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医院开的劳拉西泮是纯白的药片，大小和衬衫纽扣相仿。医生告诉何清，一次只吃半片，否则在安眠药起效之前，副作用会先让她无法承受。何清的寝室在一楼。床帘搭建的四面阴影之中，她平躺在床上，感到身体各个部分被药效迫使着，对她精神上的痛苦视而不见。不再有恶心。不再有痛感。怪异的是，她从未像现在这般憎恶自己的血肉躯体。无论是药还是身体都骗不了她。

血管一下下冲击太阳穴。鲜红的细胞在血管里赤裸裸地涌动，何清不费力地想象着它们的形象。她想象天花板上伸下一双无形的手，将她按到床上。躺着不要动。她听见想象中的命令。不要动。不要去楼顶。不要想着用一跳解决所有痛苦。也不要问为什么。因为只要你问了，你会发现这其实是完全可行的。

手机以几秒钟为间隔均匀地震动。或许又是曾文的消息。何清猛然睁开眼睛。天花板上只有几只被拍死的蚊子。寝室主灯还亮着。白光直射在神经上，让她想起了某些审讯手段。床下的室友正打着电话。何清很想翻身，但不愿意被察觉。手机在折叠桌上震动，桌板在铁架床上震动。放任不管将会招来同居者的辱骂。她在另一所大学的校园论坛上读到过，两个女生把泔水倒进对方放在宿舍厕所的洗发水瓶里。何清的宿舍没有独立厕所。大学也没有足够的资金。何清念的是文科大学，在当今时代，这等同于说她和她的大学都没什么用处。

汗水将棉被和后背粘在一起。一两滴眼泪混合着油脂，滑进次日中午要洗的头发。她下决心挪动身体，伸手去拿手机。是体育老师群发的消息，通知明天课上所有女生都要跑八百米，否则就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合格学生。

何清很难给这一切找到一个开端。所谓的开端可能根本不存在，相信这种东西只会导向又一个连她自己都不信的结论。

第一学期伊始，她和全班同学一起被召集到体育馆，做新生体检。闷热的电脑房里，脑门油亮的男生在不到一分钟内提交了抑郁倾向调查问卷。经过何清时，他咧嘴一笑，得意地摇着肥胖的手指。何清觉得它们像一丛吸水膨胀的蘑菇。

“这有什么难的？我全选‘一点也不符合’！”他说完，走去下个隔间，去证明他不是色盲。是啊。何清附和。但她是班上最后一个填完问卷的人。两天后，从电影院回校园的地铁上，何清接到了大学校医院打来的电话，对方口吻还算客气，字里行间暗示着要给她提供些许帮助，而这令她困惑。当时她不知道，这是允许她凭自由意志前往精神科的最后通牒。何清记得自己以地铁噪音太大为由挂断了通话。刷卡进宿舍楼的时候，她掏出手机，屏幕上显示新增一条邮件，题目是“何以解忧：这只是为你准备的一份小礼物”，后面跟着一个心形和一个白底红十字。

校医院精神科医生每周只工作三天，每次坐诊一个早上或半个下午。何清只好向体育课老师请假，求她让自己在邮件规定的问诊时间之前离开田径场。体育老师是个临近退休的女教授。何清站在做热身运动的方阵前，慢吞吞地解释不得不早退的理由。体育老师耐心听何清说完，语调中不无矜持和刻意：“我处理不了你的情况。你得请示我们领导。”女教授念了一遍学校体育部的电话号，让何清记在手机上。何清坐在练仰卧起坐的器材上，犹豫着说什么好。听筒中传来办公座机的忙音。女教授把粉色小扩音器缠在腰上，播放洪亮但音质极差的音乐，学生们站成一列，开始慢跑。瑜伽裤裹着的臀部和大腿在何清眼前晃动。何清突然站起来，想漫无目的地走一走。

