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北京南苑机场的两侧，有几座刚建成没多少年的公园，还有占地几千亩的大片树林。每逢节假日，都有很多人在这些公园和树林里散步。在这里散步的人们是否知道，这里为什么会变成公园和树林？

我是很清楚的，而且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因为二十多年前，我曾经租住过这里，还在这里打过工，谈过恋爱。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条小巷，我都曾经多次走过。

这里原本是一大片服装工业区，有大大小小上千家服装厂。一条主路连接着几十条小巷，小巷的两侧整齐排列着红砖红瓦的厂房。服装工人都把这些小巷叫作“条”。服装工人互相介绍工作，说起某家服装厂，就说：那家厂的工价不错，老板也不欠钱，具体地址在某条某号。大家就可以根据几条几号，准确找到某家服装厂。

2011年，我和大姐、姐夫、弟弟在北京大兴区的一家服装厂打工。这年春天，就在离我们厂不远的一家服装加工厂突然燃起大火，造成了重大伤亡。百科是这样介绍的：

4•25北京大兴火灾发生于2011年4月25日1时13分，当时北京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大兴区旧宫镇一座四层楼房发生火灾，已造成17人死亡，25人受伤。25名伤员中病情极危重3人、危重6人、重度5人、中度4人、轻度7人。火灾中死伤人员全为外地人。

这些死伤的人员，都和我一样，是从事服装生产的工人。不过我们是在服装厂，而他们则是在服装加工厂。外行人一听，觉得这两者没有大的分别，可对我们这些在服装厂打过多年工的人来说，差别很大。服装厂的老板，大多是浙江温州人。近年大火的温州籍人类学家项飙有一本很重要的著作《跨越边界的社区》，就是研究在北京发展的温州籍服装老板群体。

温州人来做生意的时间早，有钱，大多有自己的厂房，在服装批发市场有自己的摊位；而服装加工厂的老板，多是在服装厂打工多年的民工，他们攒了点钱，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于是也想当老板。可由于资金有限，只能租很小的房子。招不到熟练工，只能招学徒工。工人吃住、生产都挤在一个地方，这也是那么小的房子起火，却造成那么大的伤亡的原因所在。

火灾事故发生后，北京市所有的服装厂和服装加工厂被勒令紧急停产，进行消防大检查。我们的老板是温州人，有钱，车间和宿舍是分开的，可依旧被要求在宿舍里加装消防管道。开工遥遥无期，而加装管道的噪音又吵得我无法在宿舍睡觉。正好，那年我在跟一个姑娘谈恋爱，她在浙江德清打工，于是我就买了火车票去看她。我们牵着手走遍了小城里每一个好玩的地方，这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印象。可能是由于爱情的加持，我至今都觉得德清县城是全中国最美的小城。

原以为加装了消防管道，就能杜绝火灾事故发生，可几年之后的2017年11月18日，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再次发生火灾，火灾共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

连续两场造成重大伤亡的大火过后，北京开始驱离低端产业。我曾经打过工的几家服装厂都被赶走了，有的搬到河北去了，有的搬到江苏去了。那一大片低矮的厂房也被拆除，变成了现在的树林和公园。这几十万服装工人在北京曾经经历过多少匪夷所思的事情啊，可惜却没有任何人来记录。

二

我从2001年春天到北京服装厂打工，到2012年夏天离开（中间也去过别的城市），其间经历过太多的事。

2005年，我和大姐一起去位于北京南六环外的一家羽绒服厂打工。我在北京服装厂里干的时间累积起来有七年多，单是在这家羽绒服厂就干了四年多，因此我对这家厂很熟悉。

羽绒服厂的老板是温州人，他年轻时在温州种地，很穷的，连肚子都吃不饱。温州那里重男轻女思想非常严重，家里没有一个儿子会被别人看不起的。可老板娘连生了三个女儿，这可愁坏了老板。他们把三个女儿放在温州老家，一起来北京打拼。一是想发财，二是想躲出来生个儿子。他们先开服装店，刚开始只有一台缝纫机，慢慢发展成拥有十几台缝纫机的小服装厂。老板娘又生了两个女儿之后，终于在第六胎迎来了儿子。在计划生育如此严苛的年代，有六个孩子实属罕见。

