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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用一个确切的形容词去描述那样一场突来的雨，太阳雨，一整个刺透盖住天际线的那块鱼鳞形状的乌云，糖葫芦一样的落日结结实实地把我和圆圆罩住。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再也没见过那样有恃无恐的一场雨，它的有恃无恐更多是来自彼时我们都处在一个不爱打伞的年纪。生命里很长时间我也没再见过圆圆这样的人，她自我陈述道，欺骗与被欺骗并不是人与人之间唯一的表达式，并且形容雨是天人合一的一种交际，是飘在天空的无数灵魂坠落在沉甸甸肉体上的一个瞬间。在那样一个闷不作声的时间点，无论是她这么一个会把双肩包正挎在胸口上的人，还是她嘴里那些有意无意地超越了十七八岁的认知、并且带上了一些王阳明心学色彩的言论，无一例外都让我觉得着迷。那一天我觉得雨水都他妈快要把固若金汤的成都城给冲得决堤了。

大卡车的四个轮胎淌过水面、并且激起了卷卷浪花的时候，圆圆无意识地蹦出来一个特文艺的词眼，惊鸿。她嘀咕的声音埋在了雨声里，抬起头笃定地重复了一遍，翩若，惊鸿。时间在搅动着气流的水流里，被具象成一个完全可视化的概念，我试图用唯一的卫衣盖住圆圆露出来半截的脑门，落日里斜射成无数像素点的路灯、十字路口站满了人的7-11便利店、偶尔被不同方向的风零散成不规律菱形的雨、以及比起漫无目的还要来得更无目的的一对青年男女，那场面其实并不浪漫，因为我在大雨里摊成一块千层饼的肚皮并不足够撑起像文艺片里的那些浪漫的构想。我突然开口问圆圆一个问题。我说，如果我有一天死掉了她会怎么办？她说，不会的，她一定会死在我的前面。我说，这玩意就是一个假设。

她把脑门子上的黑色帽檐分了我一块，云淡风轻地说还能怎么办，当然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甚满意，但无可否认这是一个有个性的答案，就像是例行公事一样的一次次逼问里，她给了我一个abc以外全新的d的选项，所以我喜欢它。我又问，人死了之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觉。她说，就跟没生下来是一个感觉。又一辆卡车淌过，唰的一声变成了洒水车，有一男一女在马路牙子的一块遮雨棚下接吻，背后的车水马龙像是电影里刻意定格的宝贵一帧，圆圆突然把书包从身前翻到了身后，我问她怎么样了，她说，她一直觉得在雨天把包护在怀里，就可以不用淋湿那些被她从教室带到病房的高考模拟卷，但其实在这么大的雨下面她甚至都护不住自己。

那是二零一四年临近高三的一个夏天，圆圆确诊中度抑郁症后的整半年，也是她在那栋粉笔盒样式的住院楼开始自学后的整半年，因此从实质上来说，我们之间并不完全拥有像那场雷雨一样的正当性。我们的思想就像她手腕上那道露天的伤疤一样在雷雨里溃烂——很多年后圆圆告诉我，那时候的我们根本就没那么多故作高深的思想，就好像那一年她或躺在洁白的病床上、或走在浑浊的泥泞里说出的那些不合时宜的话一样，所有的东西不过就像青春期大家惯用的p图软件上的一层滤镜一样，是我们自恋地加给自己的一层伪装。

说这话的那时候，她手里的女士香烟就像雨后的芭蕉叶在露水里上下地颤动，我第一次戒烟也是因为圆圆，她说她不喜欢那种类似于汽车尾气的味道。

2

生命里的每一个时间段里，似乎总有一些重大的命题以如此严肃的姿态，就这么坚不可摧地杵在我们的眼前，例如八年前的香水，例如八年后鲜红色的一张结婚证。它显得如此重大，同时又重大得秘而不宣。圆圆说把长在悬崖边上那种墨绿色的花叶子给碾碎了，装在半开口的密封容器里，经过发酵还是些什么的化学反应小七天，最后再注水进去，就能够形成一种小时候经常在老家的山坡上闻到的类似的味道。

