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闲在家，我窝在沙发上看抗日剧，电视声开得巨大，枪炮声穿过客厅一直飘到正在厨房忙活的妻子耳朵里。她送了句话回来，但半路被电视剧的声音埋伏阻截，一点没传到我耳朵里。我再次清晰地听见她说那句话时，她已经站在了我的面前，用身子挡住了正演到最酣畅淋漓的画面。
我抬头问：“你说啥？”其实我已经听见了。“我说”，她拾起茶几上的遥控器降低音量，“你快看看我微信转给你的那个视频。”我有些不耐烦说：“你先挪开，我一会儿就看。”她挪开身子，一屁股坐到我身边来，身前披着围裙，着急晃我说：“你快先看看，可吓人了。”我拗不过，找来陷进沙发缝里的手机，刷开微信。
视频内容是一个人从一幢高楼的阳台往外溜出一根绳索，紧接着那人不知为何顺着绳索开始往下爬，可惜那人臂力不足，没几下便从半空中摔了下去，自由落体。画面最后抖动着，拍视频的人发出了一声尖叫。
我好奇问：“这是哪儿的事？”妻子指指客厅北面说：“就在迎宾北路的那个阳光小区。”我问：“啥时候发生的？”她说：“就上午那会儿，听说因为有病例，整个小区突然间就封了，每家每户不让出门，小区里不少人不满，正闹着呢，这人应该是反应过激，想翻阳台爬下来，结果摔死了。”我摇摇头叹气：“现在世道乱嘛，什么人都有，当然，网上的事情也不一定都是真的，别放心上。”她嘀咕几句，对我的敷衍表示不满。“人家这不担心嘛，谁知道哪一天就把咱们小区封了，毕竟离得这么近，病毒这东西，风一吹就到了。”她说。
我听见了，没放在心上，她已经走开，继续回到厨房干活。电视剧正演到最精彩的战争场面，许多人被炮火轰炸倒地，被子弹射杀击穿，我总是对着这些画面研究，要是我上了战场，我该找个什么样的位置躲起来才能不被伤及分毫。
夜里，妻子躺下不久，总翻来覆去，凑过来对我说：“那个视频太吓人了，我脑子里总想到它怎么办啊？”我说：“这有什么吓人的，你别自己脑补。”她说：“那都看见了怎么忘得了，朋友圈里都在转，你说那人也不想想，十几层楼顺着绳子就往下爬，多危险啊，想想就可怕。”我说：“大概三十米高，那得是消防员的身体素质才行，我在电视上看过这种训练，普通人不行。”她不开心：“你咋还一本正经分析。”我劝她别想了，换换脑子睡觉吧。她一把卷过被子，转过身不理我。我也躺下，脑子却继续着刚刚开始的想法，莫名其妙停不住。
我在思索，一个普通人怎么能利用绳索从十几层高的地方安全地爬下来呢。我总结了三点，首先臂力要足，绳索要够长，其次要学会在中途歇息，借助各种构筑物缓口气，最重要的是得有一个技巧，比如说绳子每隔一米打上一个结，用于增大摩擦力。想到这些的时候，妻子还未入睡，背对我小声嘟囔了句：“你说那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语气含糊，也不知是不是说给我听的，我没在意，又想了想，觉得自己总结到位，便心满意足地睡下。
第二天，妻子一早就开始抱怨说：“都过去一天了，朋友圈里怎么还有人转发这个视频啊。”我翻了翻，发现自己的朋友圈里确实也有人在转。“看着吧”，我对她说，“不消两天，大家都会忘了这事，互联网时代就这样，来得快去得也快。”她点点头：“那倒是，这世上一天天发生这么多事，前段时间安倍晋三还遇刺呢，现在也没人提了。”说完，她打开自己的豆浆机，开始制作早餐。喝豆浆是我们多年来的习惯。
我想了想她说的话，突然为不明所以失去的生命感到可惜。我说：“你这话触动了我，我刚刚想，这两天大家都转发那个视频，但可能都不是真的在意，也许他们明天就忘了，随便换个人都这样，对吧”，我看着她说，“假如死掉的是我，也是一样。”
