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小学三年级我家才有了第一套房，房款是我妈问家里的五姊妹借的，买在靠近交通局的一个窄胡同里。胡同口是一家垃圾站，长得跟个黑洞一样，垃圾车顺坡上去，操控车斗在圆口上倾泻。往里走能到广播局，门口有一家藏在超市里的游戏厅，整个旺苍县是他们最早引进了xbox，最火的游戏是一款山地自行车，老板有发音障碍但游戏玩得很好，一个小时3块钱。我妈当时买这套房子的时候就是看中采光好，正对面刚好是一片坟地，把墙面凿成落地窗后每天有一半的时间光线都能透进来。结果住进去没半年坟地上就开始修楼，这也导致我接下来整个童年都是在白炽灯下度过的。我妈逼着我在灯下面练庞中华字帖，上面的内容是菜根谭，我把一本老人与海塞在字帖下面背着她看。四年级的时候凤凰梁上开了一家租书店，五块押金办一张卡，一本书三毛钱一天，光碟两块，我去租书的时候看见老人与海被老板放在“武侠”一类，问及的时候，老板回答说武侠小说里总有一些正派反派，但这本书里生活才是最大的反派。

我从小家庭关系就不好，我爸比我妈大了刚好一轮，一方面酗酒，一方面喝酒后还有家暴的习惯。在我爸每次喝酒回来之前，我妈会把我送到楼下王瘸子的家里。王瘸子的腿是在几年前修高速的时候被钢筋压断的，人特别老实，回到旺苍以后拿着赔偿金开了一家五金店。王瘸子他老婆姓李，儿子因为算命的说王和李都克命，拜了个姓郑的生意人当干爹，跟着干爹姓、叫郑虎。虎子大我两岁，个头高，壮得像头牛。鉴于我经常在王瘸子家里躲避战乱，一来二去我俩就成为了最要好的朋友。虎子当时也不出息，小学五年级，整天逃课打架，在校外认识了一群超哥，蹲在胡同里吃路过低年级学生的钱。同时还在米仓山腰的废炮厂里有一个秘密基地，基地里摆满了各种金工制品，砖头下还藏了一把仿64，虎子手把手教我拔保险栓，对着空气假装开枪。我问没有子弹的枪有什么价值？虎子说，不让别人知道你的枪里没子弹，它就有价值。

五年级的时候我妈被我爸打进了医院，住了三个月icu。我妈的娘家来了几十个人来我爸的单位上讨公道，又是找电视台、又是拉横幅的，一时间在县城里闹得沸沸扬扬。我被外公带到南江老家借读了小半年，小时候的身体不好，跟着外公外婆的那段时间三天两头就住院，每一次外公都会骑车穿过山城，买一碗我喜欢吃的豆腐脑，原路骑回来送到病房里。有一次我在上课时突然腹泻、拉到了板凳上，全班同学都骂我是屎壳郎。外公骑自行车来学校，用大衣裹着我的屁股把我背回家，一路上安慰我说拉裤里的孩子长大后都聪明。回家后两位老人打电话叫来了一个神叨叨的大脚医生，把我关进小黑屋里碎碎念，说家里有东西，让我睡觉的时候把黄符和剪刀塞在枕头下面。鉴于那时候年纪太小记不住事，最后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就记得医生让我喝一碗黑乎乎的水，是猪油里放了朝天椒的味道。

回到旺苍没多久外公就去世了，我妈康复后开了一家麻将馆，做一些组局和抽水的生意。妇联的女同志三天两头就来问，我爸还有没有向她动过手，可能也是上个世纪留下来的面子思想，我妈每次都说没有了、没有了。只有我知道偶尔还是会有，只是频率小了很多。我完全跟我爸是不一样的人，跟虎子也是不一样的人，我好像跟整个旺苍县的人都不一样，因为我不喜欢暴力，我喜欢发呆和读书，我妈每次打麻将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冒险小虎队，所以叔叔阿姨都笑称我是陈博士。六年级上学期，我在一杆很高的旗杆上遇到了自己生命里第一个心动的女人。印象中那个旗杆真的很高，大概有三四层楼的高度，以至于显得身下的公共浴室和公交车站都特渺小。我翻越居民楼的防护栏到旗杆的最高点，我在初秋的暖阳下俯瞰整座县城，从新华街到电影院，从东河到米仓山，当我的视线移到卷帘门里的时候，我看见她在一尘不染的镜子面前化妆。童年时的心动要怎么去形容呢：浮在下意识里的都是一些很无厘头的修辞——我觉得她的眼睛比玻璃镜面还要干净，可是我分明就没有看见她的眼睛。

