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宏，你好。

年关一近，红事白事就多起来。今年早早得闲回乡，没想到这么快就接到任务，是父亲老友的葬礼，他还没回来，就嘱托我去。逝者和父亲同龄，也做了一辈子农民工，因为尿毒症去世。葬礼办在老家。其实他们一家前几年就搬到城里，老家的房子早已经空了，上个月，他和妻子才突然回来。那时他精神还不错，还去见了一些老朋友，没想到月底就走了。现在想来，叶落归根，也许是他自己为自己写的句号。赶去葬礼的路上，天上飘起小雨，我一直在想，决定回故乡迎接死亡时，他在想些什么？在老屋里闭上双眼时，他又在想些什么？已经不会有人知道了。这难免让人有些感伤。

我赶到时，酒席快要开始，就赶紧交了礼钱，很快落座。雨势渐大，院子里支起雨棚，忙碌片刻，又恢复了葬礼的宁静，七八桌人，在棚下默默等待。这时，我看到明明。她手臂上戴着孝字，站在屋檐下，神色有些憔悴，正静静地看雨。

没想到是她家。我快认不出她了。

记忆里的明明，还是少女的样子，沉默寡言，干干净净的鹅蛋脸和齐肩短发。那时候，她总是穿整套校服，穿到口袋和衣领都已经磨烂，仅有的几件换洗卫衣不知什么布料，老是泛着油光，每一件都印着已经掉色的卡通人物；总背的是打着补丁的帆布包，常常被班里的混混倒空，当作沙包扔来扔去，也许是不想惹上麻烦，她从不计较，只是默默捡起，默默离开；座位在教室倒数第三排靠窗，窗外有棵银杏树，她总望着树走神，被老师点了名，她站起来，低着头，也沉默；毕业留言册，她给我的寄语是，我知道你也不喜欢这里，加油，一定要去大城市看看。

屋檐下的，显然已经是另一个人。暗红色的波浪头，脖子上那条细细的金项链，手腕露出的文身，和身上那件价格不菲的羽绒服，都在讲述关于时间的故事。最能说明的，是她的脸。白皙的皮肤，大眼睛，高鼻梁，拆开看，都很好，但因为没化妆，五官非常不协调——据说接触过美业的，对人的五官和造型有另一种审美。我体会不到，所以还是不免联想起以前在直播行业经常见到的那种女孩。光鲜，功利主义，渴望清醒地活着，却总是飘在空中，做错误选择。从某种意义讲，她们比新闻里的故事和数字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气质，因为你总能从这样的脸上看到浮躁的欲望。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这条路上。但无论如何，看样子，她已经完成目标，彻底离开了这里。

她的变化太大。我有些犹豫，该不该打声招呼。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我们在这方面丧失了勇气。很多次的分别时刻，心里都想着，网络时代，怎么会远，随时能联系。分别后的某天夜里，躺在床上，在泛光的手机屏幕上看见那些熟悉的名字时，却好像很难点下去。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该讲些什么呢？会不会已经无话可聊？会不会打扰？不过一个指尖的距离，却和故乡一样遥远。网速和车速的确越来越快，但人和人的距离好像并没有因此越来越近。

只好在变化中寻找不变。

眼前的明明，唯一还没变的，大概只有她的眼神了。在这座荒废多年、因为一个死人而突然有了生机的房子前，她望着山里的雨雾，就像当年望着教室外那棵银杏树。那是一个人看向命运的眼神。当年，她的眼前是被风掠向远方的银杏树叶。此刻，从那个远方匆匆赶回来的她，眼神望去的方向，是几片荒地，几间旧屋，几座新坟。

我大概知道她在想什么。

眼神与眼神中间的故事，我再了解不过。

故事的开始，常常是油菜花开满山野的春天。一个脸庞稚嫩、背着行李的孩子，兴高采烈地走向开往县城火车站的巴士。送别的亲人们，在路边远远望着，孩子向他们挥手，走上车，车门关闭，车子摇摇晃晃地开动，消失在公路尽头。孩子没再回头看过一眼，路面只剩两道浅浅的车印。