后来老板在北京浙温经济开发区买下五亩地，自建了厂房。当我来这家羽绒服厂打工时，这家厂已经发展成了年产十几万件羽绒服的中型服装厂。老板已经很有钱，他的座驾是一辆奥迪A6。这辆车是充门面用的，老板很少开，偶尔出门就挤公交车。苦出身的老板往往都很节约。听食堂里做饭的阿姨说，有一天下午三点多，老板开着奥迪车回来，下车直奔餐厅。问，中午的剩饭还有没有？有就赶紧给他盛一碗，他还没吃午饭。

你们能够想象吗？一个开着奥迪A6的温州老板，都不舍得在路边小店花几十元吃一顿饭，而是赶回工厂吃剩饭。

老板娘也非常节约，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厂里一百多个工人，难免会有些剩饭菜。为了不浪费这些剩饭菜，老板娘就在院子里养了几十只鸡，不但能下蛋，还能杀了吃肉。对剩饭菜的充分利用并不能完美体现老板娘的节约精神，有一个土家族的工人发现，老板娘把泔水桶里的剩饭菜倒出来搅拌成鸡饲料的时候，还会把里面的肥肉块，用筷子挑出来，冲洗一下，再拿给食堂阿姨，掺在新炒的菜里给工人吃。这些肥肉块，通常是一些不喜欢吃肥肉的女工扔掉的。

老板和老板娘管他们的大女儿叫大姐，二女儿叫二姐。全厂的工人无论男女老少，也随着他们叫大姐、二姐。大姐负责管理车间，每天教工人做衣服、修理缝纫机，调和工人间的各种冲突，偶尔甚至可以充当一下红娘，给合适的男女牵个红线；二姐的工作也不轻松，每天早上，工人还没起床，她就匆匆下楼，高跟鞋叩击在台阶上，发出一串“嘚嘚……”的声音。然后坐上她老公开的大面包车，前往位于百荣商城中的摊位，在那里批发零售。表面上看起来，老板很清闲，他每天就喜欢背着手在厂里散步。可他散步时嘴唇仍在不停地蠕动着，可以看出他正在盘算做什么款式，每个款式做多少件，都得计算清楚。

三

北京所有的服装厂，作息时间都差不多。每年的春天，所有的温州老板都会聚集到一家大酒店开会。具体讨论什么不清楚，有工人说，老板们会把缝纫工、熨烫工、裁剪工……每个工种每月开多少工钱，还有每天工作的时长，每年放几天假，都定好。所以无论工人去哪家厂，待遇都差不多。

北京服装厂典型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无论冬夏，早上七点半，位于宿舍走廊里的起床电铃都会准时响起。

有想吃早餐的就该起床了。端着洗脸盆，盆里放着毛巾、刷牙的杯子，杯子里装着牙膏和牙刷。先把洗脸盆放在水龙头下，去上个厕所，再出来洗脸刷牙。

然后去餐厅吃早餐。早餐通常只有冷硬的馒头、稀饭和黑榨菜丝。稀饭是用昨天的剩米饭煮的，不黏，清汤寡水的，米粒都沉在桶底。由于早餐太难吃了，所以只有一小半的人起来吃，大家坐在餐桌前，木然而机械地嚼着馒头。干馒头实在难以下咽，要不时喝一口稀饭，才能把馒头顺下去。

吃完了，打一杯开水，慢慢往车间走去。有的厂怕工人踩脏了衣服，还会要求工人在车间门口换上拖鞋。

不想吃早餐的，就再多睡一会儿。还有几个人直接睡到八点，上班铃响，他们才会匆匆套上衣服往车间跑。他们不洗脸不刷牙，头发蓬乱。好在宿舍离车间只有几十米，三蹿两跳就到了。不像很多在写字楼上班的白领，从家里出来还要坐公交转地铁，往往要花一个多小时才能赶到公司。

在北京的服装厂，占全厂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是缝纫工。缝纫工绝大多数采用计件工资，多劳多得，所以对上班的时间管理也不是那么严格，也不用打卡。拿我所在的这家羽绒服厂来说，上半年是淡季，你迟到一会老板不会说什么；下半年羽绒服开始销售，忙起来了，如果再敢迟到，就会受到老板的批评。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左右是熨烫工、剪线头叠衣服的小工，他们是按月算工资，一分钟都不能迟到。冬天的早上，老板的大女婿偶尔会去宿舍里查看，如果仍然有未起床的工人，大女婿就会催促、驱赶。