当然这个事最终也没什么结果，一是她真的太美了，美得让人很有距离，甚至有点像郜一霏；二是她没过多久就结婚了。童年真是一场短暂又荒唐的意淫，旗杆后有一堵围墙连接着砖瓦房，墙后是很大一片油菜花地。大红花牵着奥迪车驶离新华街的时候，我从旗杆上哆嗦而下，鞋踩着围墙上的玻璃渣子追婚车，但我很快就泄气了，瘫倒在青色的瓦片上看太阳落山，花地里的收割机把米仓山切成两段。那天之后我发现自己再也爬不上三层楼高的旗杆了，我甚至连一半高的围墙都爬不上去，这也导致我一度怀疑自己是否真是在当时的那个位置看见了郜一霏？或者说我们其实是在其他的地方遇见，但大脑给我自动处理出了英雄主义的色彩？这都是在我回忆里悬而未决的一些事，我的回忆净是这些悬而未决的事。

同一年冬天，我在旱冰场被一群初中生围殴。十多年前的旱冰场，布局是一个大棚子圈起来的水泥地，地面上被划分为新手区和彩虹桥两个区域，正对着是鞋柜墙和用来计时的大钟，单人三块钱半个小时。我在《水手》的bgm里换鞋，梳着非主流发型的初中生围过来问我要二十块钱，举着我新买的李宁鞋像扔沙包一样击鼓传花。我跳起来跟他们打架，很快被一个170的大高个按在地上，他从怀里掏出剪刀把鞋底插了个稀巴烂，骂我是孬种，说以后看见我一次就打一次。我一边哭一边赤脚往外跑，放狠话说有种你等着。说完我去旺中对面的黑网吧找虎子，他当时正在qq聊天室装大人，问女生要凉快的照片。听我陈述完整件事后，虎子勃然大怒，把一包烟砸在地上，说不帮你报仇，我就不姓郑。旁边一个大叔猛地站起来，揪住虎子的领子，说你他妈姓不姓郑的，丢我烟干啥，赔钱。虎子对我说，都充进网费了，你先帮我垫一下。

我俩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旱冰场，三分钟后各自头顶着两个大包出来。我又哭了，这一次哭得比较绝望，因为遮羞布彻底没了。虎子安慰我说，他在嘉川的台球厅认识一个超社会的大哥，找他帮我们出气。说完骑摩托车带我过去，对方表示那伙人他也认识，比较难办，意思就是想要钱。我回家从我妈的包里偷得巨款三百，给了对方之后又说得加钱，因为对方也出了价，五百，并且拒不还钱。这事没多久就被我爸知道了，一巴掌砸我脸上，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别人怎么就欺负你不欺负别人呢？

从那以后我就对这些事情失望了，觉得电影里的江湖道义全是骗人的，道上的人真是一个比一个欺软怕硬。这事两家人一合计，决定让我和虎子各担一半，每人想办法把一百五的漏洞给补上。我俩先是去建筑工地偷铁，被野狗追了两条街后改卖盗版光盘，跟着虎子的一位远房表哥每天坐着面包车在胡同里穿梭，逢人就问要不要进口片。我们那时候卖的碟子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那啥的进口片，一种是城市猎人、圣斗士星矢等日本动漫，另一种就是各种音乐录像带。我们那时候都太喜欢王力宏了，把光碟插进dvd里对着大城小爱的mv翻来覆去地看。虎子的记性很好，歌听一遍就能记住词，第二遍就能跟着旋律唱，他问我有没有想过未来要做的事情，他想当个王力宏那样的音乐才子。我说，我没什么想做的事情，反正就认真念书，考一个好大学改变现在的生活。虎子说我傻，我反驳说，只有聪明的人才会念书。虎子说，但只有傻的人才会相信童话，读书能改变生活就是童话。我说，但是童话是不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坏的。

六年级上期，我开始跟着一位老师学习国际数棋，因为项目比较冷门，我在第二年春天的省级比赛里拿了亚军。随后我的这位贵人老师开始鞭策我冲刺市里最好的一所私立初中，一方面问同事要往年的招生试题，逼着我刷题，另一方面频繁地来我家家访，说服父母把我往那个方向着重培养。我爸的态度一如既往，说花那么多钱干什么，是金子在哪都是会发光的。但我妈把老师的话听进去了，09年6月份我去参加这所中学的招生考试，遗憾以五分之差落榜。我妈卖掉了外公留给她的嫁妆，一根搞不清楚是几克拉的黄金项链，通过择校费的方式把我送到了广元。

时代变迁于我而言有一个重要表征就是电子产品的更新迭代。临离开旺苍以前，我拥有了人生里的第一台手机，是我二叔淘汰下来的诺基亚翻盖机，旁边的孔里插了一支笔，可以触屏着玩一款经典的滑雪游戏。同时我妈也慷慨地将我的磁带机换成了随身听，我约虎子在电影院里看泰坦尼克，出来后在网吧捣鼓了两三个小时，用数据线把王力宏所有的盗版歌曲都导到了随身听上。旁边玩梦幻西游的大哥被女朋友融了自己的变异天兵，愤怒地用手砸键盘，两个人噼里啪啦地打在一起，唇膏和点卡券飞了一地。