她停下来白我一眼：“说什么疯话呢！”但我瞬间觉得自己的话很有哲理，很想和她继续探讨下去，于是我追着她说：“总之现在人和人之间太冷漠了，我们或许也和他们一样，都不是真的关心谁死了，而且现在意外频发，人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死掉了，你说是吧？”
她说：“你闭嘴吧！”
我更加来劲说：“你看现在全球局势动荡得很，有俄乌局势，中美关系，还有台湾形势，病毒疫情，社会犯罪，搞不好哪一天我们就死掉了呢，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对吧。”她不耐烦了，说：“把你的嘴巴闭上，吃饭！”
她倒了两杯豆浆，面前是面包机刚烤出来热乎的三明治，可是我的脑子却停不下来，我马上想到，要是哪一天我因为其中的某件事情死掉，那以后还会不会有人记起我呢？我嚼着面包，喝着豆浆，脑子里开始飘过一长串我此生有幸结识的人的姓名，但是我不确定，这份名单中或许存在假象。
我对妻子说出了困惑，她没好气地瞪我：“要不你挨个打电话问问？”我听出不对劲，只好中断这些奇怪的想法，岔开话题道：“今天豆浆挺香的，换了新鲜豆子？”她再次给我续上半杯，嚼着面包道：“记得咱楼下那个独居的老太太不，知道咱们喜欢喝豆浆，前两天特意送上来的。”我哦一声，半杯豆浆入肚，心思又游荡出去。
到底有多少人会记起我呢？
一直到上班日，我还在思索这个让人上瘾的问题。周一上午，公司里几位同事间简单交流了一下上周末发生的坠楼事件，你一句我一句，确认相互知晓后，这件事情便过去了，仿佛完成接头使命后瞬间作废的暗号。我坐在工位，心绪不宁，琢磨着怎么给几个多年老友发信息，先是老张，这两年身边最常联系的人。
我说：“老张啊，问你件事儿，你说万一哪天要是我不小心死了，你会记住我多久？”老张回：“说什么倒霉话呢，什么死不死的，兄弟你永远在我心里。”气势铿锵，仿佛他就在我面前，举着杯拍着胸脯跟我讲话。
再问大学多年的同窗老王，隔了半晌，对方回道：“怎么了，是工作不顺利还是生活不如意了，你可不要胡思乱想啊，现在这大环境，大家都不好过，都一样，挺一挺就过去了啊。”我说：“没啥，就是随便问问，我开心地工作着呢。”又隔了半晌，老王说：“那你吃饱了撑的问这干嘛？”我说：“就忽然想到，来打听打听。”这下回复很快，老王说：“无聊，不跟你说了哈，工作忙着呢。”
我有些扫兴，再想着问问这辈子最好的哥们，发小赵晓东。我们平时虽然联系少，但是感情深，他的答案准让我满意。我说：“晓东，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说万一哪天我走了，你还能记得我不？”他没有立即回我。后来我等了一个上午，也没见他发来一句话，我想也许是他忙忘了。高中毕业后他就去服装厂上班，后来自己独立出来，创业办厂，如今手底下百十号人，经常顾不得回消息，也是情有可原。我想了想，便不再问下去了。
有时候工作就是这样，一天不知道干了什么浑浑噩噩地就过去了。尤其最近一段时间因为疫情肆虐，新闻处处戳人痛点，是个人心里就有几分焦躁。下班前，我没等到赵晓东回我，倒是妻子发消息让我去药店再买些酒精和口罩。听说今天下午附近又有几个小区被封控了，闹得整个小城人心惶惶。还未到下班点，公司里不知为何就早已冷清，许多人一声不响地裹紧了身子悄悄溜走。
我于是骑了车，先去了药店，问有没有酒精和口罩。店员说：“酒精还有，口罩今天下午一下子都卖完了。”我琢磨起来，突然感觉事态有些可怕，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出了这家店，我寻思再往别处看看。驱车七八里，走了两三家，都说没有口罩了。我越发心急，一路上都快骑到城乡结合部了，终于在一个偏僻狭小的卫生所里发现有货，只剩最后两包。
