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确幸”到“丧文化”，年轻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关于“幸福”的讨论，令我印象很深的，是2012年中秋、国庆双节前夕，央视记者的基层采访，他们把话筒递到各行各业的人嘴边，直直抛出来一句“你幸福吗”。被采访的人大多憨憨地笑，点点头，给出肯定的答案，接着问“你为什么幸福”，他们又迟疑一会儿，摇摇头，还是笑——这算是真实坦诚的回答了。幸福是一种模糊的感觉，是一种被包裹的混沌状态，是不言自明，是“尽在不言中”。

所以当“确幸”一词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因为幸福不再轻易可感。来自心底的肯定感消失了，或者说，不那么坚定了，必须从具体的事物中获得一些提醒，一些安慰，“确幸”是证据，需要它们来证明人的幸福，人们信赖它们多过信赖自己。同理推断，“小确幸”的出现也是因为“大确幸”的不可得，感情坎坷，工作不易，只能抓住更小的、更具体而微的东西，一杯奶茶一盒糖，一把新做好的指甲，它们质地紧密，值得信赖，像一剂剂强心针，打下去还能再往前望一望，为明天的早餐拼一口气。

退而又退，小确幸是失守前的最后一道墙。俗话说，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墙垮下来，首当其冲的，就是曾经拼劲最足的年轻人。顶不住了，丧文化自然扑上来，这是自然而然、避无可避的事。

996、疫情、就业难、降薪潮，若现在再来一次街头采访，问年轻人们经历了什么，幸不幸福，实在残忍得问不出口。他们站在人满为患的地铁里，站在看不见头的队伍里，刷着手机，面无表情。

2021年我研究生毕业，入职了广州一家高中做语文老师。最初选择这个职业也是对小确幸抱有幻想：环境简单，工作能被尊重，有分享观点的讲台，有福利，有假期——招聘宣传上也这么说。入职之后，单位给我们这批新老师建了一个群，叫“青年先锋队”，源源不断的任务“泼”下来，号称志愿且自愿。任务千奇百怪，最常见的是写公众号，“德育人才”“把握方向”“弯道超车”“点亮人生”，公众号里常写这些，我只好吭哧吭哧地学写这样的词汇。入职十个月后，我从单位辞职，我辞职大概也是这么一个过程：在德育人才的路上，与拟想的方向越拉越远，最终没能实现弯道超车，车翻在半途，默默自燃了。

女级长是八零后，彼时刚刚走马上任，走廊里训起学生，全年级都听得见。单位为老师们发运动服，男老师藏蓝，女老师粉红，她选了一套男式的，穿在身上，不怒自威。入职第二个月时我外公病逝，我向她请假，想回家去奔丧——其实也算不得请假，我向她承诺周五下午离校，周日晚即返回，只是因为“疫情期间不得擅自离校”的规定才必须汇报。彼时广州和西安均无严重疫情，两座城市都是落地核酸即可，并无其他要求。我清晨接到家中电话，洗一把脸去了单位，向女级长讲了大体情况，女级长戴着口罩看不清表情，她说，我要打个电话问问办公室的政策。电话打完，她说，根据政策，如果你回家，回来之后要隔离十四天才能进校，你想想清楚。我嘴还没张，眼泪先流了出来，她接着说，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任务重，大家都挺忙，你如果离校的话，我们只好把你的课程分派给其他老师——不过我们尊重你的决定，你自己考虑一下。说完她走了，我回到座位上把眼泪流完，不想让学生看见。我最终没有回去奔丧。

期中考试前，我们讲到散文单元，讲完郁达夫和朱自清，下一篇该是《我与地坛》，史铁生写：

我备着课，银行卡到账了工作后的第一笔工资，想起儿时外公接送我上下学的日子，眼泪干在脸上，留下紧绷的纹路，我想知道他遗像用的是哪一张照片，墓碑长什么样，但我不敢问。在电脑上翻来覆去地备，实在没有勇气讲这一课，最后我挑了几个片段出来，给学生们做了练习。

这件事让我恨意深种，经常在通勤路上无端端掉泪，从此对“铁面无私”“义正辞严”等褒义词本能反感。有同事偷偷和我讲，她也不容易，第一次做级长，肯定是想做出成绩来，天天耗在这里，儿子放学都带过来，体谅一下吧。我想起公众号上挂着她的照片，光洁的脸，穿一身蓝裙子，水红色的眼镜端端正正，下面写“用心教学，以爱育爱”。我见到她时，她经常戴着口罩，口罩摘下来，是肉眼可见的粗大毛孔，平日里是酱黄色，训学生和儿子时会变成猪肝一样的红。

我不能体谅，但也感到惋惜，为她，为我自己，也为一些无法言明的事。

单位门前植有高大的古木，每日阳光落下，碎成阴凉的树影，傍晚云霞飘过操场，映着学生们汗水淋漓的脸，确实也很美。赶上哪个班开生日会，他们也会给我的桌上放一角蛋糕。过妇女节给我画可爱的漫画，塞很多小纸条。

小确幸确实都在，一直都在，但倒塌的墙不会因某块砖瓦的修复而重建了。从主流中退出，在确丧中停泊、休整，允许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放置自己的情绪，这或许就是我们心中的地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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