虎子没考上中学，以十三岁的低龄入职氮肥厂，成为一名光荣的童工。一个没什么期盼的人当然也没有什么好沉重的，小升初的那个暑假，他每天跟着一伙小混混在东河边上钓龙虾。龙虾并不好钓，但那个年代河里有很多蝌蚪，用空的矿泉水瓶往东河里随便一舀就能有上百只。有时候我在想童年里那么多蝌蚪都去哪了，因为我们似乎从来就没见过蝌蚪变成青蛙的样子。钓累了他会骑着摩托车带我闲逛，我们有时候会骑车到白水镇摘桑葚，有时会爬上移动大厦偷看医院里的护士洗澡。郜一霏结婚之后，她打工的那家花店被人包了下来，改成了一家发廊。虎子会在几十米的高空冲发廊里走出来的姐姐们吹口哨，姐姐都叫他小杂种、小流氓，但脏话里没什么恶意，都是对可爱男孩子的调侃。

09年夏天，我正式前往广元市念书。09年也是地震之后百废待兴的一年，318国道旁到处都在修桥、修路，60万吨的水泥厂拉了一根很长的履带，看上去要把整座山给打通了。十二、三岁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年纪，因为你总是更容易对未来有所期待，初到广元我的第一反应是新鲜、兴奋，整天都在大街小巷间流窜。我就读的初中叫英才，封闭制学校，周一到周五住十人宿舍，周末偶尔回旺苍，偶尔住在当地的二舅家。二舅前些年在东莞办厂，打政策擦边球、拿了一笔钱回乡，离了原配后带过来个新舅妈，有一个读高中的继女。我初中生活的前一年特别不顺，一是县城的基础教育比市里要差很多，物理、化学、英语等科目我几乎都是零接触；二是他们家对我也有点排斥，三室两厅给我分到了杂物间的弹簧床。十七岁的姐姐经常当面骂我，斯斯文文的男人长大后都是败类。当时不甚了解，长大后才知道是因为在东莞她和班上的数学老师搅在一起过，已婚人士搞大她的肚子一走了之。那之后二舅把娘俩带了回来，在女人路开了两间鳄鱼牌服装店。

我时常在一堆挂着的衣物里醒来，其中的一些没有晾干整夜滴水，霹雳啪啦地让人没办法睡觉，后来我就只有整夜背书，在台灯下面背英文语法和数学公式，渐渐地竟然因此赶上了和同学的差距，回想真是侥幸。当时我舅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看我们家庭条件本来就不好，还养着你这么个药罐子，外人哪有这样的。后来有一次听他和我妈打电话，才知道我妈每个月都会给他转八百块钱，而当时她在泰康人寿做销售，一个月的基本工资也才一千二。

才到广元的那个冬天下了好大一场雪，鹅毛大的雪。10年的时候我妈辞职创业，赶上金融危机后的市场回温，阴差阳错地挣了一点小钱，我的生活质量随之也改善了一些。我骗我妈说每个月由我将800块钱转交给我舅，实则申请了周末留校。科比刚实现了两连冠，我拿着一千六百块钱去耐克买他的新鞋，矫揉造作地拍照片、发qq空间。这事办得确实有点不太地道，但哪个男孩年少的时候没骗过自己的母亲呢，我不信。

11年，我初二，身高猛窜到了一米七。我在自己的基础学业上狠下了点功夫，我没有英语的基础，刚入学时连字母表都背不全，于是接下来的近一整年，我都会在巴掌上写满各种英语单词，这样无论是吃饭、睡觉、打球，时时刻刻，一旦举手就能看到。我初中时遇到的老师人也特好，总是会在我思想抛锚的第一时间打我骂我。我从小觉得挨打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因为纠正一个人也是有风险的，要不是恨铁不成钢，谁会傻了吧唧地在我身上多管闲事。

我真的相信人是会开窍的，它兴许是一种经验的积累，兴许是一种信心的觉醒，总之这东西玄之又玄。到初二下学期的时候，我的英语水平基本上就能在全市的同龄人当中排上号了。班主任会在同学们进行随堂测验的时候单独把我叫到讲台上做高考试卷，而那时，我已经可以拿到130分以上的成绩。同年，我在去北京的夏令营上遇见了我的初恋女友，她姓李，个头跟我差不多高，当时是女子篮球校队的。投篮姿势跟凯文马丁似的，十个球能进八个——这真是一种典型的直男式怀缅。

夏令营是自费报名，3000块钱五天，坐绿皮火车过去，包吃住。年级有十二个班，共去了二三百人。第一天大部队去了海淀几所高校，第二天去爬八达岭。第三天我在故宫注意到小李，她戴了一顶卡其色的棒球帽，长发披肩显得特别成熟，室友说这人是一班的班长，爱玩，名声不好。第五天主办方筹划散伙仪式，内定了几个有才艺的同学上台表演，其中第三个就是小李，为了表演她把自己的长发扎成了高马尾，跟着伴奏唱了一首梁静茹的勇气，她的声音很脆、很幼态，听起来跟外貌不搭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在座的无论是男生、女生，大家的眼睛都看直了。

