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坡里有一块地，我们叫作上万里。

我小时候问大人，为啥叫上万里？他们说，距离太远。我估摸着，有一种可能叫上湾，但村上也没有一个叫下湾的地名。

我是比较喜欢上万里这个名字的，有一种磅礴的气势立在那儿。我们去上万里采茶、摘地泡儿（类似野草莓）、挖折耳根、砍柴、种洋芋、掰苞谷，别人问，干啥去呀？我说，到上万里做活路。那样子，感觉不是去干活，而是要再走一遍长征路一样。

说起来，我的外公是全程走过长征路的。外公憨憨的，为人忠厚，他懵懵懂懂，十几岁就参加了红军，等他返乡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了，比我现在的年龄还要大。那时通讯不便，他又不识字，无法写信，家中都以为他早就死在了战场上。

外公刚参军的时候还是一个稚嫩的细孩，等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满脸胡须的小伙子。要不是有政府的同志护送回家，家里人已经认不出外公了。彼时，家中二老都已辞世，只剩下哥嫂。家里突然一下子多出一个人来，临时相处几天，还能凑合。日子一长，自然生出嫌隙，以为他是回来争夺家产的。

外公还没从父母去世的悲痛中走出，他的哥嫂就开始哭穷（那会儿也确实穷）。父母只留下房屋四间，山地三亩，牲畜若干。外公只要了一间偏房，土地可以自己开垦、烧荒。

没几日，乡上的干部到访，说按照政策，外公可以到乡上工作，为此他忐忑了好几天。一日，通知他到乡上去开会，领导让他讲几句。

外公却说：“我不会讲话，你们讲，你们讲，我给你们烧茶端水。”

乡长说：“你是干革命的英雄，哪能让你干这活！要不，你给我们讲讲你打仗的那些事。”

外公一听到打仗，眼睛一亮，不过他讲的并不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话，他们都看着外公，外公一下子有些紧张了，结结巴巴地讲了一句。打仗没什么好讲的，死的人太多了。

外公沉默了一阵，开始讲他是如何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后来部队又去了朝鲜，吃不饱，穿不暖，能活下来全靠运气。

我五六岁的时候，就知道外公的故事。有一些，自然有很大程度演绎的成分。他们说，我外公在参加朝鲜战争的时候，还在朝鲜成了家庭，有了孩子。后来部队要回国，不得已才分开。说什么，我在朝鲜还有亲戚呢。

另一说，外公和某某战斗英雄争着抢着背上炸药包去炸碉堡。他们每个人都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但是第二天天一亮发现有人半夜就出发了。乡里人无法理解外公，这不是去送死吗！连我小时候都觉得外公真是忠厚老实。他的子女们更是没有一个理解他的。

大舅小时候在村里读书，他完美地继承了外公身上的迟缓、愚钝和蛮力。很快，大舅就在学校里面吃开了，倒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有什么。他拿着外公在部队各个时期的合照，一时在人群之间成为焦点。焦点会让人产生眩晕，并甘愿沉醉其中。这种被人追捧的感觉，弥补了他在学习上的天然劣势。

客观地讲，当时的大舅并不知道这些照片意味着什么。他只觉得新奇，每天都拿着不重样的照片，相当于每天都能找到一个全新的话题。每天拿出去十张照片，往往只能拿回八张照片。慢慢地，外公柜子里的照片也就越来越少了。

据当时大舅的同学回忆说，那些照片中不乏一些非常著名的大人物。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外公的哥哥身上。外公的哥哥，我应该喊大外公。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听母亲讲，大外公后来去了老县的大山深处。

改变外公及其子女命运的是一把火。

那天，外公和外婆正在一处拔地角度接近80度的山地上开荒。他们用镰刀将葳蕤的杂草和树枝砍倒，堆在一起，挖了新土覆盖其上，然后用火苗引燃。火势被泥土所阻隔，并不能立马成燎原之势，只能一点一点向四周蔓延。见火已燃，外公用薅锄挖了最后一捧土，封上火口。顷刻之间，烟雾缭绕，草木燃烧的味道和泥土的腥味融在一起。

这种味道总是带着某种相似的记忆，外公自然而然想到了战争。外婆说，外公刚回来的那阵儿，总是在半夜里大喊大叫，怪吓人的。烟雾熏得人眼泪汪汪，但外婆心里是踏实的，她会想到明年的丰收，想到细嫩的洋芋和金黄的玉米。

