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我本来挂了泌尿科，但白褂里穿绿毛衣的老医生说，“不对”，他让我去挂皮肤科的号。我皮肤一点儿毛病也没有。尿检的时候，粉色工装的化验员，捧着她的黏玉米，向下面瞥了一眼，然后，她告诉我，“这不够。”我问她什么情况，她说，“至少要尿半杯。你这一点点，什么也测不出。”我不知道说什么。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再尿给她。她看起来，也有点局促，毕竟，她正在吃玉米。我感觉很抱歉，也有点后悔——刚才，肯定是够的，只不过我最后才开始接。

“要么你再有的时候再来？”她说。我心想，这太耽误时间了，我下午还得去趟公司呢。我表面先答应了她，我说：“谢谢您，只能再喝点水了。”她很快说，“我们十二点就不在了，下午一点半才上班。”这句话，高估了我处理水分的能力，听起来，想让我现喝现尿似的。我有点想笑。但我说，“好，我晚点儿再来”。我看了一下表，现在是11:34了，我觉得时间不能这样浪费。我拿回我的尿检杯，五六步返回了男士洗手间。想再试试。

那里有一个老头。还有一个如入无男之境的保洁女士，她很胖，一个人挡住了整个洗手池的台面，镜子里全是她。她搞卫生的动静很大，通常，这样的人物倒也不会给男士们什么影响。上海的冬天，气温总是急转直上，又急转直下，当天特别冷，我一脱裤子就感受到了。我想再尿一点补充进去，但科学知识又告诉我这显然是个艰巨任务。我开始尝试。我轻轻吹了一会儿口哨，想了想尼亚加拉大瀑布下泄泻的样子，我还咬紧牙齿，发出了嘶嘶嘶的声音。尿的感觉确实又上来了，但就是尿不出。

站在我侧背面的老人，从来没动过一下，这让人有点担忧，他看起来像是尿睡着了。我不知道他在那干什么。就这样，一分心，我那一点尿感又消失了。我又这么挣扎了十分钟，街道卫生服务站的人不是很多，尤其是中午，我和老头一直站在那。我面前的字是“向前一步”，我扭头看了看他的，他的是“禁止吸烟”。我们两个相看两不厌，就这样，又过了两分钟。我突然听到他说：“侬也……哇。”他说的不止两个字，中间是我听不懂的上海话。我一开始不知道他在跟我说话，反正我不确定，就不作回应了。但他竟换了普通话，又问了一次，“小伙子，你也有？”我听不懂，他紧跟着说，“这个病？”这才让我听明白。我一瞬间就知道，或者说猜到：他可能得了一种尿不出的病。我可没有类似的病。但不知道怎么的，我想撒个谎。反正我不认识他。

角色扮演的欲望又上来了，这在我身上几乎是天生的，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个毛病——比如吧，我坐滴滴专车、跟司机讲话的时候，我会说“我之前也开过滴滴”，但我从来没开过车，实际上，我连驾照也没有。但我照样可以跟他描述我被交警拦下的样子、和同行抢单的经验或者遇到无理乘客的样子，我有这个本事。我总是跟别人谈论一些我从未经历的事，而且自认为逼真。但愿只有我这样吧，我祈祷只有我这样。如果大家都这样，那这个世界会变成虚拟的！

——我想这些不相干的事，想得太久了，以至于一直没回答他，我听见他说，“做点好事，能有福报，你还能走动，我现在走不动了，想做好事也做不了。”我说，“哎，我特别想做好事，但不知道做什么。”这时候我感觉他扭头看了我，先看了上面，又看了看下面。我就也看了看他，他却刚好扭头过去了。背着我，他说，“我悄悄给你说一个。”我等着他说话，看见他侧脸上苍白没有油光，黑黑的细线藏在白色的山谷里，一个个痦子似的棕色的点，就像遍布山谷上的茅仓。他浑身散发着腐朽家具的味道，隔着卫生球的味也闻得见。很快，他留下了金玉良言，“买点鲫鱼、鳖、虾，放生，放进浦江里。”

“是，那我一次性放多少合适？”

“不在于量。”

“那有钱人一次性放一吨的鱼，我一次放一条。我的福报肯定没他高。”

“量力而行。”

“哦，好吧。”我说。我看他伸出手，扶住了前面的墙，臀部的肌肉也一紧。我觉得他就要成功了。

“有扣扣群的，你可以加群，群主收费，你去就好了。”他咳嗽了一声，“你就搜大爱无疆群，我就在大爱无疆全国2群。”