我的天，你知道对于那个年纪的男孩来说，看到一个美丽像遥不可及的女孩子，夹着嗓子在几百人面前唱勇气的这种感觉吗？那感觉就像是在我的心里引爆了一颗小男孩。11年的10月1号我俩正式在一起，一直到12年我去成都后才分手，期间我们整日聊天，连洗澡的时候都会空出手去回复对方的短消息。十四岁，那是一个靠人类本能去爱的年龄，我觉得人的初恋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摆脱了一切沉重的思考。小李的风评不太好，属于是学校里的大姐大，会抽烟，在外面认识一些不学无术的超哥，并且除我以外在年级上还谈过一些其他的男朋友，但是我压根就不在乎。在初三紧凑的学业里面，我们每一天都会利用晚自习后可怜的二十分钟见面，沿着四百米的跑道漫无目的地走一圈，在老师看不见的死角里牵手，或者说一些特别自以为是的大话。譬如小李说她最向往的一个地方是普罗旺斯，那里有成片的薰衣草，两个人手一松开就互相找不到了。我说普罗旺斯离学校远不远，不远的话我周末带你过去呀——诸如此类的。我的初吻是在一个小雨天，晚自习铃响，全校同学往宿舍楼冲刺、抢澡堂子的位置，小李在篮球架下一把拉住了我，把她的校服外套脱下来，盖在了我们的头顶上，接着我们接吻。掀开衣服后发现身边聚集了很大一群起哄的同学，教导主任拿着手电筒朝我们照：再不回宿舍，今晚就别回了。我跟丢了魂似地往六楼跑，跑两步摔一步。原来书上说的全是真的，当你在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她的身上是香的，我甚至能嗅到我嘴唇上残存的，属于她的薰衣草的味道。

薰衣草的花语是等待，我们在那个阶段做得最多的事情也是等待，等待各自忽明忽暗的未来。十五岁的时候，学校召集了一批尖子生冲击成都的名校，拉来一群名师给我们补课，周六补数学物理，周日补英语化学。上课地点在菜市场旁边，人力三轮每到饭点会把十字路口堵得水泄不通，我们在教室里听取骂声一片。同时，学校的起床铃声也被老师换成了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陈绮贞的声音温柔得近似颓靡。我当时在想旅行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像网上说的，不过是从自己倦了的地方到别人倦了的地方。

毕业前学校给应届生办了一场文艺汇演，全年级搬着小板凳在操场上席地而坐，校长上台打鸡血，说年轻人，世界是你们的，我身旁的哥们嘴贫：但，食堂里的鸡腿都是你们的。典礼后我坐一个多小时的大巴车陪小李去剑阁打最后一场比赛，几个村联合办的女子篮球赛，一等奖是全队五千，二等奖三千，三等奖一千，小李她们最后拿到了风尚奖，奖品是精美笔记本一册。比赛完第二天我们去爬剑门关，小李站在最著名的隘口下面，我掏出手机跟她合照，定格时刚好有一片梧桐叶子飘在了她的额头上面，像是刻意佩戴的发卡。我问小李有没有想过，二十年后的我们会是什么样子？我说，我最近在看恶作剧之吻，我觉得她就像是袁湘琴那样的人，她们都很快乐，人不用去思考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往往都会很快乐。小李说，那我也可以学她们，不用去思考那些有的没的问题呀。我一脸严肃地看着她，说你不懂的，小李，快乐是奢侈品。

因为要去成都参加外地生考试，我延迟了自己毕业离校的时间。收拾东西的那天我在宿舍睡着了，醒来时整栋宿舍楼人去楼空，盛夏的太阳很大，蝉鸣鸟叫，宿舍吊扇噼里啪啦地响。我爸妈包了一辆黑车来学校接我，你知道关系不是特别好的父母总是希望通过表演的方式给小孩所谓的爱，所以一路上他们都在扮演恩爱夫妻，并且扮演得很别扭。车辆途经嘉川收费站的时候，我妈从后座拍我的肩膀，问我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带过我的那个王瘸子，说他家里出事了。我把头转过去，问出什么事了。我妈说发现虎子妈和干爹通奸，一气之下把两个人砍了，自己也跳了河。我问我妈，虎子呢。我妈反问我，小时候那么要好的朋友，你不知道啊？

于是我一整个夏天都在寻找虎子，氮肥厂、台球厅、五金店，还有虎子的秘密基地。炮厂时隔多年终于得到改造，秘密基地所在的位置变成一抔废土，挖掘机进进出出。我甚至尝试过给派出所打电话，可惜很多人一旦道别真的就很难再见了，但我在这个过程里又一次看见了郜一霏。在一个阴雨天，她骑着一辆套着保温手套的电瓶车去信用社办事，手上像提塑料袋一样提着一个小女孩。时间让她的眼神失去了以往神采，皱纹像水波在她的眼角上炸开，我对我妈说，我记得她老公开的是一辆奥迪车。我妈说，生活的变数嘛，很正常的。