趴在缝纫机上缝衣服，每时每刻都得盯着缝衣针，因此对光线的要求比较高，就是在大白天，车间里的白炽灯管也全开着。

每天走向自己的工位，把水杯放在机头的后面。再打开头顶的白炽灯管，然后坐在塑料方凳上，用右膝盖往右靠，就能抬起压脚。捡一块废布料，擦去压脚下的机油。停了一夜，机油会浸上来，如果不擦，机油会弄脏布料。

然后就可以接着昨晚丢下的工序缝了。一边缝，一边用眼角的余光看着对面的工人，确保速度不要比别人慢。同样的工序，别人做完了一个，自己也要做完一个。别人在忙着缝制的时候，也会用眼角的余光看着你，暗暗跟你较劲儿。工资是计件的，一点也不能偷懒。如果到月底结账了，工资比别人少得太多，金钱损失是一方面，面子上也会过不去。所以，大家会挤出所有的时间来干活儿。除了倒开水、上厕所、拿辅料，一刻也不离开缝纫机，上厕所都是一路小跑。

在农忙季节，信阳的农民形容自己很忙，总喜欢说：

“我忙得连放屁的工夫都没有！”

这是夸张的说法，农民虽然很忙，可不至于忙到连放屁的工夫也没有。在服装厂，那可是真的忙到连放屁的工夫都没有。因为坐在凳子上没法放屁，在放屁的时候总要挪动一下屁股，这一挪，又比别人少缝了一条线。

北京很多服装厂的生产方式并不是大流水线式的，而是工人自由组合，分成一个个小组。大多是夫妻二人组成一个小组，这是最好的组合方式，做出来的钱都是自家的，不存在分钱的困难。太无聊了，夫妻二人还能聊聊天。但偶尔也会拌嘴吵架。也有一个人一组的，这样不会有分钱的矛盾，也不会拌嘴吵架，但会很孤独。而且一个人做整件羽绒服，会很累。换了个新款式，一个人要从头到尾把每一道工序都摸熟。刚摸熟做了几十件，又换新款式了。

也有表兄妹或者同村的老乡四五个人组成一个小组的。熟人多，大家有说有笑的，很热闹。出来一个新款，每人分一小部分，很快就摸熟了。如果配合得好，比一个人一组做得快。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很难相处，钱也不好分，时间久了难免会吵架散伙。总体来说，各有优劣，到底几个人一组合适，全凭工人自己组合，老板是不会干涉的。

每个组按照进厂的先后顺序发一卷组号，从一号往下排，排到几号算几号。

缝制里布的时候，把组号夹在水洗标的下面。也有的人用圆珠笔，把组号直接写在水洗标上。组号的作用就是，能分清哪一件羽绒服是谁做成的。发现哪件衣服有毛病了，就能顺利找到做这件衣服的工人，有点像车牌号的作用。

四

每家服装厂都会请两个裁剪师，一个主裁，一个副裁。主裁的工资要比副裁高很多。主裁负责动刀裁剪，主裁的技术要求非常高，不但不能截错，还要尽量节省布料。如果边角料太多，就会受到老板的责骂；副裁就是想学裁剪的学徒，在主裁的指导下干活，工资很低。副裁要帮主裁拉布料，并把主裁裁好的布料进行分类，用废布条捆扎好，送到库房里码放整齐。相同颜色、相同款式的布料捆扎在一起。这样一捆裁好的布料叫一包，一包布料最少的只有四五件，最多的有五六十件。

在车间和库房之间有一个窗口，每次做完了手中的衣服，就可以站在窗口前从库管员手中领取新的布料。库管员会记下你的名字和这包衣服的款式、颜色、尺码、件数。到月底的时候，这都是结账的凭据。

同样款式的羽绒服，大家都先拣好做的拿。太小的包不拿，只有几件衣服，挣不了多少钱；太大的包也不拿，如果是大组，人数很多，那还是很适合拿大包的。如果是小组，只有一两个人，拿五六十件的大包，那像小山一样的衣料就会堆在你的身边，让你连转身都困难。所以，三十件左右一包是最适合小组来做的。

挑完了件数，还要挑颜色。大家最不喜欢的是白色，因为白色不耐脏，做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如果弄脏了，又洗不掉，那只能拆开换一块布，很麻烦的。而且白色的布料还容易透光，必须全部用白线才能缝。衣服做好了，哪怕羽绒里面有一小段黑色的线头都不行，那样看上去，就像谁拿黑笔在白布料上画了一道，根本没法穿。只能把衣服拆一个洞，把这段黑色的线头掏出来。没人会主动选择白色，老板会把白色的布料尽量平均分给每一个组，这样谁也不会再说什么了。