我对医师说：“两包我都要了，多少钱？”医师撇撇头：“五十。”我惊愕住：“这么贵？”医师说：“爱要不要吧，不要我自己还得囤着呢！”我有些忿忿不平，转过钱，收了口罩，忍不住往门口啐了一口。
骑车回去，我察觉到周边的世界正以某种不可知的形式悄悄变得紧张、混乱，大街上人群逐渐稀少，飘荡着一种诡异的气氛。我不由得也紧了紧身子，拧足了油门，匆匆往家赶。
回来后在楼道里，我遇见了那个独自居住在我们楼下的老人。我拎着两大包口罩正要上楼，刚好碰见她转身出门。她冲着我笑，亲切说：“下班回来了？”我点点头，也问：“要出门去？”她看了看我手里的东西说：“听说疫情又严重了，我也打算去备些口罩回来。”“是啊”，我说，“是得备一些了。”挥了挥手，便匆匆上楼。用钥匙开门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似乎我应该好意告诉老人一声，如今许多药店的口罩都已经卖光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找我们要一些。毕竟她以前总给我们送些东西。但是我听见她的脚步已经渐渐远去。我朝楼梯间梯井的缝隙望去，已经看不见她的身影了。
 
妻子说：“听说没，最近那些被封控的小区又闹得很凶。”
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得知城市中潜藏的疫情远比我们想象的危险，病例的数量与日俱增。妻子说：“我们已经向公司申请线上办公了，估计不久就会通过，你要不也问一下你们公司吧？”我觉得她说得对，便找几个同事一起商量着怎么向公司提议。“世界比我们想的还要动荡啊”，我对她说，“疫情反复了这么久还未好转，俄乌冲突还在继续，中美关系持续紧张，说不好病毒和战争哪一个就降临到我们头上……”妻子埋怨说：“你又开始了，总讲些疯话。”我便噤声不语，默默思考。
妻子说：“听说被封控的小区，一封就是一个月，有些甚至没有病例，就因为离得近，也得被管控。”我说：“搞不明白。”她继续说：“里面的人也不让下楼，就憋在房里，生活物资也不够，要有个急事，根本没人理会，我算是知道为什么有人翻阳台也要往外跑了。”我说：“可能吧。”她说：“我们得多准备一些东西才行，多买些菜放冰箱里备用，再多买一些生活用品和药品，以防万一；或者我们也可以考虑回乡下去，但这些东西也都是必需的。”“有道理”，我对她说，“你说得对。”
妻子在关键时刻向来要比我聪明，我只会杞人忧天式地烦恼，而她已经在脑子里开始布局了。我按照她的计划，陆续在两天里将买来的东西塞满了冰箱，医药箱以及厨房。我对即将到来的灾难并不畏惧，因为我知道它们不定什么时候便会到来，但我又一直在担心着什么，我说不清楚。我不知道怎么又忽然想到赵晓东还没有回我的消息。
几天后，妻子获准在家办公，我还在等待公司的消息。与此同时，有风声传来说，小区封控的范围要扩大。学校应声停课，孩子转而整天在电脑前对着屏幕听讲。隔壁小区昨天夜里还好好的，一早起来看时，小区门口被几道铁栅栏围住，几个白色的人影在门口巡逻。妻子见了这场景，整日失魂落魄，净在房间里踱步。
那天下午，她终于停住不安的步子，下定决心告诉我说：“我们回乡下去吧。”她说：“乡下比城里好，管控没有那么严格，相对还很自由，线上办公的话，也不耽误工作。”我说：“我还没有收到具体通知呢。”她着急道：“管不了那么多了，都是迟早的事，你不能提前请个假嘛。”我想了想说：“要不今天你先开车带孩子下去吧，我等等消息，明天就算没有消息我也请假回来。”她点点头同意，于是趁着黄昏将近，她驱车带着我们的孩子直奔几十公里开外的乡下，我独自留守在家。