高中的生活实在是没什么好讲的，每天就是在考试和准备考试之间循环。我如愿进入到了成都四中，而小李以艺体生的身份考进了广元中学，不过不是凭篮球，而是钢琴。军训的那个月，我们每天还保持着短信联系，正式上课后联系的频率就少了很多。12年的十月一号，小李来成都找我，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化妆，我们在汹涌的游客中从春熙路走到天府广场，再走到我的学校，我们在大都市的车水马龙里一直迷路，觉得爱情在钢筋水泥里实在是显得过分渺小。十月七号她回去之后我们就心照不宣地分手了，过程里甚至都没有提到过这两个字。小李改掉了她的qq密码，而你知道那个年纪互换qq密码就像互换结婚戒指一样，是互表忠诚的一种宣誓。接着她取消了我们的情侣空间，不过这件事更多也是一种仪式上的意义，因为那时候微信已经大面积铺开了，马路上全是低着脑袋摇一摇的人，曾经那种一对一的社交生态即将迎来一场颠覆性的变革。恋爱的本质也在变革，而在这个过程里我们浑然不觉。

我初次尝试写作也是在高中，跟什么热爱啊、理想啊也没有太大的关系，纯粹就是因为上学无聊，加上在成都没什么朋友，心里孤独。网上总说成年人势利眼，看人下菜，很虚伪，但其实小孩也好不到哪去，只不过小孩的虚伪是潜意识、是本我的。才到成都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很普遍、但又很容易被忽视的现象，就是本地同学总跟本地同学交朋友，外地人总跟外地人交朋友。但你说是本地同学有意识地歧视外地人吗？也并不是，我把这种交往的模式更多归结于一种潜移默化的习惯，还有成长环境的差异性。

当时我最好的朋友叫阿磊，也是我入校之后的第一个同桌，兼篮球队友，身高一米七五，打小前锋，每周星期一坐着一辆揽胜来上学。高中的时候有三类男生比较受欢迎，成绩好的，家庭条件好的，爱运动的。其中阿磊是一个例外，因为他太喜欢泡妞了，泡得还很明目张胆。开学俩月先后给班上的四名女同学表白，对方一开始都以为自己既是天选也是唯一，后来不知道被谁的军师提醒，聚在一起来了一次情报对账，就此名声跌入谷底，只能和我打成一片。我有一次打比赛的时候和对手起了矛盾，楼下一米八的大高个带了一群人来教室门堵我，来之前我们班上的同学放狠话说，顺风一起狂，逆风一起扛，来之后一窝蜂全去上厕所了。当时就阿磊和我们班班长替我挺身而出，班长是一个外号叫泥巴的女生，踮脚站在人群里和人对峙，说奥林匹克精神代表的是和平，和平！结果一不注意被对面推翻在地，阿磊站在教室里呐喊，一个都他妈别想走，说完整个人跟盖世英雄似的，抄起一把板凳就往人群里奔过来。我当时感动得都快哭了。但之后阿磊告诉我，他是看到泥巴被欺负才这样的，他暗恋泥巴。

总之命运里的很多关键桥段都是阴差阳错。高一下学期，阿磊告诉我他有个朋友在荷兰读高中，准备在成都办一刊学生杂志，说我读了那么多书，愿不愿意写点小说、散文。我一开始是不乐意的，心想河南人办杂志，关我们四川人什么事。但阿磊给我看了朋友的照片之后我就乐意了，不但如此，还义正词严地表示自己一分稿费都不要，就支持青年文艺发展，给我微信号就行。渐渐地就开始钻研写作的事，每天试着用各种语言风格描写同一段情景，比如古龙是“风，大风，好大的风”，鲁迅是“我已是被这风折磨得消沉的了”，波德莱尔则是“风在腐朽，风里有蜜糖、麝香、烂肉的腐臭，还有一些含糊不清的句子”，等等。

我们的杂志因为经费有限，加上几个被选中的孩子过于草台班子，最终只成功地出版了一期。首刊即绝版，想想真是遗憾。后来我又尝试着在一些网文平台上连载武侠小说，小有了一些读者，等到平台找我签约的时候就放弃了。我喜欢写作，它能给我自由表达的空间以及被人关注到的虚荣心，但我从不曾畅想它能够代替高考成为我的人生路径。热爱是最大的天赋，这话我认同，但有时候及时地认清自己的热爱并没有那么大的分量，其实也是一种天赋。

人的友情的确是阶段性的，爱情也是。分班之前，阿磊通过系列举措追到了泥巴，跟随着自己的热爱去到了文科班。半年后阿磊为了泥巴用砖头在一个追求者的后脑勺劈了个叉，被他妈一怒之下连夜送到新加坡念那边的国际中学。临走前他送给我一块法国产的手工肥皂，说要做一辈子的好兄弟。但后来由于我俩处在两个截然相反的文化场域下，在很多事情上都没法聊到一起了，也自然而然地断了联系。阿磊走后的一个月，泥巴又和当初打我的那大高个在一起了，并且他们在一起的方式特别理所当然，连同租的房间都是阿磊留下来的同一套。朋友，青春期里那些可爱的少女让我们的回忆充满了欢愉，但她们也带给了我们无限的痛苦，因为她们的爱恨都太有张力了。回忆里的她们，一颦一笑就像14年夏天接连下了一个月的雷暴雨，顷刻之间把我们的青春洗刷得荡然无存。