其次是黑色，黑色吸光。尽管白天也开着灯，可黑色的还是看不清。我的视力很好都看不太清，更不要提那些视力不太好的。黑色都是留到最后，实在没得做了，大家才会拿黑色。还有一种秋香绿色，比较耐脏，也不吸光，按说做着挺舒服的，可奇怪的是，这种颜色的专用线很容易断，所以大家也不太喜欢要。其他的颜色，如红、绿、紫、湖蓝都是大家很喜欢要的颜色。

最后还有尺码，大家都喜欢做小号的羽绒服，因为短、小、轻，做起来就会快些。如果这个款式的工价比较高，也不算难做，那工人就会暗暗抢货。不等手中的活做完，就去库房拿货。

也不知道是不是那时候的技术不到位，生产的帽子拉链长短不一。所以，帽子拉链领回来，要先用银粉笔（最后熨烫衣服时，银粉留下的笔迹遇高温会消失）在帽子拉链的两侧写上同样的编号。然后再把几十条拉链全部拉开，开始做帽子。

等这一包羽绒服做完了，就把帽子和衣服的拉链拉在一起。如果衣服拉链的编号是7，那就在帽子堆里扒拉，找到同样编号是7的帽子，拉在一起。拉好一件，就把羽绒服敞开扣在地上，一件一件地往上摞。摞完张开双臂趴在衣服堆上往下按压，抱起来，送到熨烫工的烫台旁边。熨烫工把羽绒服熨烫一遍，再抱给质检员。检查合格的，还得钉扣子。钉完扣子再由做手工的小姑娘叠起来，装到塑料包装袋里。再五件摞在一起捆扎起来。送入成品衣库房，就可以拿到商场里出售了。

如果质检员看见衣服哪里有毛病，就撕一小块黄色的胶带贴在毛病处。这一组交上去的衣服检查完了，就把有毛病的衣服拿给这一组修改。交上去几十件衣服，全都没毛病，这种情况极少；有个三四件，是很正常的；有个八九件，就有点过量了，这一组的人就会不高兴。如果有十几件，甚至二十几件都有毛病，质检员抱着一大堆有毛病的衣服走过来，别组的人看见了，就会挑起嘴角，偷偷地笑。那这一组的组长就会觉得很丢面子，很可能会跟质检员吵起来，甚至打起来。无论哪一家厂，质检员都是最难干、也是最容易得罪人的岗位。

每做完一包，就拿来笤帚和灰斗，把自己座位四周的垃圾清扫一遍。然后解开一包新的布料。

首先要做的是，用隐形画粉在面料上编号。一只手拿画粉在面料上画个1，另一只手把画完的这层面料揭开。然后再在第二层面料上画个2，依此类推，直到画完。

前襟、后背、袖子，每一块面料都要编号。因为面料都有色差，虽然很小，外行人很难看出来。可长久做衣服的人还是能看出来，万一客户的视力好，挑了毛病，那这一包衣服就全废了。

编完了号，开始做胆布（浙江平湖市也有很多做羽绒服的，在那边叫胎布），就是把一层面料和两层白色的装羽绒的衬布缝在一起。一次缝三层布，还要求不歪不扭。全部缝完了，就叠在一起送到鸭毛房去装羽绒。然后回到车间里做帽子和里布，做完之后，再去鸭毛房，把装好羽绒的胆布抱回来。一边拍打，一边在上面绗线。最后往一起拼接时，每一块面料的编号都得是相同的。等于说，裁剪师把上百层面料摞在一起裁，而最后缝纫工则要把同一层面料做成一件衣服，不能弄混了。

五

做到中午十二点，下班铃声准时响起，大家这才站起来，匆匆忙忙往餐厅赶去。

炊事员把蒸好的米饭倒在不锈钢大盆里，大家自己盛，吃多少盛多少。然后在窗口排队打菜。羽绒服厂的伙食很差，经常是清水煮白菜或炒些土豆条萝卜条之类的。每天食堂里吃什么菜，我们就知道菜市场上什么菜最便宜。分量也少，一个人只有一勺。