那晚静悄悄的，入睡前我还看了部电影，比以往大多数时候睡得都早。次日一早，我如往常般出门，还未走出大楼，便见几个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围在楼栋入口逡巡。他们冲里头喊道：“都回去吧，小区管控了，大家先回去吧，等我们消息。”几个邻居愤愤地上前骂了几句，被他们赶了回来。我有些手足无措，不敢上前，堵在门厅又不知往哪走，手上还拎着公文包。随后我花去几秒想明白了，封控就是这么一回事，一夜之间，当突然有人告诉你不能离开自己家门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我一边悻悻地往回走，一边给妻子发消息。“小区封了”，我说，“事情就是这么巧，幸亏你们前一天赶回去了。”
灾难也许要降临，我想。不过所幸家里已有不少囤积的食物，即使一个月不出门也不会轻易饿死。公司发来消息，说可以居家办公。妻子说：“那你好好照顾自己，做饭的话记得，一个人只要量一杯米就够，冷冻层里有肉食，做的话要提前化好，蔬菜要洗干净些。”我说：“我都知道的。”
事情并没有多可怕，但几天之后，我突然觉得孤独，在房间里踱步都只有自己的回响。妻子说：“要记得多通风，勤打扫，不要整天窝在沙发上，要多运动。”我说：“我知道了。”
渐渐地，我又因为据有大把的时间而空虚，开始胡思乱想。妻子问：“医药箱你知道在哪吗，就在电视柜底下，有感冒发烧的迹象的话记得及时吃药，千万不能拖着。”“好了，我知道了”，我说，与此同时我已经实在忍不住向她问道，“万一，我是说万一，如果我哪一天就死掉了，你会不会记得我？”她怔住了一会儿，随即我听见她开始变得愤怒。“你在说什么啊”，她生气地说，“我要不记得你谁还会记得你！”我瞬间意识到我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对啊，她不记得我谁还会记得我啊，这并不是我的忧虑，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在家憋了几天后，我想下楼走走。我透过窗户看见外面阳光明媚，树木自由生长，小区里各种动物也都开始活跃。我下楼去，但门口的白衣服拦住了我。我说：“就出去散个步。”“不行”，他说，“大家都不让出来。”我朝外面看了一眼，天气真好，阳光下一切都发着光，满眼的蓝色，几乎看不见一点云。我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愤怒，我看不见那几个人的脸，但是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他们像一串白色的符号，不为所动。外面的一切太好了，我愈发感到气愤，胸口憋得难受，要不是他们人多势众，我也许早就冲了出去。
气冲冲地回房后，我坐在窗前往外看着，一切距离我这么近，一伸手仿佛就碰到了。我忽然想起许多天前试图从阳台逃走却不幸丧命的人，一腔怒火从胸口直烧到颅顶。我打开电脑，上网，翻出前几天的那个帖子，在早已沉寂的评论区里气愤地写：冷漠！不近人情！简直是一群禽兽啊！写完之后，又顺手转发出去。
一会儿后，妻子突然发来信息。“发生什么了？”她问。“什么？”我说。她截图给我，说：“就这视频，你刚转发的，什么意思？”我回她四个字：义愤填膺。她不解问：“之前也没见你这反应啊，没发生什么事吧。”“没事”，我说，“别担心。”忽然间也琢磨出来自己奇怪，对啊，前几日我还不这样呢。我想不太明白。