何清知道去看病的这一天终究会来，她有这种预感不是一年两年了。然而当她真的站在精神科门外阒寂的走廊上，一丝退缩的冲动刺痛了她。邮件要求她早上九点到，但阴云低垂的天气让走廊的光景看起来更像傍晚。只有一个留栗色长发的女生坐在休息区，她头上插满彩色发夹，身穿摇粒绒棉服、牛仔裤和软塌塌的运动鞋，两只胳膊环着一只脏抱枕。何清打起精神，搜寻出一副最温和的语气，问她如何排队。女生将憔悴的脸从披肩发中抬起，冲她恶语相向。何清这才明白，和健康一样，抑郁也是个党同伐异的圈子。想获取认可并不容易。不够抑郁的人连同类的欢迎也得不到。

校医院的心理医生是个理性又严肃的女人。她没化妆，纹了两条转角分明的眉毛，蜡黄的脸明显缺乏休息。“你去安定医院，做一个全面的大脑检查。他们有更先进的仪器。”医生熟练地打印出转诊单，说话的时候，背挺得笔直，“你高中就有抑郁情绪了？带着病还考上这么好的大学，肯定很难吧。回去一定要吃药。”心理医生对何清说，安眠药并不可怕，她自己也常吃，生活工作的压力对每个人都一样。

“隐私问题？这个不用担心，”心理医生补充道，“得抑郁症的记录不会影响你学习，也和评优、保研都没关系。”何清是后来才意识到，医生的神态里有种倦怠的从容，绝望的患者很容易错把它当成和善。何清走出诊室，药房中响起一阵哄笑，药剂师们纷纷脱下白衣，说她们已经下班，不再负责何清的需求。何清把书包暂时挂在脖子上，把处方、转诊单和几盒安眠药放进去。她想不通，学院教务处为什么偏偏在这时打进她的电话。教务处长告诉她，如果治不好病，就不要来上学。

安定医院开的劳拉西泮是纯白的药片，大小和衬衫纽扣相仿。半粒药最终也没能让何清在八百米跑的前夜睡着。最近她做的梦乏善可陈，无非是被砍掉四肢，丢进海底之类的内容。食堂五点四十五开始卖早餐。常有学生在大伙食堂吃出头发、木棍和虫尸，拍照发到网上。何清自己也验证了这并非耸人听闻。

她点了平时最爱吃的皮蛋瘦肉粥和奶黄包。勺子在热粥的表面刮了一层。完全不是她印象中的味道，不是食物该有的味道。皮蛋又苦又酸。白粥像一勺温水泡的纸屑。食物剐蹭她的口腔。米粒像吸盘一样沿着干燥的嘴和食道黏了一路。她的胃剧烈抽缩，试图挤出刚吞下的东西。她把筷子插进奶黄包。鲜黄的奶油溢出圆而白净的小馒头。每个奶黄包上都画了一只小猪的笑脸。真是疯了。她安静地盯着看了一会，然后拿起书包和餐盘，把食物倒进垃圾桶。

何清用手机打开校园网页，确认体育部办公室的位置。走在大学内部人行道上，两边全是杨柳树，短而粗糙的枝杈还没掉尽叶子，有如僵死的毛毛虫。树坑周围是四方斑驳的仿大理石砖。这是首都到处可见的城市景观，让她想起去安定医院转诊当天。何清先是坐地铁坐到积水潭站，从这座巨大的现代蚁窝出闸，眼前成排的写字楼让她一瞬间忘了来的目的。统一安装玻璃幕墙的大厦像陆地上的一排鱼鳞。她不知不觉走到涂成白色的临街建筑跟前，一抬头，看见大门上方焊着四个金方块字。

她惊讶于安定医院的入口居然如此平凡，好像只是街道的延伸。她只需要抬起脚走进去，而不会有任何人在乎。大堂中央是一根铜色镜面立柱，护士将半个身子探出导诊台，冲人群奋力解释着什么。何清闻了闻空气，空气是人的味道，不像她家乡的中医院，总是满屋的草药味。安定医院大堂里也没有用行书写就“和合共生”的仿古牌匾。也没有大鱼缸，没有红光灿灿的锦鲤。何清上高中时，班里组织去中医院做社会实践，她于是在一队陌生人中间，伸手戳在玻璃上，逗弄鲤鱼玩。