在北京服装厂里，工人来自全国各地，我见过的有湖北人、四川人、重庆人、河南人、安徽人、江西人、河北人、山东人、甘肃人。数湖北人最多，远超其他省工人的总和。无论到哪家服装厂，都有一大半的工人是湖北人。而湖北人中又以宜昌和恩施的土家族人最多。

为什么大量的土家人能在北京服装厂站住脚？我觉得有两条非常重要的原因：其一是熟人之间的传帮带；其二是土家人那独特的饮食习惯。二者缺一不可。

契诃夫在他那篇著名的中篇小说《农民》中这样写道：

茹科沃村里的所有年轻人，只要认得字，能读会写，都被送到莫斯科，而且只送到饭馆和旅店当学徒（正如河对岸的村子里年轻人只送到面包房当学徒一样）。这种风气由来已久，还在农奴制时代就这样了。那时有个茹科沃的农民卢卡·伊凡内奇，如今他已是传奇人物，在莫斯科的一个俱乐部里当小卖部的店主，只接受同村人来做事。这些同村人站稳了脚跟，又把自己的亲戚叫来，安排他们在饭馆和旅店当差。从那时起，四周围的乡民把茹科沃的村名都改了，管它叫“下人村”或者“奴才村”。

这种熟人之间的传帮带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从偏远的农村去大城市打工时，大多是采用这种方式。像我们村，大多数的男人都是建筑工，也是因为这种熟人之间的传帮带。当一个人初中辍学了，将要出远门打工时，往往只有十五六岁，还是个孩子。此时他对远方的大城市一无所知，不会买票，也不会乘火车，甚至连东南西北都分辨不清，跟个傻子似的。这个时候，他周围的人，他的表哥表姐，小姨小姑，再加上同村的邻居，全都在北京的服装厂打工，工资还不错。那他最好的最稳妥的选择也只能是跟着他的这些乡亲，一起奔赴北京的服装厂了。几年之后，他学成了老师傅，知道怎么坐车买票了，哪些服装厂的条件比较好也掌握了。那他的堂弟堂妹，邻家小弟小妹，也同样会怯生生地跟在他的后面去北京服装厂扎根儿。

接下来再说说土家人那独特的饮食习惯。土家人大多生活在清江两岸的大山之中，海拔较高，冬天较冷，而山上又多树木，他们自然会烧木柴取暖。

土家人还喜欢养猪，家家都养着好几头。在我们信阳，过年时最多杀一头猪，甚至两三家分一头猪。而土家人每家都要杀两三头猪。这么多的猪肉，他们也很少出售，而是把猪肉挂在火堆上方，一边烤火，一边熏制腊肉。不但熏猪肉，连猪腿、猪头都要熏。经过一个冬天的熏烤，水分都被烤干了，腊肉黑得跟炭一样。

据土家工友说，这样的腊肉在家里挂三年都不坏。每年正月，土家人来北京服装厂打工时，所带的最多的东西就是这种黑腊肉。哪个人不带几十斤呢，有的人甚至能带一百多斤，足够吃一年。

每月放假时，土家人就处理一大块腊肉，差不多够一个月吃的。用木柴生一堆火，把黑腊肉放在火上烧，烧得滋滋冒油，把肉皮烧得焦黄松脆，再拿去反复清洗，把表层的黑色洗掉，露出里面金黄色的肉。

中午快下班时，有很多土家人就提前十几分钟去餐厅，把处理好的腊肉拿出来，切下十几片，用自己的煤气灶炒制。腊肉里还要加入他们自制的酱黄豆，还要加入辣椒，土家人称之为“广椒”。这样炒出来的腊肉非常好吃，有一股好闻的柴香味儿，很下饭。有时候连老板的家人也忍不住要来夹一筷子。有了炒腊肉，服装厂食堂里的菜也就可有可无了。所以，无论服装厂的伙食如何差，土家人也不会抗议的。而其他省份的人，由于没有这种黑腊肉，很快就会被饿跑了。

另外，一家服装厂，往往百分之七八十的工人都是湖北人。其他省份的，只有几个人，甚至只有一个人，会觉得很孤单。再说了，湖北人天天加餐，几个外省人天天吃厂里那些清汤寡水的菜，根本过不下去。

反观土家人，每家厂超过一半的人都是自己家乡的人，那边是表哥表姐，这边是小学同学，熨烫工是初中同学，质检员是自己小舅。大家都是熟人，在这样的厂里，你永远不会担心被别人排挤，也永远不会觉得孤单。在食堂吃饭时，天天都能吃到家乡的炒腊肉，身上也不缺油水，听着四周说话的人的口音也全是家乡的，感觉简直就跟生活在老家一样。上述这些，全是北京的服装厂里会有这么多土家人的原因。