外公的眼睛完全被烟雾所遮挡，他挥手扇走眼前的浓雾，他看见有一股黑烟正从自己家的房顶冒出来。外公操起薅锄就往家里赶……

大外公把外公的房子点了，一把火让他的房屋彻底变成了废墟。

外公拼了命地往房子跟前跑去，外婆被他远远甩在身后。他像一头发怒的豹子一样，急匆匆地下了山，如履平地。等赶到家门口，已经围了一群人。也有好心的邻居，去井里打了水端来，终究是杯水车薪。

外公见了这阵仗，自然是奋力朝屋内奔去，幸而被众人拦下。他以为大舅还在屋里，还要往里冲，这时听到大舅的哭泣，他转过来把大舅抱在怀里，又是哭又是笑，一把鼻涕一把泪。

那阵儿，我母亲尚未出生。只听得大人们经常会说起那场大火，因为这场火改变了外公及其子女命运的走向。

他们会说起我的大外公，是因为妒忌，因为醉酒，最终失火，也有说是故意为之。外公对此从未有过怨言，也从未说过大外公一句不是。大火之后他就搬到对面水井上的一处洞穴里暂住过渡。大外公大概也难以忍受乡言灼灼，于是在一个暴雨来临前的夜晚，带着大外婆离开了。

终是这场大火，将一切付之一炬。其中就包括那些在当时还没有完全显现作用的照片，以及各种证书、奖章、证明材料之类。因为之后需要种种相关印证的材料才能发放相应的补助，外公的收入一下子陷入断崖式下跌。而大舅拿到学校里的那些照片，也终究没能再回到外公的手里。

外公所在的部队，几经更名、调整、合并，他对自己的来处很难通过言语讲述明白。最终他只能每年领取很微薄的一份收入，根本供养不起大舅和五个女儿读书。我的母亲和四个姨，其中不乏聪慧能干者，外公不管那么多，一律采取平均主义，每个人读到二年级。

我的母亲在读书上颇有天赋，等我从山上到白沙小学读书的时候，当年教我母亲的林老师，已经升任为教导主任。提及母亲，他仍然一边夸耀，一边感到可惜。

林老师说，要是你的外公能够再坚持几年，让她读完小学，那时就能得到一份工作。

我回到家，将林老师的话说与母亲。

母亲说，这都是命。她不能对外公有过多的要求，在所有的孩子中，她最小，也是外公外婆最为宠爱的。做了父母，她就理解了外公。

林老师的儿子那会儿已经在小学对面开了一家诊所。后来听母亲说起，他们曾是同班同学，然而他资质平庸，还留过级，是林老师逼着他一直上学，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除了旁人，外公并不允许子女们说大外公的不是。现在我已过了而立之年，才逐渐明白外公心里的痛楚。

从我稍微记事起，外公就经常头疼。我记得有一次我跟着母亲从山上下来买东西，回程的时候去看外公。只见外公坐在床上，把光溜溜、黄澄澄的头往墙上使劲磕，发出“砰砰砰”的声音。

起初，我还跟着学，也把自己的头往墙上磕。我说，外公的头真厉害，磕到墙上一点儿伤疤都没有？

母亲说，你外公用脑袋磕死过鬼子。

我问，什么是鬼子。

日本人。

外公在墙上磕头，是战争留下的后遗症。外公清醒的时候也说，头疼的时候，脑袋里像是有炮弹在爆炸，那些枪声好像又回来了。刚开始，他用手抠头皮，后来是用指头按压，也不起作用，再用拳头使劲敲，还是不能缓解。到小诊所和医院也去看了，医生也没能说出个缘由，只是开了一盒去痛片，并不起效；另拿了一盒安眠药，吃了倒是能睡着，就是记忆越来越差。

我每年过生日的时候，外公都会提前把日子算好，买上零食到山上来看我，并小住一段时间。说是小住，其实更多的是帮我们家干些农活。那时，外公已经七十多岁了，但身体素质依然很好，跟年轻的小伙子不相上下。背着满满一背篓的炭，走上坡路一口气都不用歇。

我跟在他的身后，去上万里砍柴、打猪草。那阵端午已过，上万里我家地边上有几株野刺莓（覆盆子）和地泡儿，我就摘了往嘴里送。等我吃得差不多了，外公背篓里已经装满了猪草。他还要砍掉两根枯树，搭在背篓上带回去。