同年7月24日，我从暑期班逃课去看《后会无期》的首映。电影落幕，我独自走在春熙路的人潮里，沉在情绪里半天出不了戏，身旁路灯跟马赛克一样一闪一闪的。那天我想了很多事情，什么学业、理想、爱情、自由，所有这些虚无缥缈的事情。15年6月，勒布朗詹姆斯带领克利夫兰重返总决赛，悲壮的绝地七武士与金州勇士队鏖战七场，最终败倒在速贷球馆。各大网页频繁播放一则励志短片，画外音对着镜头喃喃自语：关键不在于how hard you hit，关键在于how hard you can get hit，然后你继续前进，承受命运给你的一切，然后继续前进。7月高考出分，我的父母因为离婚后的财产分割对簿公堂，因为一间门面的所属权，两人都劝我在同一份委托书上签字，最后门面判给了我的父亲，我被判给了我的母亲。9月我孤身前往广州市念热能工程学，军训时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她准备搬离旺苍，去大城市。我问，去哪个大城市。她说，广元，我说，广元算哪门子的大城市。我妈说，对她来说就已经是很大的城市了。这句话让我的内心酸楚。冬天的时候我妈卖掉了我们的老房子，房款的一部分用来偿还离婚前的共同债务，一部分付了广元一套两居室的首付，她的意思是我毕业之后肯定是不会回县城里务工的，得给我留一套房子保底。

我们娘家有一个十多个人的家族群，名字叫做“快乐家族”，那段时间我妈整天在群里实时播报工程的建设进度，每天还给我打电话对着平面图商量，说到时候主卧留给我和她儿媳妇，次卧留给她，窗帘要用蓝色的，地毯要铺红色的，玄关上摆一盆招财树，聚气。我开玩笑说，妈，现在的儿媳妇都不想和婆婆住一起的。我妈在电话那头傲娇，说给她们惯的。不过这种愉快的氛围也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没多久工程就烂尾了，我妈又开始跟着业主群去市政府门前举横幅。我妈说她命咋就那么苦呢，这辈子一直起起伏伏的。我说，你得从有利的一面去看，事物都是螺旋上升的。

这话也不全是为了开导她，因为纵观过往一十八年，尽管过程里充满了艰难险阻，但我们的日子的确是越来越好了。我妈在房产投资失败后，开始借钱在一位朋友的建议下捣鼓比特币，朋友说这玩意就是下一个风口，虽然他整个14年亏了小二十万，但他相信明年肯定能赚。我给我妈的视频电话都快打烂了，说这是传销你看不出来啊，这东西就是一串代码，想发多少就有多少。我说，普天之下哪有那么多掉馅饼的事情。我妈说，你不早说，都投进去了。我问，投了多少。我妈举起来一个巴掌。

大学的前三年我一直无心学习，一方面原因是受到的教育是这样，从小就听人说考个好大学就轻松了；另一方面是觉得生活无望，还没出社会就背上了几十万债务。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从大一开始就没怎么问家里要过生活费，一开始想着发挥自己的文学天赋当一个自由撰稿人，写了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四处投稿，编辑回话说，很欣赏我对写作的热诚，但是有时候人得认清现实。后来去做了一段时间的家教和翻译，冬天大学城体育场办一场外事活动，我报名学生志愿者给老外当翻译指路。结果带着俩乌克兰人一直迷路到活动结束，差点被人告到了大使馆，最后也断了靠脑子赚生活费的念头，没那天赋。

再然后我走上了一条创收的快车道，就是在英雄联盟里当代练，做陪玩，给人打单子等等。其中代练的话挣钱会比较麻烦，因为有KPI，个人水平也有限，分高点的局打得人心力交瘁不说，赢不了还得倒赔进去一笔押金。做陪玩就比较轻松，一个小时30块，主要是提供情绪价值，只需要在女老板面前夹着嗓子说话。当时我遇到一个老板连包了我两个月，声音很嗲有点像林志玲，白天让我陪她打人机，晚上让我打微信电话给她讲故事、哄睡觉。一天用我十二个小时，也不赖账，每天一大早准时给我发红包。动不动就叫我宝宝，时不时还给我点杯奶茶、点碗炒面啥的。两个月之后她跟我卒章显志，说她其实也是一个人在广州，夜深人静难免有点寂寞，问我能不能出来喝杯糖水，她还是按时间给我算钱。位置一开始选的是私人影院，被我否决后改成了一家西餐厅，跟我说她穿的是一件白色的衣服，牛仔短裤，说自己头发有点短让我别嫌弃她。我说姐你说啥呢，哪有顾客嫌弃自己老板的。到了才发现对面是个男的，拉着我的手非要和我讨论尼采和莎士比亚，一逼问才知道之前都是开了变声器，我以撒尿之名从餐厅后门火速逃窜。从此一门心思帮人打单冲分，挣是挣得少了点，至少人身安全得到了保障。