这时候我听见哗哗的水声，不是我的，是他，他尿出来了。金黄色的尿从洁白如玉的陶瓷便池上覆盖流下，染黄了白色的樟脑球。他仰起头，长长地，轻轻地“啊”了一阵，臀部也逐渐放松下来，他的呼号很难察觉。最后的过程中，他还把眼睛闭上，他说：“我最近，也做了一个群，你可以加我的。”

“冬产鱼，我认识船上的人，便宜卖你。”

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我把裤子穿起来，裤腰带系紧。反正他在旁边等着我，可能还从后面看着我，这样我绝对尿不出。我把尿检杯扔掉。出门的时候，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他问怎么样。我说，“我就怕前脚放了，后脚再被捕鱼的捕了。”他举了个例子，“那吃饭总归要拉出来，你怎么还吃饭呢？”这个例子不算高明，但从他嘴里说出来，有那味了。听起来他常拿吃饭举例子。我答应他我会加群。反正我也不会加。我们在医院门口道别。他笑起来像一个孩子，可能是少牙的原因。

中午，我有些饿了。我最近在尝试减肥，具体方法是挨饿。在和平年代，挨饿是个大难题。我总是从早晨坚持到下午，其间只喝一杯日本职人牌咖啡——这却导致我晚饭吃得比谁都多，而且因为饿急了，吃起来非常香。但说真的，最近，我坚持得不错，我已经三天没吃什么东西了，瘦了六斤。今天我准备去星巴克买咖啡，顺便坐一阵，打发1:30之前的时间。

正午阴云密布的天山路，没有一点回暖的意思。冷风吹得人只想加快脚步。黄色的，或者蓝色的外卖员从商场进进出出，很像蜂群采蜜。与之相反的是不赶时间的中年人，抽烟，牵着狗，或者走来走去。我路过了鹅匠餐馆和海南鸡饭，这是我还胖的时候，最爱吃的两样东西。而今天我43公斤，华山医院的医生说我得了严重的厌食症。我反对，我知道鹅匠的卤水很香，哪怕没有肉，只用那水拌米饭，我都能吃两碗。海南鸡饭的鸡汁更是一绝，它里面有点儿椰子的味道。我只是不吃罢了。

我接近星巴克的时候，看见落地窗后面坐着一位老人。比刚才厕所里的，估计还要大二十岁。他把拐杖横放在桌上，右手单手按住。眼睛望着窗外，头一动不动。脚上穿着厚厚的棉鞋，左脚踩在星巴克椅子的梁上，右脚踏实地平放。左手，插着兜。

进门之前，我看了他好几秒，他让我想起一些美国的西部电影，经典片子里，总有这样坐着的老人。他会知道镇子上的一些拐弯抹角的信息、包括最热门的赏金猎人来自墨西哥的哪个小镇，以及一些年代久远的传闻。他可能从不说话，但只要他开口，他就能把墓地里每一块碑上的人名生前的所有事情都讲上一遍，而且，还清楚每个姑娘的恋爱历史。我从没和老人搭过讪，今天也不想，我没那么多时间。我在星巴克点了一杯热的美式咖啡，还要了一袋腰果。听说腰果是减肥人士的好食品，优质脂肪很高，只吃一小袋，就有饱腹的感觉。我在离柜台很近的餐桌前，拉开椅子坐下。

这个餐桌有家里的感觉，散发陈年的质感，和不讨人厌的木油光。我吃着腰果，就着咖啡，顺便涮口，咽下暖流。很快就饱了。这时候，走来两个女士，温柔地拉开星巴克的椅子，坐在我面前的位置。左边的女士，年轻，瘦，穿薄毛衣，戴灰色的渔夫帽，遮住了额头和眼睛，从我这，我只能看见她的鼻尖和下巴。她带来了电脑，展开了电脑。电脑右边，还展开了笔记本，笔在手里旋转。右边的女士，穿白色高领毛衣，胸部曲线很明显，下身是牛仔裤。她不算漂亮，看起来有些凶，她也有本子，展开后，字迹密密麻麻。

她们开始说话，我一边玩电脑里的游戏，一边听她们说话。我玩游戏总是输。两位女士的说话越来越大声。她们离我就不到二十厘米。说脸贴着脸也不为过。这很奇怪。我简直像不存在。如果是在街上，我凑这么近听她们说话，她们肯定会瞪我一眼，然后换个地方说。