孩子不会知道，这条路指引的是一种复杂的生活。他体内那股按捺不住的年轻的力量，是上天赐予的武器，此后的生命，要紧握着它，无休无止地与复杂战斗，直到它消耗殆尽，不再锋利。孩子也不会知道，世上并没有圆满，他和亲人、和故土之间的缘分，是此消彼长。他眼里的精彩世界，也是身后故土的牺牲。他向前走的每一步，也是亲人与那个终点的渐行渐近。

难过的是，故土和亲人们知道。车子消失在公路尽头的那一刻，他们不得不接受这种难过，又因为“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离真正的衰老更近几分。这种衰老，往往又表现为温和的包容：他们让你好好生活，建造出属于自己的大厦。他们让你不要担心，让你不要回头。他们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他们还说，一代人有一代人要走的路，要做的事。

于是，你只好不停奔跑，不停奔跑。你会先看见复杂里最浅的一面：生活的不易。城市是不知疲倦的，你在大楼里，工地上，街道边，挺到一次次精力疲竭，终于舍得停下来，抬头看看天空。然后你会看见人心。你遇见一些美好的人，有趣的人，也遇见一些冷漠的人，无聊的人。你会去爱他们，然后看到更深的景象：你发现每个人都不同，每个人都像生活一样复杂。然后你的脚步开始变慢，你开始疑惑，开始迷茫到底要做哪种人。你会握着上天给你的武器，一次又一次尝试，一次又一次失败，然后在某个难眠的夜晚，感到深深的疲倦。你忽然明白，原来世上只有两种人，坚持下去的，和坚持不下去的。再然后，你会变得勇敢。你不再纠结选择，而是一直向前走，用坦诚的身体和心灵面对生活。上天赐予的那把无坚不摧的武器渐渐生锈，你将它封存，小心保管，不轻易示人。你会渐渐拥有一些东西，你用它们给自己的生活大厦打上地基，再浇灌上水泥，一层，又一层，不知疲倦。

故事的最后，往往是如常的一天。你站在尚未完工、仍想努力向上搭建的楼顶，突然看到辽阔的天空，似乎想起什么，然后，你终于回过头：

你不会想到，身后空空如也。来时的路消失了。

只有一个遥远的地方，几个遥远的身影，似乎还站在原地，目送着你。你感到一种空，一种虚浮，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强烈的悲伤。于是你挥手，呼喊，可是已经没人听得见。

这样的结局，我也再了解不过。

父亲和爷爷的最后一面，在病床边。爷爷去世前，每餐只能吃流食，家里人轮流去喂，不是推托，是大家心照不宣，爷爷时日无多，这样才能让他在最后的日子，多看看每个人，跟每个人都讲讲话。那时春节刚过，父亲要开工，第二天一早就走，我也辍学准备去广东，不久就要出发。那天晚上，父亲就带着我一起去喂。祖孙三人，头一回这样见面，没有争吵，没有误解，只有平静地告别。爷爷嘱咐父亲，开车注意安全，家里的事不用担心。又嘱咐我，出门在外，就要像个大人了，好自为之。他身体虚弱，还是伸出手，敲敲我的头，说，响鼓不用重锤。他笑着。我说，知道了，爷爷。

父亲一直没说话，只是默默喂饭。

我和祖祖（外公的父亲）的最后一面，也是春节后。家庭聚餐结束，我负责送祖祖回山上的祖屋。下雨天，小路泥泞，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像小时候他牵着我上山砍竹子做玩具一样。祖祖问，你在外面做什么？我说，在公司上班。祖祖问，是用电脑打字吧？我笑，对，你知道电脑打字啊？祖祖也笑，说医院的医生也是这样，打字好，打字不辛苦，你们一辈子都这样才好。我说，下次我把电脑带回来给你看，你给我做个竹弓嘛。他很开心，说，那你一定记得来拿哦，这个也卖不掉，你不来拿就白做了。我信誓旦旦，肯定会来拿，放五一我就回来。他笑着。我们踩过竹林，雨里飘着清香。