六

有很多服装工人还赌六合彩，数2007年最疯狂。车间里有一个姓刘的土家人负责联络。刘某之前开小服装加工厂，不好赚钱，他就把手下的十几个工人整体带到了这家厂，组成一个大组，他当组长。

在开奖的头天下午，有人送来所谓的马报。刘某去厂外把用报纸包裹住的两份马报拿回来，分给工人传看。谁想押注了，就去找刘某，告诉他买什么，并把钱交给他。

一份马报中有一张美女图，还有几张报纸，报纸上印满了莫名其妙的文字，以及让人捉摸不透的诗句。

睡在我下铺的两个小伙子，都凌晨两点多了，还不睡觉，打着手电研究马报，希望能参透马报中透露出来的玄机，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

有一天，土家人老李中了四千多元，差不多相当于我们四个多月的工资。全厂沸腾了，都开始买马。全厂一百一十多人，至少有一百个人在买马，工人管赌六合彩叫买马。连老板的女儿女婿都在买。六合彩是晚上九点多开奖，在开奖之前的一个多小时，工人也没心思干活了，在车间里到处走动，谈论，下注。连我这种不爱赌博的人，也跟着下了三回注，每次五元。幸亏一次也没中，才没让我陷进去。

有一次开的是“蛇”。他们回头看这一期的美女图，发现只穿着内衣的瘦高个美女，扭着身子，躺靠在一棵倾斜的大树上。他们这才恍然大悟，说这张美女图是在暗示一条蛇在爬树；还有一次开的是“猪”。他们再回头看这一期的美女图，发现只穿着内衣的美女头上顶着一个大苹果，美女高举双手，用两根食指从左右两侧指着头顶上的苹果。他们又恍然大悟了，说美女摆这个造型的意思是二龙戏珠，珠与猪是谐音，所以这期应该开猪。他们为自己的后知后觉扼腕痛惜，有人甚至后悔到直抽自己的耳光。这么明显的暗示，之前对着美女图研究了几个小时，怎么就是发现不了呢？

坐在我身后的是对年轻的土家人夫妇，男人高某说他买到了内部消息，一次性投了一千多块，差不多是一个月的工资了。他以为买到了所谓的内部消息就十拿九稳了，结果开奖了没中。我看他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像是被一只神奇的手抽走了精气。他的老婆气得满脸通红，瞪着眼睛骂了他几句。

高某长得像周星驰，也喜欢无厘头搞笑。就在前几天，老板在车间让工人暂停手中的活，听他讲话，说参与买马的人太多了，已经影响到工厂的生产，他劝大家不要再买马了。说买马就是骗钱的，买马要是真能赚钱，那我们温州老板也不用这么辛辛苦苦地做服装生意了，干脆都去买马好了……

老板讲完了话，高某不以为然，他笑嘻嘻地对别的工人说，老板只说不让买“马”这一个生肖，还有十一个生肖呢，大家还可以买别的生肖。

有一天，高某炒了一盆腊肉，我们七个人围在一起吃。大家说起以前服装厂老板总喜欢拖欠工资。高某说，没人敢拖欠他的工资，如果哪家老板敢拖欠他的工资，他就拿着打火机，提着两壶汽油，去找那个老板，说你要不给工资，我就把你的服装厂烧了。

一个土家工友说：那他要不怕你的威胁，就是不给你钱，你啷个办呢？你还真烧呀？

我们以为他会梗着脖子说，那他不给钱我就放火。没想到他突然笑着说：那我提起油壶转身就走。

这突然的转折把我们都逗笑了。

七

一直做到晚上六点，下班铃声响起，大家再跑去餐厅吃饭。中午炒过黑腊肉的土家人往往不会再炒，就吃食堂里的饭菜凑合一顿。和中午一样，吃过晚饭接着上班，没有任何休息时间。

有时候太无聊了，也有工人会听收音机，大家最喜欢听评书。

有一天，刘兰芳在讲《隋唐演义》时，虚构了一个很坏的反派人物张安，他是永安宫总管太监，宇文化及父子的爪牙。这令我非常尴尬，因为我也叫张安。坐在我周围的工友听到这里都哈哈笑起来，把我闹了个大红脸。 