何清从挂号窗口前推挤出去。打印消费回执单的机器在立柱后方，外壳是灰的，有点像台自动提款机。她将回执和转诊单对折起来放好，教务处长在电话里说了，这是她仅有的报销凭据。安定医院二楼的布局像极了老式火车站的候车室，穿夹克和棉服的人半躺在连绵不绝的钢背座椅上，或是背着双手，仰视科普栏，液晶荧屏正播放听不见声音的动画。各种方言在走廊上混响，所有人都在等待某一间检测室门边的小灯变绿。有的人靠墙打盹，有的人吃盒饭，有人戴上耳机。医生手持小喇叭，急急忙忙地一遍遍巡视，一遍遍地喊“不许蹲着，起来”。

她选了一队末尾站住，查看手机上的通知。曾文发来十几条未读信息，问她现在在哪。何清的手指悬停在键盘上方，仿佛在倾听自己指关节结冰的声音。她迅速环顾四周，深呼吸了一口，开始回复曾文的消息。

她并非不注意曾文，正好相反，班长曾文肤色白净，身高肩厚，声音响亮且干脆，带着大义灭亲的气势。但何清记住他，不是因为他顿挫昂扬的竞选演讲，而是因为他的微信背景图片。她曾随手点进曾文的主页，一张色泽艳绿的山水画扑面而来，一阵冷意传遍何清的手脚，她立刻关闭了页面。何清已经忘了打扮自己是什么感觉。女大学生面容崩溃的速度比她想的还要快。她原本上扬的眉毛业已明显坍塌下去，皮肤表面像飞沙走石的荒地。她习惯用黑灰两色的外套包裹自己，化妆品堆在铁皮衣柜最底下一格，一旦想到上面的灰尘，她就不想去碰。曾文是不请自来的。何清不觉得自己有可取之处，也看不出曾文有任何可取之处。最初，她只是把月考复习资料转发给了他，后来曾文神秘地出现在她的选修课上，把背包移开，请她坐他占好的座位，还和她在同一页草稿纸上做练习题。体育老师拒绝让何清早退的那天，曾文陪她离开田径场。曾文边走边抨击死板的请假制度，尽管何清几次暗示他就此打住，曾文仍不依不饶，说照顾同学是他的分内之事，即便不是班长，他也会这么做。到了校医院门前，曾文两手深深插进羽绒服兜，眯起眼睛，对何清说，医院里细菌太多，你自己多保重。

她在聊天页面中按下发送位置的按键。三个身着成套蓝白条纹睡衣的人和她们的队伍擦身而过。两个中年女人扶着一名五六十岁的老妇，老妇的黑发烫成一头细密的卷，眼神直愣愣的，另两个女病人不停对她耳语，老妇人两脚局促地抬离地面，交替迈向她以为是前面的方向。何清扭过头，检测室门边的绿灯亮了，荧屏上出现她的等候编号。一个头顶光秃秃的男人接过病历本，让她躺在一张皮质长椅上，把半球形仪器扣在她的头部。医生的嗓音疲惫沙哑。他问起她的年龄，问她为什么不舒服，何清想了想，刚想张嘴回答，医生用一根胶皮带勒住她的下巴，固定头部的扫描仪，在接下来的探测过程中，她不能说话。第二间检测室里，何清坐在矮沙发上，护士用细长的金属夹钳住她的指尖，看向显示屏上跃动的荧光绿读数。另一边同样的矮沙发上，皮肤黑黄的少女戴着一副粗框眼镜，油腻的头发贴着额头，两颗凸出的门牙露在唇外，而少女对此一无所知，心不在焉地望向何清身后的墙。何清一时有些疑惑，随后反应过来，少女很可能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存在。检测结束。取报告单时，何清对护士说了声谢谢。何清能够肯定，护士冲自己点点头的时候，眼中闪过了一丝得到共鸣的人类的理性之光，甚至，她认为可以将其译为感激。