因为不能下楼，我开始每天在楼梯间上下散步。多锻炼身体总没有坏处，我想。有几次我碰见几位陌生的邻居，他们同样在楼梯间往返跑，一开始口罩拉到下巴，见到我又捂了回去，我们总擦身而过，但不打招呼。后来我每天能碰见三四个人，但都不认识，说不上话，我开始疑惑，整栋楼里我究竟认识谁。我想了想，那几天便总会溜达到楼下老太太家的门口，我想可能某一次就正好撞见她出门，可以打个招呼，说上几句话。妻子以前总教育我，楼下的老太太对咱们挺好，你碰见了记得跟人打个招呼，她认得你的。要在之前我可没这习惯。
但那几日我从未见老太太家里有任何人出来，我回想起前几日她正要下楼买东西时碰见她的场景。她个子不高，大概七十多岁，一张脸堆满皱纹和笑，手提着个白色塑料袋，另一手轻轻扶着墙壁。我记不清她是从哪一扇门出来的，也许我找错了地方。
我问妻子：“你确定楼下老太太是住在308吗？”妻子说：“那当然啊，我进去过。”我说：“这几天我总往三楼溜达，也没见着老太太出门啊。”妻子说：“兴许是时间点不对，你换个时间试试，老人的作息不一样。”“好！”我说。再看了眼门牌号，没错，确实是308。要不敲个门，我想，但是说什么呢，又有什么好说的呢，兴许人家这个时候在休息。想着，我走开了，一步一步晃荡在楼梯上。我突然想朝着窗外大喊一声，但实际上发出的声音很小，声音回荡在垂直的楼梯间内，似乎没有传出去，几个白衣服的人也没有听见这动静。我伫立了一会儿，也没有等到同样的声响从大楼的别处传来，只好扫兴地回家去了。
 
房间里变得十分冷清，我有点不适应，于是打开电视，持续放着抗日剧。就那样放着，无论我去做饭还是工作，它的声音总会渗透到屋内的每一个角落。我翻了翻手机消息，赵晓东还没有回我，为什么呢，我想，不应该啊。我突然很想找他聊几句，告诉他我正因为疫情被控制呢，但是我得等他先回我，要不然我怎么说呢？我们以往虽然许久不联系，但见面总感觉往昔岁月又回来了，几杯下肚，掏心窝子的话一股脑就出来了，我不明白是他出了问题还是我出了问题。
忍不住，我又给老张发了消息，我说：“老张啊，最近怎么样，我们小区被封了。”老张说：“妈的，啥时候的事啊？”我说：“两星期前，你没看新闻吗。”老张说：“最近忙，没注意。”我说：“难受着呢。”老张说：“心情咱理解，但保重身体最重要，等你出来，咱们好好吃一顿。”“好。”我说。没再继续。不知为啥，我最近很想找人说话，却又感觉说不了几句。
一个人在屋里子呆久了，就容易出问题，即使每天出门跑一个小时楼梯也一样。某一天我瘫倒在床，突然间又想到，如果我就这么死掉，也没有人会立刻发现的吧。妻子已经回到乡下，一面砖墙之外，没有人会注意到的。我想着，突然间想到楼下的老太太。身为邻居，我似乎有责任下楼去问候一声，许多天没见她出来了，万一没准，她就像我这样子躺在床上死掉了呢。我心里一阵发毛，感觉她就在我正下方不远处这么躺着，以同样的姿势，仅隔着一层楼板，紧闭双眼，已无呼吸。万一她真的出事了呢，我想，就算没有死，但是如果需要帮助呢，我应该有责任去看看她。
琢磨着，我起身穿好衣服，一口气跑到楼下，站在三楼她的门前，我又望了一眼门牌号，深吸口气，便开始敲门，咚咚咚，很轻。咚咚咚，又三声，依旧很轻，没有回应。咚咚咚——有人吗？我说，不知不觉声音小了下来。我是在干什么？声音在楼道回响并穿过我时，我突然想，我何必要多此一举呢，万一她好端端地开门出来我要说些什么？犹豫着，我仿佛已经听见了脚步，不知从哪传来，天花板上或地面以下。我仿佛做贼心虚，蹑手蹑脚地从楼梯间逃走。一个中年男子牵着一个孩子正从楼梯上蹦跶下来，他拽着孩子的手，孩子双脚悬空，越级而下。我贴着墙壁，转过身，孩子戴着口罩看我，笑声从眼睛里传来，我躲了过去，匆匆跑上了楼。
我回想起最初见到老太太的情形。我打开门，她就站在我面前，矮我一头，发丝灰白有些黯淡，手里捧着一张瓷碟，几块桂花糕摞成规矩的九宫格状，香味朦胧。
