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我演戏已经40年了。这么多年起起伏伏，涨潮又落潮。到我这个年纪，很多事情慢慢看开了，也看淡了，反而常常会想起演戏之前的事情。那时候，我是湾仔的舞女。

60年代，整个香港都很穷。我听我妈妈说，我们家从山东迁到香港的时候，经济状况还是不错的，但我爸爸开始赌博，生活越过越糟。再后来，8个小孩都出生了，连吃饭都成问题。我爸爸是个自尊心比较强的人，在香港的时候他也有打工，可能运气真的不是很好，他做过一个针厂，却打伤了一只耳朵一只眼睛，所以变得更加自卑，待在家里不出门。没办法，我妈妈就带着我们去乞讨。

有一天，我妈妈遇到一个也是很穷的人，她带着两个小孩在湾仔乞讨。她告诉我妈妈，码头那边有很多水兵，可以卖给他们一些纪念品、口香糖、扑克牌什么的，那些水兵通常都会买。所以我从三岁到十三岁，就一直在湾仔卖口香糖。

说是卖东西给老外，其实就是要饭，那些水兵看你可怜，一般都会买你的东西。到八、九岁的时候，我其实过得特别自由，我的小妹妹们都要上学，我从来不用去学校，爱几点起床就几点起，也赚到一些钱。在外面晃的时候，也可以让老外请我喝汽水、可乐，吃薯条、汉堡包啊什么的。

但是到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开始讨厌这种生活了。在那种环境下，十三岁就等于二十三岁，还在街上要饭，我觉得丢脸。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朋友从大巴车上走下来，我马上躲起来，我知道她也看到我了，她以前不知道我一直在外面要饭。从那次之后，我妈妈再让我出门，我就跑到楼梯旁边躲起来，躲到够钟我就回去。我再也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了。

小时候，湾仔有个电影院，贴在戏院门口的海报特别漂亮，很多都是黄梅调电影，我感觉海报里的女明星就是最有钱的人了。十三岁那年，我听我姐姐的朋友们说，海天夜总会招一些童工去跳舞。我知道那种是中国舞，跟黄梅调差不多。我就盘算着先去跳舞，可能有机会当明星。刚好那时候越战也快打完了，水兵越来越少，所以我妈妈也没有反对。

跳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有点失望，因为主管每天都让我跳最后面的小狮子，而且也看不到脸。后来我跳槽去了全香港最大的夜总会美丽华，跳了九个月之后，当上了很多支舞的主跳。再后来，香港旅游协会选中了我和其他几个跳舞的女孩，代表香港去美国、加拿大、丹麦、澳洲一些地方表演，去宣传香港旅游。那时候，我跳舞的月薪已经涨到1500多块。

跳舞的那几年，我见识了很多人、很多事。可能有人会觉得湾仔是很坏很脏的地方，坦白讲，我真的不这样想。很多“吧女”都吸毒，我亲眼见过吸毒致死的，所以我知道不可以碰这些东西。但你说她们吸毒该死，不是的，因为那时候很多家庭都很穷，通常年纪大的那个就会牺牲自己去赚钱，让小的有书读，家里有饭吃，她们会喝很多酒、吸毒去麻醉自己。我觉得那里是凄凉地，是一个真性情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很坏的地方。

16岁的时候，我的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张彻导演的副导演午马到夜总会要挑4个女孩试镜，演《射雕英雄传》里的梅超风。我当时第一个举手，明星啊，我等得太久了。后来张彻导演觉得我演梅超风浪费了，把角色改成了穆念慈。我回家很兴奋，跟我妈妈说我要当演员、当明星了。但她什么都没有说，就问我一个月多少薪水。我说500块，她就让我不要去，说1500块家里都不够吃，500块肯定就饿死了。当时我特别生气，跟她大吵了一架。因为我还没有成年，和邵氏签约必须要父母签字，我就偷偷去找我的姐姐。签约的时候，公司的人跟我说应该父母来签约，姐姐不能签。我就跟他说，我父母都死了。就这样，我有了第一份合约，开始拍电影了。

刚开始，我拍很多张彻导演的戏，第二女主角、配角、特约什么都演。后来，和李翰祥导演拍《红楼梦》，和刘家良导演拍《疯猴》。拍着拍着，我基本上就成了这三位导演的专用女主角。不过，那时候动作戏拍得多，虽然是女一号，但终究都是男人戏。过了两、三年，刘家良导演觉得应该给我一个机会，他写了一个戏叫《长辈》，递给邵氏的方逸华小姐。方小姐一看电影的预算是300多万，而且是女演员带着男演员走，她说基本不可能。刘家良导演打包票，说相信我能行，这个电影上映亏多少他赔多少。结果这个戏火了，上映的时候票房800多万，打破了当时的票房纪录。1982年二月多，我也拿了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那天晚上，我回家已经很晚了，这个奖对我来说没什么感觉，我就觉得奖杯不值钱，铜做的，还是空心。但我妈妈泪光闪闪特别高兴，但她也没有当面跟我说什么。我妈妈是那种永远不会当面夸我的人，但是在外面聊天的时候又非常为我骄傲。那时候我都住在宿舍里，和王祖贤、尔冬升都住在一起，有一天尔冬升的妈妈跟我说，你妈妈在我们面前说你天上好、地上好。

