样照片看上去会好一些。一家人又都呵呵傻笑了。日子苦，可是爸妈的心里好像都不觉得苦。

很多年后，看着那张三盘菜一碗汤的黑白照片，爸妈还是会呵呵地笑。照片上，妈妈给奶奶夹菜，闪光灯闪烁的那一刻，全家人都好开心。

家里很长一段日子有三个学生，读书考试当然是第一位的。只是爸妈从来没有因为我们要考试、升学而弄得家里气氛紧张。相反，爸妈看重的是我们的性情和习惯。

为了改掉我不专心的坏习惯，老爸是发过大脾气的。因为我一边写作业一边听电台《小喇叭》的广播，屡教不改，他差点要砸掉那个他心爱的半导体，幸好奶奶从他手里夺了下来。那个半导体收音机上有个化工厂的标志，有一个“奖”字，是老爸得的先进工作者的奖品。

后来，儿子做事情一心二用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起那个半导体收音机的事情。他瞪着眼睛一直问“是真的吗？真的摔碎了吗？……”。在教导儿子做事要专心上，那只半导体似乎起到了作用，后来我们母子好像再没讨论过一心二用这事儿了。

可能因为是女孩子，爸妈从来没有对我们姐妹有学习成绩上的要求。高三复习迎考的最后阶段，电视台第一次播放港版的《射雕英雄传》，我可是从头看到了尾的，一集也没拉下过。三天的高考，到了最后一天的早上，妈妈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她问我，“小妹，今天你是不是要高考了啊？”，午饭的饭桌上多了一盘只有星期天才能见着的盐水鸭。

真是神仙一样的日子。

学业上一路轻松走来，我也马马虎虎考上了自己喜欢的专业。虽说只是大专，爸妈和我自己都很喜欢，我也学得很起劲。

可等到妹妹她们高考的时候，家里多少还是有些不一样了，妹妹们没有我那时候轻松，起码电视剧、小说什么的是不能再看的了。

八

因为爸爸在石化基地工作，那一年的秋天我大专毕业后，自然被分配回了石化公司。

石化公司的生活区与生产区相隔大约两公里，中间有一条小汊河蜿蜒流过、汇入长江。连接工厂和生活区的大马路两边是农田和荒地，零星地有农舍和民居。每天骑车上班的自行车流颇为壮观，运送职工上下班的通勤车队也浩浩荡荡。这里是一个现代化的石化城。

第一次被人事部的领导带到裂解炉前的时候，我是被震撼到了。我从画报上看到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大概就是这样吧，钢架林立，管道纵横。我在学校里是学经济学的，兴趣爱好也不是化学，所以一时间是没有办法掌握这些化工工艺流程的。说实话，虽然我在生产车间做过两年的化工工艺操作，可是到现在我也没搞懂那些化学反应是怎么回事。

空闲的时候，我就望着那个高大的裂解炉发呆，它不就是一个艺术中心吗，它的管道里每时每刻都发生着神奇的裂变、分解，它不停地加温、加压，不断地冷却、溜出。靠近它时，你分明能感受到它的胸腔里涌动着千军万马，它的外表却一如既往的沉静，纹丝不动，投入和产出全在操作工们掌控之中，这难道不是很有魔力的事情吗？

工业技术的进步，并不表示我们在懂得与自然和谐相处上会有同样的进步。如果三十年前我们多建一些裂解炉式的艺术中心，而不是裂解炉，三十年后我们生存的环境或许不会变得像现在这么糟。

不管怎样，我在生产车间的工作经历是愉快的。夏天，在小夜班的晚饭后，我总是跟师傅一起偷偷骑车溜去江边码头看日落；冬天，大夜班的清晨，我会爬上高高的减压塔看日出。夜晚的石化城最吸引我，说它是“银河落九天”也一点不为过。下小夜班的时候，趁着下夜班的人还没有走完，我常会俯在汊河的桥栏杆上发一小会儿呆，看着被火炬映红的天空，还有璀璨的灯火。

第二年的秋天，我已经是司泵班的班长了。有一天因为小夜班来接班的同事晚来了一会儿，我也只能晚走一会儿了。过了下夜班人流高峰的马路上，路上已经没有行人了。我一个人也不由得加快了骑车的速度。