和刘老师的最后一面，在篮球场。曾经的小学早就荒废了，操场满是杂草，一些角落被镇上的居民圈起来养鸡鸭，满地粪便。唯一留在这里的，只有刘老师。他退休后，不想去城里，孩子都在外地，老家已无故人，住在以前的宿舍，能随时在街上走走，不至于那么冷清。春节后，我和发小快离开了，去学校看他，他正坐在操场上晒太阳。我们从身后蒙住他的眼睛，他一惊，骂，狗东西！转过身，我们笑嘻嘻地鞠躬认错。他也笑了。然后我们像从前一样，从他宿舍里抱出球，打了几颗。强度不大，但他很快就招架不住，挥手认输。他问我现在在做什么。我说写东西。他很得意，说，我当年鼓励你鼓励得对吧！我说，对，等我以后出了书，一定送几十本过来。他哈哈大笑。

我们都不知道那时候他已经病了。

在成都，我很少想起他们，却总是梦见。我的前方有更多需要面对的事，可以用来怀念的精力并不多。好像只有睡梦中，才能稍微活得松弛一些，柔和一些。父亲也一样。在外的每个人都一样。可我们跑得那么快，却总是差一点。

爷爷去世那天，父亲连夜从宁夏赶回来，我们在电话里千叮咛万嘱咐，路上慢一点，可他还是开得很快，即使已经见不到最后一面。回家后，他什么话也没说，跪在灵堂前失声痛哭，眼前只有黑白照片；祖祖夜里十点多去世，我正在公司里加班改剧本。接到消息后，我慌乱地请了假，慌乱地出了门，手机也快没电了，又慌乱地找起车，慌乱地联系家里人。清晨五点才赶回去，在灵堂前磕完头，看到杂物间里祖祖杂乱的遗物，一把鲜翠欲滴的竹弓，静静躺在灰里；刘老师的葬礼，赶回去的学生不多。我和发小喝了很多酒。我把写过的所有东西打印出来，写上刘老师的名字，在废弃的操场烧掉，耳边只有空空的风声。

我们总是差一点。

我不知道，明明此刻的眼神里，是否也有这些。

菜一道道端来。葬礼开始了。

主持宴席的先生拍拍话筒，感谢来宾，宣布开席。所有人都忙碌起来，烧火，装盘，上菜，倒茶，动筷。明明还是在屋檐下，一动不动地愣着，像个局外人。我已经想好，还是不去打招呼为好。此时此刻，有关故土、有关她已经逃离的一切的，也许都不该出现——这些都会让她变得更脆弱。我看到她眼眶已经泛红。侧过头，不敢再看。

故乡的葬礼，总是有种轻盈的气质。没有追忆往事的悼词，没有渲染气氛的悲怆音乐，也没有悲痛的眼泪。有的只是四方桌，流水席，安静的人们，柴火噼哩叭啦地燃烧。老人挨着老人，青年挨着青年，温和的声音，讲有关逝者的共同记忆，讲各自平淡如水、默默无闻的日子。平静往往多过悲伤，笑声往往多过平静，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唯一的高潮，是主人家的挨桌问候。大家都笑着，声音大起来，有了聚会的热闹，客人们也会起身回敬，一个普通人的一生，就这样顺着一杯杯酒，被咽下，被掩埋，再慢慢被遗忘。

十年前，爷爷离开时，我并不懂这是为什么。但现在我已经能明白：离开的人，好不容易才走完这趟苦旅，到最后一步，就不应该再累，应该轻轻松松、体体面面地迈过去。而沉重的那部分，已经被亲人默默承受过，并在这种默默里，开始迎接各自的衰老。