我用野荷叶做了一个漏斗，装了刺莓和地泡儿给外公吃。他用袖子揩去脸上的汗水，挑了一个最大的刺莓喂到我的嘴里。他鼻子一吸，说，怎么有股马尿味？

什么是马尿味？我连马也没见过，自然不知。

我跟在外公的身后，他用镰刀拨开一堆草丛，确实有一股腥味越来越浓。

只见得两三根粉红色的杆子，嫩嫩的，立在草丛中央。

外公说，这就是天麻了。

什么是天麻？

天麻就是可以治头痛的药材。

外公用镰刀把杂草钩到一边，沿着粉色的杆子轻轻地往下刨，果然见到几个蚕茧大小、黄色的果实。外公放在我的手里，果然有些分量。

天麻拿回家，母亲炖在鸡汤里，外公却舍不得吃，说小孩子吃了能变得更聪明。

当天晚上，我又看见外公朝墙上磕头。我想要是外公吃了天麻就不会头疼了。

稍大一点我才想明白，外公应该是在打仗的时候见过军马，所以才对马尿的气味那么熟悉。我每年路过上万里的时候，就会去林子里翻天麻。

有一天，我终于看见了一根小拇指粗的天麻杆子，我挖出了两个洋芋大小的天麻，拿回家给了母亲。母亲说，晒干了，给外公寄过去。我才知道，外公外婆和大舅大舅娘积怨已深，他们去了四川，到了我三姨家。我们之间算是真正隔了上万里。

这一走，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三姨在成都租了个门面房卖豆腐，做完生意门一锁，外公外婆就睡在里间。夜晚，屋里一定是黑黢黢的。中考后，我去成都看他们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小时候跟外公外婆睡在一起，屋子里有灯，他们却从不敢开灯，害怕舅娘指责。一屋的柴火，把房子熏得跟棺材一般。

外公去世的前一年，在豆腐坊附近的公厕走丢了。他的记忆，很难支撑起都市里繁杂的路线。三姨只好歇业，报警。

我们一家人在陕西惴惴不安，求神祈福。除了心焦，帮不上任何忙。母亲打包好了行李，约好了去安康的车。燥热的夏天，卷来磅礴的乌云，暴雨张开大口正从山的另一头奔袭而来。

雨幕似墙，排山倒海而来。已过了原本约好的时间，却迟迟不见车来。母亲站在屋檐下，急得直跺脚。她望眼欲穿，暮色渐沉，拨出去的电话却无法接通。

雨水啪啪啪地摔打在屋顶的石板上，那声音总是让我不自觉地想起外公，想起他把黄澄澄的头撞在黄腾腾的墙壁上，像是一头老牛撞在一面无边的鼓上。

铃声响起，司机打来电话，说是狮子岩上的山石垮了，路面无法通行。母亲失落地挂了电话，她把行李搬回堂屋。

我们都有不好的预感，但没有一个人说出口。

我们坐在屋檐下，雨水喧嚣，我似乎在浑浊的泥流中看见了八十多岁的外公正蹒跚而来。外公去了四川，别的忙帮不上，他就和外婆一起捡起纸壳子、废铜烂铁卖了，贴补家用。两人又不识数，被人诓骗了也是常有的事……

半夜，雨水并没有消停，雨水和河水的声音混杂在一起。

三点多，母亲接到三姨的电话，人在桥洞下找到了。我们心里都松了一口气，却没有一个人能睡着。迷迷糊糊跌入梦中，看见一株手腕粗的天麻开了花，又似是在对我微笑。

外公走丢的消息不胫而走，第二天豆腐坊一开门，乌泱乌泱的人群过来。他们不是附近的居民，而是一帮拿着“长枪短炮”的记者。外公自是没法应付这些人，他尴尬地笑着，用方言说，我不会说，你们坐，你们坐，我给你们烧水喝。

那会儿，纸媒尚未没落，报纸、杂志、电视台全都来了，三姨只好关门谢客。我们怎么也想不到，外公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公众的面前。当然，对此他一无所知。那些报纸都被三姨收起来了。

外公去世的那年，母亲已经有所预感。她和父亲带着我弟弟，去看外公。外公从未见过这个最小的外孙，见了面却问我怎么没来。临走的前一天，外公吃了三大碗母亲带过去的腊猪蹄。他们走到成都的时候，三姨说外公走了。他们又从火车站往回走，去参加葬礼。

我时常想，要是那顿猪蹄里面有几个天麻该多好！

即便外公去了天国，也不会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