见到是我，她有些惊讶，但仍笑着：“你好，408是吧？”我说：“对。”一脸不解地看她。“我做了点桂花糕，给你们送些过来。”她说着，将瓷碟推到我面前。“啊不用了。”我说。有些不知所措。我从未见过她，很难接受这来历不明的好意。“谢谢您，真不用”，我说，“多谢你的好意了。”老人在门口有些困窘，失落爬上嘴边，欲言又止。
走道传来妻子的声音。“谁啊？”她说。“一个老太太。”我说。“噢噢噢”，她在客厅里叫了一声，趿拉着拖鞋，啪哒啪哒走出来道，“你先等一下，是咱楼下那个奶奶。”我回过头看老人，她又笑着，问我道：“你是她老公？”嗯，我点点头。妻子从屋里出来，跟老人亲切打过招呼，看着那一碟桂花糕兴奋道：“这么多啊，麻烦您了，还亲自跑上来一趟。”老人笑呵呵说：“没事，就当是活动腿脚了，这口味偏淡，你看看喜欢不？”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仿佛我是多余。事后我问妻子怎么和楼下老太太认识的，她一边嚼着桂花糕，一边得意道：“就前几天在楼下碰见她，帮她搬了趟米，进了她家，然后她给我尝了块点心，我当时夸了句好吃，她就记住了。”“那老太太像是一个人住”，她说，“也没个伴儿，看着挺孤单的。”后来一段时日我才发现原来我经常碰见她，只不过一直没在意。我脑中一直有个身影，盘桓在小区门卫附近，隔着窗户和保安闲聊，如今终于对应上了。有好几次我再遇见她，心里想着打个招呼吧，没走两步身子便转了过去。妻子屡次责问：“你为什么见面都不跟人问好？”我愣一下，马上知其所指，但自己也说不清楚。
回到房间后，我给妻子发了条信息，我问：“楼下那个老太太是不是被家里接走了？”好半天，她回道：“这我怎么知道，我也没见她家孩子来过，你怎么突然这么上心？”“没啥，有些好奇”，我说，“总碰不见她出门。”转而我开始陷入沉思，我想起来之后她还来过我们家两次，头一次送来了她在自家阳台种的一些生姜蒜苗，后一次送来了那些新鲜的豆子。妻子说得对，老太太人挺好的，今早我还喝着她家豆子磨成的豆浆，比任何一家早餐店的现磨豆浆都可口。
我开始逐渐觉得自己可恶，可恶那番见人匆匆绕道的模样，可恶那说两句话便含糊其辞的习惯，继而我开始陷入自责，想起最后一次见她。说不准那天她没能买到口罩，悻悻而归，身体如同心情般一蹶不振，假若她真的一不小心死去了，这也许是构成死因的一部分。想到这些，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第二天醒来，我铆定心思，吃过早饭便来到楼下。敲门前，我对自己说，希望一个头发灰白笑眯眯的老人迎面开门出来。咚咚咚，我敲得很大声。咚咚咚，我敲得手指关节清晰作痛。咚咚咚——有人吗？我几乎开始用拳头捶门了，与此同时扯开了嗓子大喊。
空荡荡的走道回响着敲门声和我的喊叫，从一扇门跑到另一扇门，最后回到我的耳边，并没有带来任何讯息。我把耳朵贴上门扇，屏息凝神地听着，房间里似乎没有一丝声响。心脏不安地加剧跳动起来，甚至撞向了门扇。
我继续敲了几下，唤了几声，对门开了，一个年轻男人从门缝里露出半个脑袋，抛出一句话：“吵什么吵，找谁？”我说：“找你们对门的老太太。”年轻男人说：“找人就找人，小点声。”哦，我点点头。门哐啷地关上。我没再敲门。兴许老人太耳背了没听见，我安慰自己，哪有人那么轻易死掉，下午再来试试吧。
下午，我更换了策略，维持一个力度敲门，仿佛一个打点计时器。好半晌，没有回应，我注意到我的手已经开始发抖，喘息已不均匀，渐渐地几乎叫不出声来。还是对门开了，我应声停住，看见半个脑袋。“给老子小点声！”那半个脑袋说，用一只眼睛瞪了我一下。未及我反应过来，门又一下子关上。不会出事的，我安慰自己道，前几天还好好的人，怎么就可能突然死掉呢，就算是疫情这么严重，中美关系这么紧张，俄乌冲突这么激烈，也都还和一个老太太的生死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兴许第二天再来就有人开门了。