但在咖啡店，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五分钟之内，我听出来，她们在讨论一个汽车品牌的广告方案，内容是三至五分钟的短片儿。左边是方案的提供者，右边是个验收人。因为她说，“这次给你来做，我也是……”怎样怎样的。又过了十分钟吧，我听出右边验收人很焦虑，因为她头上还顶着汽车公司的压力，而且，糟糕的是，她对左边女士的创意还不怎么满意——总是指着电脑屏幕，发问，这里为什么，那里为什么的。得到回答后，也“哦”得很漫长。“其实我感觉你的这一part有点绕”，对了，她讲话总夹着英文单词，这些词她使用得很熟练，“我明白你想要的那种，对吧，比较高级的sense。但我觉得品牌方很难替你去思考。他们的诉求很简单，他们要marketing，是吧？”

刚开始，左边的女士听到这些，可不怎么谦让，她会放大声音说话，反驳两句。后来吧，半小时之后，左边女生几乎不怎么说话了。只说“可以”，或者“哈哈”和“好的”。

关于她今天带来的创意方案，简单说吧，就我听下来，总结如下：现在不是年味儿越来越淡了吗？她打算从寻找年味儿出手。首先，主人公在除夕之夜感到很失落，他对家里的95后、00后炫耀，“哎，我们小时候，那才叫过年呐！”随着这声炫耀，主人公掉入时空隧道，真的穿越回小时候，感受了一把他向往的年味。——当时听到这，我觉得她造诣有限，我感觉，这我都能搞。但幸亏，这还没算完。

在90年代的场景里，小时候的他，放鞭炮，魔术弹，抱着一箱辣条，吃不完。不像现在城市里，它不让你放。然后，穿越中嵌套了下一段穿越，他的父亲，望着魔术弹，没什么感觉。也唏嘘了一句“哎，我们小时候，那才叫过年呢”。结果他父亲也变小，来到了70年代的香港。街头舞狮子！

以此类推，还有民国的上海年货市场，和清末的南浔庙堂。四次穿越的全程，展示了四代人的中国年味儿。主人公全程观望每个年代，在结尾，他明白一件事：每一代人，都在怀念自己的黄金时代。实际上，没有最好的年代，当下的每一刻，都是黄金时代。而奔驰，已经陪我们走过无数个，黄金时代。于是，他开着他的奔驰车，答应家里00后、95后的请求，带他们去参加电音PARTY。

女士带来的PPT最后一页，被她反复说了好几次。虽然我只能看见电脑屁股，但我猜，那一页只有一句话，是她精心设计的短片结尾字幕：

“黄金时代。”

“你在。”

“我在。”

“现在。”

说实话，虽然我看过《午夜巴黎》，女士也拍胸口提前声明，说她的灵感来自于《午夜巴黎》的概念——“黄金时代悖论”。但我觉得，把这东西跟中国新年结合，用在汽车上，的确挺好玩的。不过我说了不算，她右边的女士不拍板也不行。

她喝了一口咖啡，笑了一下，但这笑飞速地被收起来了。她说，“每年过年，所有品牌的新春贺岁广告都是喜气洋洋的。如果我们用你这个script，一上来第一咔，好，主人公愁容满面的，感叹没年味儿了。你想想那个画面？大过年的，对吧？”左边女士张开小嘴，进了一口气，刚准备说话，我就看见右边女士的手抬了起来，“你听我说完。亲爱的。”

——天哪，她的口吻几乎在训斥她！但还不忘叫她亲爱的，这让我不自觉地皱起了颧骨上的肌肉。我知道，现在年味儿越来越淡了，但你看哪条广告里的年味儿不浓？尤其你这还是放在片头？”我真替左边的女士着急，她说，“我需要用前面这些咔，来循序渐进地讲出结尾那个道理。就是，年味儿其实永远都在，‘黄金时代’不是一段年代，而是一种心态。”我就这么听着，大约二十分钟又过去了。我看看周围，不少商务男士在敲键盘，有学生在交头接耳，偶尔写写作业，还有同样在争论别的事的人，两两成双，在不同风格的椅子上磋商。

对了，我刚进来时候看见的老头，他原封不动。没人跟他吵，没人跟他闹，他也不需要解释什么。他的左脚还是搭在椅子梁上，右脚还是平踩。左手还是插兜，右手还是摸着拐杖。他的背影也纹丝不动，他桌上没有咖啡，也没有水，除非是神，他不可能在等任何人。因为这背影里压根看不出期待。白白的头发上有正午的金光线——我竟看入迷了，我看见，平日里没什么对手的，态度蛮横的太阳光，也不能阻止从那老人身上倾泻而下的衰老流满了星巴克的地面。我越是这样观察，就越是听不清眼前女士吵到哪一步了。我再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听见左边的女士说，“应该来得及，我可以。”右边的女士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了，“好吧，重新给我一个广告语言的脚本，最好周六能给到我，这样我周日我可以跟他们过一轮。”