我对广州这座城市是充满了感情的，满大街的粤语歌和人字拖，90年代风格的猪脚饭招牌，城中村里进进出出的电瓶车，这座城市没有人会嘲笑另一个人不标准的普通话，因此它很好地照顾了每一个小镇做题家的自尊心。我念的是工科里最公的一科，班上拢共48个人，其中40个都是男的。你知道会报这种学科的家庭普遍又不富裕，大家平日无聊而没钱去找乐子，一伙人常背着劣质啤酒在猎德大桥下走走停停，珠江水涨，湿气在我们各自的脸上抹上一层雾。我们在小蛮腰下面看着成群结队的摩登女郎进出酒吧，被保安举着棍子驱赶，一边跑酷还能一边加女孩子的微信，最后一个猛子扎进花城汇的高楼大厦里。小蛮腰有轻轨能够直达番禺，沿途可以看见一些奇形怪状的花，由于长在路边上我们都统一称它们为野花。有一次我与一位女性好友夜里去中心湖等日出，中途我们认真地在灌木丛里筛选每一朵花瓣的品种，并且在那个夜晚发掘出密密麻麻的萤火虫。大城市的夜晚是没有星星的，但萤火虫的尾光把整片湖面都照亮了，我和朋友在粼粼波光里一直等，日出还没来的时候一场暴雨就来了，密密麻麻的光线一瞬间湮灭，我俩跑到建筑工地避雨。但广州的雷雨，发生和停止都没有规律。后来我们就打赌，赌六点之前我们能回去的话，她就在朋友圈里唱一首歌发上去，反之由我来唱。第二天的时候我的朋友也很讲诚信，老老实实地在朋友圈唱了一首《不能说的秘密》，配的文案我一直记得很清楚，是她自创的一首三行诗：今夜，会把漫天的萤火，送到你身边。

人在逆境时总是能够对外部世界有更充分的观感。我牢记着当时发生的很多事情，比如大二那年东北菜馆的老板娘举着菜刀砍人，追着顾客从方圆跑到新天地，比如广州大学有一哥们在广场上摆了520只死蟑螂给一个女生表白，荣幸地登上了央视新闻，等等。但细想那段时间个人也并不觉得幸福，这份不幸一方面是来自于贫窘，一方面是来自小镇做题家的梦碎，因为这城市真的太大了，这个世界也太大了，太多光怪陆离的事物跟幻灯片一样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发生，并且时刻提醒着你个人努力的局限性。我大三的时候在靠近北京路的金融机构实习，不远处就是一家全国知名的牛肉面馆，是韩国男偶像代言的，一碗素面八十，饭点时排队的人多到能在双行道上拐个弯。我实习的时候做销售岗，由于想在企业留下来，每天跟着领导豁出命去喝酒，喝醉之后就在马路边的摆摊上吃一碗油醋面，加臊子十八，不加臊子十二。当时我总迷迷糊糊地对着韩国人算计，想自己这辈子要读多少书才能每天都吃这么一碗面啊？——青春的那几年不知道珍惜，净把时间浪费在了钻这些牛角尖上面。

大二那年我爷因脑溢血去世，我妈嘴巴上闹得厉害，说那家子人现在跟她没半毛钱关系。不过也是刀子嘴豆腐心，还是让我陪她回去送老人家一程。回去后我深刻体会到电影里的那句话，觉得故乡的马路是如此之窄、房屋是如此之小，我站在大卡车斗怀抱着我爷的骨灰，甚至感觉红绿灯都很矮小，因为自己一挺直腰就快顶到杆子了。葬完我爷后一屋子人坐在一起吃饭，我和我妈看着我爸畅谈改革开放二十年，手指夹着烟一上一下，说接下来十年的趋势已经很明朗了，就是网咖经济，移动端肯定是取代不了台式电脑的。我看到我妈低头用大拇指抹眼泪，我爷在世时待她如亲生，离婚的时候还偷偷往我妈手里塞钱，说没把儿子教好，心里觉得惭愧。但我妈拿这个事情给我举例说，我将来要选择一条什么样的路，也不是家庭教育能够决定的，每一个孩子都是自己人生的第一责任人。

我总觉得世界上的人都有两副面孔，一副是打开门给别人看的，一副是关上门给自己的。比如我爸在失去了我妈这个经济支柱后日子过得很糟糕，但他还是坚持在亲戚朋友面前抽中华烟、喝五粮液，这就是他留给别人的第二副面孔。葬礼后我和我妈坐车回广元，一路无话，路过收费站的时候高速路因为泥石流断了一节，一群民工灰头土脸地跟在挖掘机后面抢修。我似乎在人群当中看见了虎子的身影，在我回头想去验证的时候山体又松动了，一群人仓皇地逃到了应急车道下面。

回到广州后我就开始思考生死的事，也没能力思考得太深入，就觉得人生苦短，有生之年还是得干一点有意义的事情。终于我又一次开始写作，写一些碎片化的杂文，攒够一定字数后打印下来编制成册，搬个小板凳在操场上贩卖。男孩的友谊，尤其是一群没什么上进心的男孩的友谊真是很纯粹，当时我们班的男生伙在一起匿名团购，四十个人加起来买了一百本，导致那段时间每个人的桌脚下面垫得全是我的《不想饮冰集》。后来我们辅导员听说了这个事，一个电话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人可以有梦想，但不能有不切实际的梦想。我说，不切实际的还叫什么梦想？她说，读不读了你还。