何清捏着一摞检测报告单，返回大堂取药。检测单里有她大脑的彩图，有一些纯蓝色背景上的白线圆圈，周围环绕星星点点的数字，她不懂其中的意思。“重度抑郁”，她此前从没正式见到这个诊断结果，但感觉像自己身上的器官一样熟悉。快到安定医院的下班时间了。仅剩的工作窗口灯光昏暗，职员慌乱收起红色公章。穿西装的女郎拦在导诊台前，对还没有散去之意的人重复说着“明天再来”。曾文站在医院门厅中间，双手插兜，正伸长脖子寻找她，活像一只高视阔步的鹅。何清默默走到他眼前。曾文问她，检查都做了吗？何清点头，将几盒药和诊断书揣进背包。“你累了吧？”曾文说，“是不是没吃东西？我去附近找家饭店。你洗手了吗？从医院出来，必须洗手。”曾文打的出租车驶向四环。欢迎乘客的提示音自动响起。嘶哑而机械重复的配音没有听得她昏昏欲睡，而是头晕恶心。何清并不关心目的地，她也没有胃口，满脑子都想着安定医院开给她的药。除了常见的盐酸舍曲林，还有校医院已经给过她一次的处方安眠药。她现在有两倍剂量的安眠药了。一个奇怪却又自然而然的念头一闪而过。何清抿着嘴，用力闭眼睛，直到眼轮匝肌酸痛。她只希望曾文安静，但他正与司机高谈阔论，坚决不买她的账。

从食堂到大学体育部的路程大约是六分钟。正如何清预料的，排队的学生大都是来办免训八百米跑的。轮到何清的时候，秘书朝她仰起脸，举起一本白皮小册子：“想请假的必须上交诊断书原件。”

“但我以后还要用到。”何清难以置信地看着秘书。难道他不明白诊断书的意义？

“这是我们的规定。”秘书说，“你要用，可以去教学楼复印一份。但我们快午休了。”

何清抱着一捧复印件，今天上午第二次走进办公楼。饭菜的油香在走廊上四处逃窜。体育部的门仍然开着，一个顶着毛线帽和烟熏妆的女生一边走出来，一边小口喝手上的咖啡。“我说得没错吧？你就说你后背疼，就不用跑八百米了。”和女生装扮相仿的男学生笑着说，他搂过女生的肩膀，胳膊上挂着星巴克纸袋。

何清把诊断书递给秘书。秘书只瞥了一眼特定的位置，远远指了一下压在透明桌布下的一张表格，然后把脸转向电脑：“你请不了假，你的病不在学校规定的名录上。”

何清的第一感受是麻木，她一度以为自己余留的能力只有麻木了。她想伸手去接诊断书。突然，巨大的呕吐声从她的喉咙深处迸发。她伸出的右手只来得及捂住嘴。取而代之大股流出来的是眼泪。秘书吓坏了，从扶手椅上支起身子，半蹲在桌椅间的空隙里，支支吾吾地劝何清把诊断书给老师看看。

“重度抑郁？你这个年纪？”教师办公室里，一个冲锋衣拉链拉到脖颈的中年男人坐在红木书桌后面，“这次先这样吧。你是不是总是想太多啊？”

何清不知道自己该有什么情绪。她一动不动地看着男老师在木刻笔筒中翻找签字笔，在她的请假条右下角签上三个笔画浓重的汉字。

“我下次怎么办？”她最终问道。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男老师把批准的请假条给她，把她的诊断书和申请表用订书器订上，收进抽屉。

回宿舍途中，电话又响了。何清按了挂断键才看清曾文的名字。阳光照在人工湖上，晃出一小片光海。散落在树丛中的音响不约而同地开始午间广播。篮球场上爆发出一阵阵狂放的笑声。

大学的心理医生说过，她应该寻找造成她问题的源头。她的确找过，源头空无一物。

校医院的精神科诊室里，女医生问了何清几个问题，多数和对生命与死亡的看法有关。何清答得很快，果断得如同她不习惯对自己的处境有所忧惧。心理医生脚边的垃圾桶里，湿纸团堆成小山。何清没来由地觉得自己与它们毫不相干。否则她希望能被立即拖到宇宙之外的一点，消失在某处遥远而冰冷的真空之中。听完她磕磕绊绊的讲述，始终镇静的女医生长叹一口气：“多好的孩子啊。”只此一刻，何清听见自己和此情此景之间竖立着的一切破裂的声音，仿佛是打碎玻璃的声音。医生递过来面巾纸盒，但何清宁可她别这么做。纸巾不能终结人的眼泪，它们会像海绵一样吸干人身体中的水分，像海绵一样贪得无厌。

