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10日晚11点，2016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正式举行。

鲍勃·迪伦缺席了这次领奖。在诺奖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迪伦在给评委会的去信中声称自己面对巨大的荣誉“无言以对”，然而“其它约定很不幸地令我无法出席典礼”。据说，在颁奖礼期间，鲍勃·迪伦有巡演合约在身。

而这恰恰促成了一次经典，因为有着“朋克教母”之称的美国女歌手、诗人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代为领奖，并演唱鲍勃·迪伦1963年经典作品《A Hard Rain s a-Gonna Fall》。在现场，70岁的朋克教母紧张到两次忘词，但依然感动得令观众落泪。

帕蒂·史密斯是谁？作家、音乐家及视觉艺术家，最伟大的摇滚歌手之一，于2007年入选摇滚名人堂。

1970年代，帕蒂·史密斯革命性地将诗歌与摇滚结合，开创了一个朋克摇滚时代。1975年，被称为“世上首张朋克专辑”的《野马 Horse》发行了。流传最广的《Gloria》的第一句歌词，便说明了帕蒂的人生态度：“耶稣因他人之罪而死，但却不是为我（Jesus Die for somebody’s sins, but not mine ）。”由此，帕蒂寄托于摇滚中的独立坚强，在歌中彻底盛放。封面肖像由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ber Mappleth·rpe）拍摄。中性化的装扮称为歌坛经典封面。

在诺奖现场，当年激进、叛逆、暴躁的摇滚女青年，如今像一个初登舞台的羞涩小女孩，两次忘词停下表演，并为失误连连道歉。在表演前两天，她说自己从十几岁开始就追随着鲍勃·迪伦的脚步，他对自己影响之深，从而为能在这样的场合演唱他的歌感到无比感恩。

而在这个表演中，她不再是一个有着近半个世纪从业经验的无懈可击的表演者，而是恰好成为了这首歌中那个青涩、单纯、胆怯却又勇敢的“blue-eyed son”，虽然不完美，但真实且令人动容。

鲍勃·迪伦获奖发言全文如下：

我很抱歉，我不能到现场与你们一起共享此刻，但是我很确定收到如此盛大荣誉使我内心倍感荣耀。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是我从来不敢想象或者能期待的事情，从很小的时候，我便已经熟悉和阅读那些被诺奖认可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吉卜林、托马斯·曼、赛珍珠、加缪、海明威。其作品被陈列在学校教室、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在虔诚的读者印象中，而我现在加入了其中，这份喜悦让我无以言表。

我不知道，这些作家是否真的想象过自己能获得诺奖，但我猜当他们创作出一部小说、一部诗集、一部戏剧时，在很深的地方已经隐藏了这个内心秘密，这个心绪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如果有人告诉我，我有那么一丝希望获得诺奖，那我会认为这跟我能站在月球上的概率是差不多的。事实上，从我出生以后，几乎没有哪个获奖者是完全不受世人质疑的，我想我的获奖也会被归入到非常罕见的那部分。

当我在世界巡演过程中收到获奖信息时，我花了好一会儿去确认这个信息，我当时就想到了那位在文学史上拥有伟大形象的莎士比亚，我想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剧作家，他认为他写的文字并非是进入文学，而是为戏剧舞台而生，是为了言说而不是阅读，当他在写《哈姆雷特》时候，他一定在想这些问题，“谁是适合演这个角色的演员？”“演出资金到位了吗？”“舞台现场足够容纳观众吗？”他的创作才华当然无可置疑，但他还是需要去关心这些问题，甚至在他脑海中最遥远的一个疑问是，“这是文学吗？”

当我十几岁大的时候开始写歌时，我开始对自己创作歌曲的能力有了一些认知，而对未来的期待也只是希望歌曲能够在咖啡厅或酒吧被人听到，最多是到卡内基音乐厅，如果让我梦想更大些，我希望我的音乐能被制作成唱片在电台播放，这真的是对我最大的褒奖了，拥有唱片在电台播放意味着我将接触到更庞大的听众群体，并且这将鼓励我一直按照自己的理想走下去。

是的，我有幸一直在做我为自己规划好的事情，我发行了几十张唱片，在全球举办了上千场大大小小的音乐会，我的音乐是我一生最核心的中心，我也感激在不同的现场演出中看到不同文化带给观众的享受。

但我要说，为50000人演奏和为50人演奏是完全不同的，50000人更像一个简单的角色，而50人却能呈现出不同的个性，他们能表达出更清晰的诉求，你必须付出自己最大的才能去征服他们，事实上，诺奖评委的数量比这还要少。

然而，与莎士比亚一样，我常常被音乐创作和日常杂事占据了大部分时间精力，“谁是更适合唱这首歌的人？”“这个录音室更适合这张专辑吗？”“我唱的音准对吗？”400年过去了，有些事并没有变化。并且，我不止一次的问自己，“我的歌曲创作是文学吗？”

要感谢瑞典文学院，不仅愿意去考虑如此复杂的问题，还最终给出了如此精彩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