同桌的老人讲起明明的家事。

其实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情节。普通人的故事，无非是身体健不健康，赚钱的能力够不够托底，日子过得平不平静。这片土地上的命运，也无非两种，过得好，离开这里，过得不好，继续努力，有朝一日离开这里。明明家，算是顺利的。她父亲搞了一辈子建筑，只会默默做事，放不开自己，临终前几年，忽然开了窍，找路子做起了建材生意。一家人的日子，也从五菱变奥迪，乡下自建房变主城电梯房。唯一的遗憾，是那两年，家里老人陆续去世，他们再也没有回头路。

但现在又多了一个遗憾。我隐隐的感觉没错，明明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明明不在成都，在上海。高中毕业后，她没再读书，和家里大吵一架，独自去了上海。也就是在我一边上课一边四处工作的那几年，明明也闯进了精彩又危险的新世界。没人知道她做什么。起初，母亲还在悄悄给她转账，后来她已经会给他们寄回很多东西。但她一直没回四川。当年为什么离开，也许是这个家庭的隐秘，总之再回来，是因为父亲的病。那时她已经是如今的样子了。用桌上老人的话讲，妖艳，不人不鬼。我猜那时候她心里或许怀着希望，以为能和解，跟父亲，跟自己。但并没能做到。相处了几天，父亲仍然让她滚。母亲哭着找亲戚劝和，但无济于事。于是明明再一次离开。最后一次见面，是秋天，父亲病重。明明赶回成都，但只待了几天，因为工作，又回到上海，从此与父亲永别。

葬礼前天夜里，明明才赶回来。上海到成都，成都到蓬安，蓬安到风镇。一趟飞机，一趟火车，一趟巴士，一刻没停。在路上时，她在想些什么呢？

也许她会想，不应该固执。也许她会想，为什么会活成这样。也许她会想，有些东西，从此彻底消失了。也许她会想，父亲是个自私的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有个问题，在回家的路上，她一定想过：为什么人和人的缘分会这样脆弱。

为什么总是补不上差的那一点。

我不再听。低头吃菜。

今年十月，我从公司辞职，回来过好几次。奶奶和外公外婆今年老得明显，我爸妈变化也很大，例如在做一些重大决定前，他们开始问我的意见，甚至让我决定。我常常为此难过。我总在想，差的那一点的什么呢？我以为是陪伴，是平时的电话，是每一次的珍重再见。但似乎都不对——因为这些太容易做到了。这次回家，我好像终于看到了答案。

有一天，奶奶让我陪她去镇上染黑发。她笑着说，快过年了，人要收拾得年轻一些。等待中，我看着镜子里那张苍老又开心的脸，忽然很难过。我开始想，如果人真的各有各的命运，那终点是不是已经固定了？从前，我们和他们一直朝同一个方向前行，区别无非是他们走在前面，我们一直看着背影而已。这很踏实。可如果真有那个固定的终点，现在他们是不是已经远远看见？然后他们悄悄转过身，将最后的视线，放在我们身上，就像曾经目送我们离家一样。于是，我们前进一步，他们便后退一步。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向离散。

可我们实在太年轻，外面的生活实在太精彩，我们心里还有好多爱，好多欲望，即使他们已经转过身，我们还是看不见。有句话说，人和人的缘分是可以用见面的次数计算的。每年春节，回家见一面，你进一步，他们退一步，要是运气好，也许还能见上三四十面。掰着手指头仔细数数，一辈子好快。几十步走完，就到了告别的时刻，然后，我们再转过身。我们的进和他们的退，这中间那道天裂一般的巨大鸿沟，无论多么努力，也难以弥补。

多么残酷。可也许这才是差的那一点点。

雨停了。

主人家开始敬酒。席间的气氛终于热闹起来。大家不再谈论别人家事，声音大起来，谈论的，也变成了生活里那些热气腾腾的事情。

然后我听见哭声。

在众人的注视里，明明哭着喊，爸爸。

我看见阳光洒满大地，片片荒地里衰草褪去，庄稼重新生长，远处废弃的旧屋升起缕缕炊烟，几个孩子在院里笑着奔跑。大巴车驶来了。女孩背着行李，站在家门前，脸上挂着干净的笑，向几道影子用力挥挥手，迎着远方吹来的风，转身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