“好的，没问题。不过，我们得确认一下，你要的那个广告语言。”

“很简单，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新年的时候，开着奔驰，去干什么事，路上经历了什么，结果得到了什么，怎么样了。主要脉络，在新年的主题上，咱们得围绕着人、车、贺岁来展开呀？就是，啪、啪、啪，一、二、三，起因，经过，结果。这样导演也好拍。对不对？”她说了这一段，干净利落，手配合嘴，也的确用盖了帽的笔在桌上敲出“啪、啪、啪”的声音。看上去，这一套语言，动作和说辞，彻底折服了左边的女士。“好，我周六再给你一稿。”最后，她们达成了共识，合作继续。我看了一下时间，一点半多一点了。我起身出门，准备返回街道卫生中心。

那么，当我走出星巴克的时候，我没有再看那个静止的老头。因为他不会有什么变化，把目光指向他，就像把变化指向永恒。全是徒劳的事。我只是有些希望，他也能听见两位女士的对话，这样，他的下午生活可能会更有意思。一个古怪的猜想紧接着出现在我心里：其实，这个老人是个千里耳，他同时吸收着二十几场对话，身上不动，是因为听得太认真啦。

我成功尿足了量，把小杯放在托盘上。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我自己也能看懂，酮体超标，代表饥饿状态下，身体开始分解脂肪来提供能量。白细胞超标，代表炎症。我为前者开心，而为后者担忧。把检查报告递给医生的时候，他让我坐下，把门关住。他说，“最近有没有不洁性生活？”我回答他说没有。他说，“老实说有没有？”我说，“真没有。”我也没必要骗他。他笑了一下说，“哦，大部分情况下是跟这个有关系。”他倒也不说小部分情况是什么情况，好让我在其他情况里选择。

最后，他给了我一个方案，“我现在给你开头孢丙烯，不一定管用，但你先吃上。你得去正规的皮肤科医院，做细菌培养，先排除淋球菌。”我问他，“淋球菌的话，会怎么样？”他说，“那就是淋病。”我之前——以小时候的见闻为主，经常看到电线杆上贴着的“淋病”、“梅毒”等字样，印象中，难治的病才有资格被贴在电线杆等公共场合，比如“三日结巴根治”等。我问医生，“淋病的话，能治好吗？”他说，“怎么治不好。2019年啦，小伙子。”我心想，确实。2019年了。“性病不归泌尿科，性病全部划到皮肤科，你去把感染的到底是什么查出来，吃药三天就好了，现在全是抗生素。快。”我心想，确实，都2019年了，全是抗生素。快。

我先跟公司的人说了一声，我说我可能再晚点才能过去，让他们先做其他事。创业三个月了，托跑医院的福，我才得空走在静安的街头。平常，总是地铁里来回穿梭，从地面上一露头，要么公司，要么家的。技术主管对我表示担忧，还单独发来信息，问我怎么了。我平常跟他关系不错，我诚实地回他信息，“就是尿尿的时候，火辣辣地疼。”我几乎能猜到他的回答，“你肯定干了点啥。”我懒得解释。我走在武夷路上，空气阴冷，梧桐蜕皮，馄饨飘香，昏黄小灯的面馆零落街头巷尾。偶尔大院高户，围墙上再有篱笆，埋住一段段富贵。我感觉现在世界颠倒过来了，路上飘满酒肉的味道，朱门里却一片死寂，散发出衰丧的气质。我偶尔扒开一点篱笆往里瞄，里面一对儿西装男人在急促地交流。“那如果是情报呢？”左边说。右边说，“一级情报直接走，二级情报需要先报。”左边的点头，点头后看见了我，指了指我，我赶紧把手松开。

武夷路上的皮肤医院，门诊部正对着马路，我在一楼预检的地方跟护士说，“泌尿科，挂号”。她桌上有花花绿绿的各色纸条，她撕下来一个粉色的纸条给我，顺便告诉我，“我们这没有泌尿科，直走，中间过道右拐三楼挂号”。我按她说的走法走，走出三步后单手捻开纸条，上面写着“性科”。我第一次听说医院还有性科。我估计本来应该叫“性病科”，但那太不雅观，也不好听，所以改了“性科”，看起来像一门科学。于医院，于患者，都比较舒服。我到三楼后，先缴费，然后在大厅三排椅子的第一排坐下等待。墙上有蓝色的，很大的“静”字。