刚骑过汊河，从路边的田里突然窜出一条狗，跟着我的自行车跑，还不停地吠叫。我握着车把的手有些不稳了，车笼头开始两边晃悠，两条腿也不听话了，竟然踩空了脚踏板。我怕自己摔倒，那条狗就会扑过来了。

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犬类都是我的天敌，哪怕是是可爱的吉娃娃。因为那会儿我着实被吓到了。

正当我慌乱不堪时，我的身后传来了一阵自行车铃声，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急促。这车铃声分明是冲着那狗来的。狗狗停下了，不追着我了，接着又狂吠了几声，随后就又窜回旁边的荒地里去了。

车铃声很快变成了口哨声，在寂静的夜晚，这声音好清亮，紧张的空气一下子变得轻松、甚至有些愉悦了。很快口哨声擦着我的身边过去了。昏黄的路灯下我看不清楚那面孔，我不敢怠慢，加紧脚下的频率，我怕那狗狗再窜出来。

那口哨声也放慢了节奏，像是等着我跟上他。宽宽的大马路上我们两个人，就这么一前一后地骑着，保持有几米的距离。那是一个大男孩的背影，修长的腿，骑车的模样也很帅气。穿着和我一样的工作服，车后的架子上还夹着一本杂志。公司里有几万名员工，这样的年轻的身影到处都是。

那轻快的口哨声一路陪着我，我完全不记得那口哨的旋律了，只记得那一晚，一个陌生的男孩带给我一路的安心，只记得那一晚回家的路似乎变短了很多。

九

整个公司里有好几千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一起工作、学习、生活，那时候我们是没有购房的压力的，也没有薪水的压力，更没有升职的压力。可能有的唯一的压力是来自荷尔蒙，大部分的年轻人自然是选择痛痛快快地恋爱一场了。

因为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也因为年轻，什么都不着急，怎么样都来得及。于是一幕幕的爱情剧集持续地上演，有人加入，有人退出，分分合合，合合分分。

我也没把自己拉下，加入，又退出。痛快是够痛快了，痛快之后，猛然间发现自己已不再年轻……

我的车间主任是一位妈妈级的领导，上海人，一个五十年代石油大学毕业的老大学生，因为国家的需要，支援西北开发建设，一去就是三十年。为了回上海，或者只是为了离家近一些，她一个人回来了，从大西北回到了江苏，一个人，没有家人。

带领着我们这些不谙世事、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车间的早会上，她送过我们两个字，慎独。她说这是她的大学老师送给她的。

我冥冥之中是感觉到这两个字的分量的，只是那会儿我真还不知道该怎样独自面对自己的内心。

不管怎样，这两个字我是记住了。

我的加入，是因为同在一个班组里，每天一起上夜班，一起吃盒饭，一起挨批评，一起拿奖金，没办法，自然而然。两个人都没有想过是不是应该要再选一选、挑一挑，只是互相觉得还不错，年纪相仿，谈得来，就这么决定了终身。

自然而然，却潜伏着危机。

结了婚了，却慢慢地变得不自然了。婚姻以外的喜欢的人，也恰好出现了。接下来就是掩饰、背叛、谎言，再接着就是他那里对着别人相见恨晚、我这里对着自己痛定思痛。孩子的到来也没有缓解我们各自的困境。两个人都在挣扎。

婚礼上收到“白头偕老”的道贺时，我不知道，正是因为白头偕老不容易，才需要被人们这么千遍万遍地祝愿。

十年的时间，我不断升职、加薪。我只知道经营自己，却不知道爱情也需要经营，家也需要经营。直到确定不能一起白头，不能一起偕老的那一天，我才醒悟，我才发现我面前的问题是多么地严重了。

没有想到我第一次需要自己独自面对自己内心的，竟然是要学会放手。

我决定退出。

单亲妈妈独自带着孩子辞掉铁饭碗的工作是需要勇气的，只是我去意已决。

爸妈的痛，一定不比我少，只是他们知道，他们是我最后的港湾，他们随时向我敞开着怀抱，就像当年老爸把我拎起来放在自行车后座上一只手抓着我一只手抓着车把骑过长江大桥一样。困难的日子里，一家人总是要在一起的。