医生口中的好孩子是什么？高中毕业前，何清班上组织参观中医院，当作社会实践。能在高考前夕获得一天放松，何清的同学们兴奋得发了狂。临时租下的校车上，每个同学都在有说有笑的同时，精确地避开她。不要坐在阴沉的、独来独往的人旁边，这是所有高中生无师自通的道理。高中女生不需要一个在她们讨论是谁勾引了隔壁班的体育生时，把脸藏在头发里，不发一言的朋友。这条罪名甚而比优越的学习成绩更令人发指。整整一天，唯一同何清互动的生物是中医院养的鲤鱼。何清把额头靠在车窗上，在手机备忘录中写道：青春是同伴的鲜血汇成了河，我们拼命下潜却游不到底，我现在就要，睡在波浪中间，灵魂浮上水面，遗骸被刺缠绕，送你们作下地狱的赠品。

几天前，她经过大学主图书馆。一个女学生举着一块纸牌，上面印着“我是抑郁症患者，你愿意抱抱我吗”。何清很好奇，因为上次看见有人带着类似的牌子，还是在世界艾滋病日。她上前问银杏树下的女生是不是真有抑郁症。“我是心理学院的，”戴墨镜的女生回答，“我们在做实验呢。所以你可以假设我有。要抱抱我吗？”何清想说“不”，但实际上，她说了我不知道。这天下午她刚从一家偏僻的电影资料馆回来，看了《海上钢琴师》重映。两个研究生模样的女生和何清并排走了一会，一个在抱怨工资的增速追不上家乡的房价，另一个建议她和男朋友抓紧结婚，好让对方父母出了他们的婚房首付，虽说即便这样，去市中心的公司上班，还是得坐一小时起步的地铁。何清当时正在咀嚼奶茶里的珍珠球。如果这世上没有为她准备好的六吨半炸药，何清想，也可以，她乐意自己成为六吨半的炸药。

晕眩从她的胃脱缰而出，窜上她的脑门。也可以，如果这也可以，她乐意就地下跪，将胸膛撕成两半。如此做，她便不必回到名叫社会的齿轮组当中，不必假装忘记一切进化带来的负累，只为变回一块生物电池，不必见证一群人对一个人历久不衰的围猎，不必吃下冷硬的防腐早餐，不必忧心缓慢变质的脸霜，不必奉陪讳莫如深的目光。她不自在，她不安全。浓烟涌入心室、肺泡、血液，她像气管被割破的人一样猛烈咳嗽，但烟灰凝结得越来越紧，直至形成化石。

现在她不知道，她到底是想和别人一样，还是想和别人不一样。就像她不知道愤怒和被驱逐，何为原因何为结果。她需要的不是治疗或拯救。她只想讲道理。但事实和道理只存在于理性世界，在放逐之地，这是唯一不被允许的事。高三时她想不通，为什么人会无缘无故地受伤害，这难道不会不公平吗？现在她确定的是，事实不是不会不公平，而是永远不公平。声音是永远失去的，人们是永远受伤害的。被放逐的人无法送任何人下地狱。她是永远受伤害的。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依据她的了解，一枚贯穿大脑的子弹是最简洁的方式。但除此之外，一座足够高的建筑也是不错的选择。她的宿舍楼下就是宽阔的立德广场，材质是最坚硬的花岗岩。偶尔有学生带着面包屑来这喂鸽子，不过，她想，他们应该不介意。鸽子和学生们都没什么记忆力。

曾文正在广场上踱步。他抬头张望了一会，然后挥着毛线手套中的右手，径直向何清走过来。他一丝不苟地佩戴着一只天蓝色外科医用口罩。

“晚上一块儿吃个饭吧。咱们上回不是没去成吗？”他看上去很久没洗头了，额头上有三四颗新鲜的青春痘。

“你这蓝马甲是怎么回事？怪好笑的。”她的视线穿过曾文，落在远处空虚的一点上。

“我报名当志愿者。帮助别人挺有收获的。还能加保研分。你下次也试试。我们可以一起去。”他顿了一下，低头试图与她对视，“你看什么呢？”

“鸽子。”她说完，走进宿舍楼，去按电梯。她的身后，曾文在立德广场上左顾右盼，寻找不存在的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