和其他医院闹哄哄的候检区域完全不同，这个性科的候检区，出奇安静，有男的，有女的，有人戴着口罩，有人静静地看窗外，发呆。窗外是茂密的树，把阳光全挡住了，一丝温暖都透不进来，整个空间透露着一种激情消散后的虚妄感。甚至，还带着一点凝重的忏悔和罪恶感。我知道我怎么一站进来就五味杂陈，是因为人们的表情都不太对劲。就像随时会发火的人，但迫于某种强权，注定不能发火，憋着的表情。我坐下，开始等人叫号。其间比较无聊。医院的宣传板比较有意思，“检查是发现艾滋病的唯一途径”。这句话在我看来，非常幽默。你说不上它哪儿说得不对，但就是有点好笑。我盯着它看了好久，才知道，来这里检查，就必须得检查艾滋病。是顺带的，是免费送给你的。

很快，一个体态偏胖的接待员问我是不是8024号，我说不是。因为我是8023。她说，“好，来，8023先看。”她领着我，进了第三诊室。里面的女医生戴着口罩，但她只戴一半，并没有遮住鼻子。我这回开门见山，“医生你帮我检查一下细菌。”她明显有点诧异，但语气上比较冷漠，“什么细菌？”我说，“就是淋球菌。”她愣了一会儿。据我猜测，她没见过这么直率的性病患者。我一点不觉得害羞，因为有问题就得面对。哪怕是艾滋病，也不妨碍我大大方方地面对生命。

她领我进了里屋。里屋很阴冷，她说要取尿道的分泌物，做细菌培养检查。我看了看提取分泌物的那玩意儿，像针一样，连着盖子，倒插在小试管里。我问，“这个？难道要把这个插进去？”刚问出来，我就觉得腿软。她说，“得插进去，不然怎么取。”我说，“插几根？”她不爱搭理我似的，淡淡地说，“三个。”我说，这岂不是会流血？”她说不会。

但到第二根就流血了，我侧眼去看，裹着棉花的细棍上的确带着血出来了。我说，“你看，已经流血了。”她也没有解释的意思，她的全部语气都显得司空见惯，“你发炎了，皮肤容易破。”这没法反驳。但我认为，我的流血和她的手法不无关系。那个针是个直的，但我的那活儿可不是完全笔直的，她直来直去，能不流血吗？这是很简单的物理问题。弯曲的管子在笔直管道里，不可能破坏笔直管道。但笔直的管子，在弯曲的管道里直来直去，必有破裂和损坏。我大声地“啊”着，也不管外面的人听不听得见。我“啊”得又长又委屈，狠狠挤住眼睛，也不管她如何看我。她戴着的白手套又冰又凉。那根针又细又长。

魔难似的半分钟熬过来了。我穿上裤子，拿着我的三个样本。其中两个都有血。接下来是抽血，我脱掉外套，撸开袖子，这个我倒无所谓。我看着血从小小的管子里流向试管，黑不溜秋的。我问医生，“我的血怎么是黑色的？”他说什么，我重复了一遍。他还是不理我。“可能是冬天血比较黑吧。”我自言自语。他这时候倒要来反驳我了，“血本身就是黑色的！你按住！你按住！”我问他什么时候取报告，他说，“单子！单子没给你吗？单子，识字的吧？不是这个，这是发票联，单子，你找一找，时间都写在上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不耐烦，我也没惹他。不过，他一点也没惹恼我，我从小就看得开。遇见脾气不好的工作人员，我总会替他们着想。反复枯燥的生活啦，密闭无光的工作环境啦，包括眼前这位，整天跟性病患者打交道的啦。我觉得人们应该互相理解。

在回公司的出租车上——我平常都坐地铁，但今天，浪费太多时间了。公司的人在等我。我找到了单子。单子上展示了这次检查的内容，细节到每份检查出报告的详细时间。有淋球菌培养，有梅毒测试，有HIV测试，还有衣原体，支原体。但是出报告的时间都不是今天，最快的也在后天早晨九点。我离开武夷路。这时候我突然很想念一个人，她在千里之外。没有她，我没机会每天和这么多词打交道。老人啦，女士啦，医生啦，更老的老人啦，淋球菌啦。对，这一天过得很快。从静安寺到世纪大道的路上，我都在想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