周围所有的人都苦口婆心，我知道她们是为我好，我不停地劝他们不要为我担心，我会很好的，好像要离开的不是我，是他们。

那些不堪日子里，总是梦见自己赤脚踩在青石板路上，我的脚下没有了温热，全是丝丝的凉意……

十

接下来的戏码也不是按剧本来的。

当时，我已经调去机关工作。我在车间工作时认识的一个男孩子，叉车工，一个憨厚的男生。恋爱的季节我们擦肩而过，我们之间的感情很快变成了兄妹的情分。我们各自结婚后也很少联络，一晃过去快七八年了。他知道了我要离开，趁着午休的时候来我办公室看我。

隔着宽宽的会议桌，我们对视着。我们曾经无话不说，那一刻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良久，他声音好大地说：“你以为你是谁？你有什么本事能一个人出去闯荡？你一天到晚穿着工作服，这个灰灰的衣服有什么好看？怎么就不晓得给自己买点好看的衣服？你从来不晓得把自己拾掇拾掇！你整天心里想什么啊，没了老公，你以为你很酷啊？！”

我傻在那里了，说不出话来，我有些恼了。

所有的人向我表达的都是同情、安慰，偏偏这个家伙却冲着我大叫，你以为你是谁啊？凭什么说我没本事出去闯荡，你管我穿不穿好看的衣服，你要来管我为什么现在才来？我也不想这样啊，我只是不想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啊……

我低着头，不说话，他以为我哭了。他坐下来了，声音也低下来了，说“去了新单位，一定记得该买几件好看的衣服，不能总是穿着这个，你也要学会把自己收拾好看一点才好”… …

他还没说完，我这里就真的哭出来了。

临走的时候，我抓住他的衣服，他轻轻地挣脱开，说“就算那会儿是我们俩好，结果未必会比今天好”。

话是没错，如果自己没有长大，跟谁在一起，结果都是一样吧。

他用手扶住我的肩头，轻轻地握住，说“没事，有事情打电话”。

那是我们至今见的最后一面。我经常会想起他，希望能不经意地在大街上或地铁里会碰见他，让他看见我有照着他的话去做，我再也不整天穿工作服了，我有去买好看的衣服穿，有把自己收拾得好看一些。

可是一晃已经过去二十多年这么久了，我们竟一次也没有过遇见过，也从来没有通过电话。

离开江北的前一晚，我来到汊河桥上。不远处，白色的蒸汽翻卷着腾起，和着机器的轰鸣声，那被火炬映红的夜空里，我依稀又听见有叮铃铃的车铃声，还有那清亮的口哨声……

那一晚下雨了。我任雨水、泪水在脸颊上肆意地流淌，好痛快，它冲刷走了我心里积攒太久的阴霾，我一下子变的轻松了。

我知道我的心里还是有不舍、有不甘，可是既然走不动了，不如就放下身上的包袱吧。

我收拾行李，结果发现只有很少的一些。我把该留下的都留下了，我的青春，我的曾经的爱人，我的十年的岁月，我的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都留在这里了，留在这沸腾的土地上了。我匆匆地离开了，我不敢再多看她一眼。我怕我会改主意。

我料定接下来的日子里会有窘迫、焦虑、撕心裂肺，结果也真是这样，一样也没少过。

尾声

该经历的，一样都没躲得过。

好在，都过去了。

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像一个接着一个的梦。在梦里，我一定被岁月抚慰过、关照过，否则，那些日子，每一天都泰山压顶、不能喘息。可如今回过头去看，就只觉得都还好啊，没啥。

去年秋天，儿子考进了心仪的大学。临行前，我们一起回了一趟江北。我们去了儿子上过的幼儿园，去了我工作过的裂解车间。站在裂解炉前，和儿子一起，我们拍了很多照片。我举起相机的那一刻，我知道我没问题了。

我以为永远不会改变的，早已面目全非，比方说，我的心。

我以为早已改变了的，其实没变，比方说，我的心。

我总跟自己说，我之所以是现在自己喜欢的模样，都是因为那些从我身上流淌过去的时光，那些仲夏夜里的不愿醒来的梦。

嗯，是的，不想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