一直干到午夜零点，下班铃响起。按月算工资的（熨烫工、手工、质检员）马上就跑了，而计件算工资的缝纫工却并不急，还趴在缝纫机上干得热火朝天，直到大姐笑着招呼大家：“好啦，下班了啦，明天再干也跑不掉的。”大家才起身离去。

下班之后，先去洗澡。一间10平米的洗澡间，挤进去30多个男人，白花花全是人肉。不抢不行，老板很抠门，男洗澡间上面只装了两个太阳能热水器，晚一会儿就没有热水了。

洗过澡还要就着水龙头洗衣服。有的人肚子饿了，就泡一碗方便面吃；有的则就着卤鸡爪喝瓶啤酒。等上床躺下时，往往已经凌晨一点多，距离起床时间已经只剩下六个小时左右了。

放假时的一天

服装厂星期天也上班，一个月只在月底休息一天。所有的服装厂都在月底放假，那天坐公交车就特别挤。于是有工人向老板提议，希望能改个时间放假。老板巴不得晚几天发工资呢，就改成下个月的六号放假。到五号的夜里九点多，每个小组的组长就拿着账本到办公室里算上个月的工资。算完了，回到车间，喊下一个小组的组长去算工资。

只发40%的工资，剩下的60%到腊月放假的时候再发。如果中途离厂，那剩下的工资就要不到了。那时候的工人也不知道什么劳动法，也不知道去哪里维权，有很多人干两三个月走了，工资自然是要不到的。现在去上海打工，就是干一天，也得付工资。

五号的夜里是这家羽绒服厂的狂欢夜。深夜零点，此时全中国绝大多数的人正在熟睡之中，而我们才开始下班。很多工人欢叫着跑出车间，兴奋极了。你们没有连续一个月每天做近十六个小时的苦工的经历，是无法体会到这种欢乐的。

土家人老李四十多岁，他在这家厂做了十多年，是资格最老的员工了。他跟老板一家人都很熟悉。每到放假，他总是笑着喊老板的二女儿：

“二姐，今天晚上摸几把？”

二姐说：

“行啊，到办公室来打。”

很快，几个人就在办公室里把麻将搓得哗哗响。

负责给工人算账的通常是大姐的老公。二姐的老公难得有闲暇的时间，就坐在电脑前打游戏。

这天晚上，所有的工人都睡得比平时晚，有的甚至彻夜不眠。有喝小酒的，有去小超市玩老虎机的，有谈恋爱的，有斗地主的，还有十几个男人聚在一间宿舍里诈金花。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之后，诈金花的也散伙了。半夜的时候，有的人把刚发的工资输得干干净净，垂头丧气地躺在床上睡了；有的人赢了不少钱，兴奋得睡不着，就拿着这些钱出去喝酒。对于喜欢赌博的人来说，老板每个月压一大半的工资是对的。如果全发了，这些人过年回家的时候将身无分文，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没有。到时候他们被逼急了，铤而走险，会出事的。

这一天，我们要去采买一些生活必需品，给老家打个电话，寄些钱。再去外面逛一逛，就像长久坐牢的人出来放风一样。

放假那天，服装工人可能去北京很多地方玩，但所有的服装工人，尤其是爱美的女工最常去的地方是大红门那几座服装商贸城，去淘几件又喜欢又便宜的衣服。

我个人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东高地，离我们厂不远，坐破旧的341路，花一块钱就可以直达。

每次下了车，先找一家路边小店，吃一顿早点。通常是一笼小包子，外加一碗豆腐脑。北京那种浇了卤的豆腐脑，又便宜又好吃，我太喜欢了。

吃饱喝足了就去街上散步，悠闲地东张西望，真是太舒服了。

东高地还有一家很小的新华书店，我每次去，总要进去，站在书架前，一本本地翻看。光看不买我会觉得不好意思，怕店员说我。如果看的时间太久，我就挑一本喜欢的买下。

我一般是看到中午，然后出来找一家路边店，吃一碗面。然后在东高地街上闲逛，街边有一处很大的农贸市场，还有很多卖各种东西的小店，还有很多摆摊的。

走到头，对面的街边小店里，还有几个失足妇女，看见男人路过，她们就把手拍得啪啪响，吸引男人的注意，然后热情地笑着招呼男人进店玩玩儿。

下午回到厂里，做一顿丰盛的晚饭，好好吃一顿，早点休息，为接下来一个月高强度的劳作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