我扶着墙壁，像个老人一样走回了屋子。
后两日，事情同样离奇，我在这边敲门，总是对门有人出来，我为此挨了不少的骂。我逐渐寝食难安，失眠多日，豆浆都喝不下去了，枪战片听起来像一场无声电影。我一定要去楼下的房间里看一眼，我想，我有这个责任。站在阳台上，我探出大半个身子，看见楼下的阳台窗户间隐隐约约露出的一道缝隙。两片光亮间，如罪恶般模糊的缝隙。
那天下午，我脑海中的计划已经基本成型。我从杂物间取来几段麻绳，再找来一些破旧的床单，我将它们打结系牢，结成一条十余米长的绳索。每隔一米左右，再打上一个结，方便抓取。将这些做好后，我将绳索一端系在阳台的窗间墙上，另一端则从阳台外甩开，绳子如响尾蛇般贴着墙壁溜走，垂落下去。
在屋内逗留的十分钟里，我抽了根烟，想起来那个视频。我定定神，告诉自己，没事的，你不是他，但你不这样做，相当于你就害死了另一个他。我深吸口气，提起劲，趴下做了几十个俯卧撑，热了热身，才准备真正动手。
这个决定我没有跟妻子提起，也没有跟任何人提起，当然更没有和老太太提起，它只与我有关。我看了一眼手机，妻子没有发来消息，其他人此时也销声匿迹，我发给赵晓东的消息记录被埋藏在一系列无用的对话框深处。
下午四点五十分，我开始从阳台往下攀爬，在阳台外感受到双脚临空的那一刹那，我突然间又不禁想到，如果此刻我就这样摔下去死掉，会有多少人记得我呢？当然这个答案我永远不得而知，此时亦不重要，我要做的，只是一点点往下爬。
事情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粗粝的麻绳很快勒得我掌心灼热，还没往下挪动两三个结点，我就已经感觉手心在火辣辣地刺痛，仿佛早已经揭开一层皮。爬到三层的时候，我停在了半空，或者说悬吊在了半空。透过阳台的玻璃窗，我想看清屋里是否有人活动，于是试图贴近窗户，将身子在半空中摆开。每距离三层的阳台更近一次，我都会冲着那一道窗户间的缝隙大喊，有人在吗？
屋子里面没有开灯，也看不见有人活动，虽然只是下午，客厅里却是灰蒙蒙的一片。有人在吗？我又问了一次。那时我已经发现自己的全身都在发抖，两只手臂已经疼痛到麻木了，仿佛干死的树枝，随时都会断裂。
我停下来，滞留在半空，费劲地往玻璃窗内看着。屋子里阴森森的，我的视线掠过餐厅的棕色桌椅和地面，扫过厨房发黄的瓷砖和案台，停在最远处，是隐隐约约绣着各色花纹的沙发，铺着桌布的茶几，以及模糊的地面。
地面上似乎有什么东西！
我忽然警觉起来，那东西皱成一团，轮廓并不清晰，隐隐约约像一个人倒下的身影。我咬着牙，从未想过原来仅靠一根绳索支撑自己竟是如此艰难的事。还是翻进去吧，我想，我盯着那团阴影，心里始终布满恐惧。它既像一具蜷缩的身体，披头散发，又像是一根倒地的拖把，凌乱不堪。我睁大眼，眯着眼，无论怎样，都无法确定那是身体还是拖把。我几乎想大声乞求着它让我看清。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我从未想过我如此脆弱，如此体力不支，当我伸手去够那窗户间的缝隙，我发现右手如枯枝折断般失去生命力，整个身体拖着我的意识往下坠落。
我想起来视频里那人坠落时并未发出尖叫来，原来我也没有，在空中坠落许多人根本无法呼喊。那一刻我想象我就是视频中死去的人，追问究竟会有多少人在我死后想起我——但是我也忽然想到，我不过从三楼摔落下来而已，这个高度，很有可能根本不会死去，最多只是骨断筋折，更何况下面还是一片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