广州的冬天很湿，吹风的时候会让人觉得皮肤痛。为了不使键盘声影响到室友，我常在阳台的洗衣机上通宵写作，进屋时整条胳膊都被冻得起不来。我在港大的一本文学期刊上得到了第一次机会，洋洋洒洒我写了一万个字，本以为编辑会嫌弃我占了这么大版面，但编辑给我发消息说稿子他们很喜欢，就是结尾的部分有点突然，问我能不能往里面再加点。发表的卷首语上编辑让我配一句话，我发现写这些东西实在比写小说本身还难，最后抄袭了我朋友的那首诗，今夜，会把漫天的萤火，送到你身边。

我想那些困苦的日子就是每一个暗无止境的夜，我们总是在假寐中等待有一个节点，有一个人，能把火光送到你的身边。我的这位朋友——确切地说是我的妻子，有一个特别霸气的名字叫王蛋蛋，潮汕土著在深圳长大，老家有一个规矩是不让嫁到外地，因为这个事我俩还贫了几次嘴，她总想到自己出生地的民俗觉得我俩爱情无望，没有未来了，我反而觉得嫁不了多好，光明正大地不用负责任。年后她先带我回了一趟老家，在那里我看见比电视上还要透明的一汪海水，海上和海边都是大大小小的鱼排，海风真的是咸的，有点清冷，还夹着一丝丝生腌的味道。马路上所有车辆都停运了，因为要开始游神和游灯，当地人举着两米高的人像跑两步、回一步。我看热闹看得眼睛都直了，蛋蛋在旁边嘲笑我，跟没有童年似的。我说，我的童年不长这样。她唱了一句，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我说，不是这样的，你们这些养尊处优的人不会懂。

这话当然也很不负责任，有仇富的嫌疑。接下来几乎一整天她都在扭着我问我的童年是怎么样的，我们沿着海滩一直走，路过摊位的时候她买了一只小风车，一路上时而狂奔、时而骤停，向我展示气流把风车带起的模样，同时气流也把她鲜红色的过肩长发带起了，零零散散地贴在她红扑扑的脸上。蛋蛋忽然在一阶石梯上抬头，问了我一个特别哲学的问题，问我说，有没有想过大家为什么都特别喜欢天空，特别喜欢大海。我想都没想，答因为鸟和鱼都是自由的。蛋蛋说，但鸟儿和鱼儿真的就自由吗，无非就是牢笼更大一些而已。我问她，那她觉得什么才是自由的呢。蛋蛋说，爱是自由的，因为爱没有边界。我嗤之以鼻地评价，小屁孩，生活费停一个月就老实了。她切了一声，说你才是在装大人，你的自尊心太强了，像个刺猬一样把自己框了起来，你应该对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更开放一点。

当晚我们下榻在一栋海边的民宿，蛋蛋每次累着了就会在我怀里轻微地磨牙，眉毛一皱一皱的，甚至还会伴随一些没有逻辑的呓语。也许是她说的那些话真的是走进我的心里了，于是一整晚我几乎都没有睡着，窗外海风呼呼得就像是女鬼在咆哮。到两点的时候我终于放弃入睡，揣上一包烟去海边散步，天暗得有点惊悚，和白天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幅面孔，出门走了一百米才发现自己没带打火机。这时候我听见蛋蛋断断续续唤我的声音，回头发现她穿着睡衣，身上披着个小毛毯朝我奔过来。蛋蛋发了狠地把我抱住，用力地捏我的肩胛骨，哭着说还以为我不要她了。我说，痛，痛，打火机没带，跑不了多远。她跟变戏法一样把打火机摸出来，用毛毯把风挡住，我低头点烟，火光把我们的脸照亮。接着她顺着火光把牙齿咬在了我的耳垂上，她特别用力，咬出了好大一滩血，在我的耳朵旁边喃喃自语，陈功，我们结婚吧。

我觉得结婚这事要么是十足的权衡，要么是十足的草率，但凡有点中间派想法都很难实现。比特币狂涨到14000美金的那个夏天，我从广州回到成都，仍然决定要以文学作为我毕生的事业，租了一间房子备考中文系的研究生。而蛋蛋则顺利考去了西安念农业经济学，每天都跟我抱怨，说自己本来是想做巴菲特的，结果开学第一天老师就让下地插秧。与此同时我妈也给我打电话报了个天大的喜讯，说儿子还是你深谋远虑。我问怎么了？她说，当时你劝我把钱从比特币上抽出来投基金，今天我抽空看了一下，涨了都快有百分之十了。那一天我刚满23岁，突然意识到曾经遥不可及的未来在此刻是如此具象，仿佛已置身在自己漫长的未来里，成为了时间的一个部分。我想了半天对我妈说，最近先不要上什么互联网了，我总觉着我们都需要加强身体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