拿奖之后，你说我是不是全香港最红的呢？我敢说是，当时我的每一部戏都是全香港最卖钱的，片子到新加坡、马来西亚都要打包一些烂片一起卖。有个老前辈看我平时很辛苦，薪水才500块，就建议我找老板聊一聊加薪的事情，老板问我要多少，我说我要五万，其实我的意思是五万一个月，结果老板不知道我是按月出工，以为我是按戏出工，我的薪水就变成了拍一部电影五万块。

但人生有起有落，等新浪潮那些导演出来的时候，没人拍动作片，这些导演不认为你会演戏。尽管很多时候他们也找我，但不是演女主角了。这些好像都是突然之间发生的事。我从一年拍9部戏，变成一年拍两三部，再下去变成一年一部戏。过了一段时间，到了三十多岁，完全没有戏了，有的给你拍，可能是第三、第四主角。那时整个人开始疯了：有没有搞错啊，为什么会这样啊？90年代尾巴的时候，自己情况很糟糕，犯了抑郁症。情绪发作起来，什么人都不见，甚至吃安眠药尝试要放弃自己的生命。

常说祸不单行，在那段最灰暗的时间，也发生了让我愧疚一辈子的事情。我妈妈一直和我住在一起，那个时候，她其实慢慢开始有老年痴呆症的症状了。但一直到20年后，我才明确知道这件事。我状态不好，每天都和我妈妈吵架。她常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要不就睡觉，要不就看电视。我记得我曾经说过，你这么爱睡，早点死，就可以睡了。

新千年出头的时候，最难熬的也熬过来了。我开始重新拍片，也没那么计较角色了。2010年，我在《心魔》里演了一个占有欲很强的母亲，第二次拿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离我第一次拿这个奖已经过去28年了。我慢慢恢复过来，但我妈妈的状况却越来越糟糕了。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会骂我，说你看看你妈妈营养这么不好，还贫血，为什么不多照顾老人？我心里很委屈，我常常因为工作不在家，给了她很多钱，平时也买了很多东西，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她这样好像就是要故意惩罚我，让别人戳我脊梁骨，结果就越想越气。然后出门也常常迷路，好几次都是警察把她带回家。有一次，警察把我训得不得了，说我怎么能把她就这样丢在街上，是不是要遗弃老人？她迷路了好几个小时，紧张得快哭了，也不知道找谁去帮忙。

我妈妈70岁那年，因为身体太差摔倒了，髋骨和大腿都摔坏了，医生给她检查、聊天，照X光，就觉得这个老太太有问题，刚跟她说的话她转头都忘了，说话也词不达意。然后又做了脑部的检查，医生就告诉我，我妈妈有老年痴呆，而且已经到了中后期的阶段。我一听都傻掉了，我说不可能，再一想到这些年的状况，就觉得特别内疚。说实在的，我能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姐姐、很好的妹妹，我对我的工作非常专注，我对任何人没做伤害。但只有这件事是永远的一个遗憾。

去年的时候，好像是老天特地给我安排了一个机会，罗耀辉导演给我《幸运是我》的剧本，里面就是关于一个老年痴呆症老太太的故事。这个角色每天都在我附近，又爱又恨又内疚。我根本不用去赋予任何东西，就是把我妈妈平时做过的事情搬出来。这个电影对我来说，意义不在于演戏了，而是去试着填补心里的内疚。能演这样一部电影，我觉得就像片名说的一样，幸运是我。

我妈妈患病特别严重的时候，她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十八岁以内的事情，不记得她的儿子，但记得她的弟弟，小时候的事情都记得很清楚。这个老年痴呆症大概就像是一面筛子，新的东西筛掉了，不好的东西筛掉了，慢慢地就只剩下最牢固的，最美好的记忆。我有时候就会去想，如果我得了这个病会怎么样，这么多年，这么多事，好的、坏的、高兴的、痛苦的，到最后还会记得些什么。我觉得，我还是会像我母亲一样，留住十八岁以前的样子，可能忘了我是一个演员，只记得我是湾仔的舞女。那个时候最开心，因为我年轻，只想着当明星，无忧无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