圆圆的老家在比青城山还高的那片山上，山以外更多的山，一个无限靠近于川北的地方，据她形容最显性的外部特征是成片成片的人力三轮车，顶棚上五颜六色的广告标语好像能把成吨重的大雾给塞满。头顶上的电线杆，头顶下的三轮车，像布朗运动一样永远在失序着的往北飞的鸟，乌漆麻黑的颜色在回忆里反而更显牢靠。端午节，学校给我放了三天的假，医院给圆圆放了半天的假，我俩先是在一家叫做作“心软”的咖啡厅以一种事务繁忙的姿态，无所事事地耗完了其中三分之一的时间。心软，沙发硬，裹着红布的扶手透露出典型的小布尔乔亚情调，钢琴曲的转调三分钟之内从C到D，最后停在F。圆圆手脚并用地向我描述县城里那条贯穿始终的山路，最终又一次提到自己想要去摘下那朵花的期冀。

空调机出风口正对着她冒出了一小片青春痘的额头，很多时候我觉得夏天的残酷比起纯粹的热其实更多是来自闷，矢志不渝地带给人一种喘不过气的生理体验。后来钢琴开始弹《茉莉花》，跟整体的暖色调搭配起来显得特不着调的一首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圆圆翻身从双肩包里掏出了被撕掉标签页、一小瓶一小瓶的氟西汀，胶囊从喉咙管咽下去，她特别云淡风清地告诉我三件事：

一是，正规的咖啡制作流程应该是把生咖啡豆放进一个烘焙器里，烤成熟豆子之后再磨成咖啡粉，这地方不一样，是直接将熟过的咖啡豆放进咖啡机里，在本质上跟外面两块钱一条的速溶咖啡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二是，她在手机上找到了一个叫做“灯塔”还是什么的微信群聊，是挂了vpn在外网上发现的，群聊里全是像她一样每天都要依靠着氟西汀日渐式微的药性来过日子的人，每个人在人群里隐藏病情的方式都特有新意，把药放进外套的夹层或者是维生素的药罐里什么的。网络世界很像是她们这种人命定的遮羞布，也像是一面五颜六色的演出画幕，奇形怪状的头像和网名争相出场，说话的方式、谈论的话题其实都跟正常人差不了太多，区别就是有的人聊着聊着就不见了——我插了一句嘴，病好了，还是真的不见了，她面无波澜地回答，都有，好了的会退群，不见了的就不会，只是沉默，这方面还挺接近现实的，大家伙离开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三是，她非得在今天去摘下那朵花。被锁在一尘不染的病房，全神贯注地盯着模拟卷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字眼的时候，她其实心里面全在想着那朵碾碎了就能闻到童年味道的三色花，实质上比起什么回忆、或者是寻根这一类的矫情说辞，她只是觉得出去看看这件事对她来说格外重要。

句号坠地的那一瞬间，香水啪的一声在钢琴曲留下的纹路中炸开了花，香奈儿，茉莉香，圆圆的家庭条件比我好很多，老早前就举家从那座充溢着香水味道的小县城搬到了成都这座大都市。因此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她究竟在抑郁和焦虑些什么，所谓这样那样的情绪在我看来就只是她枯燥的高中生活里为自己找到的别样的点缀，当然那时候我也一直觉得心理上的疾病本来就是富人的专属，这事就跟香水一样，香水也是富人的专属。当我有意无意地以一种略显委婉的腔调，向她阐释心声的时候，她竟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这样一种偏激看法的认同。

圆圆说，大家都有权利对某一件事情作出一个定性，哪怕它是片面、肤浅，甚至是虚伪的定性，就跟语文考试里的阅读理解谁也没办法做到满分一样，将心比心原本就是一个伪命题——我们俩在很小的年纪就试图以理性的相处方式用作彼此的对接，这也算是在按图索骥的成长道路上所达成的一种片面、肤浅，以及虚伪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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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圆的梨花头碎发自带着一种凌乱的美感，逼仄的出租车空间内没开冷气，侧面的窗被她豁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口子，于是风开始吹着我们，从校服的领口到校服的袖口，一直到睁不开眼睛。圆圆的锁骨上也贴了一朵紫色的花，纹身贴，时间从发隙里淌过，在花瓣有序的指引下向四面八方蔓延。

趟过二环路的一段乱石嶙峋的地铁施工路口时，整辆车带动着车上的三个人唰的一声向上跃迁，我特别不合时宜地开了一句黄腔：车震，时间在和我们车震。圆圆半眯着眼睛看我，把另一只蝴蝶形状的文身贴整个拍在我的手背上。

4

14年末，圆圆不在的那段时间我一个人看了很多的书，本来在学校里就没什么朋友，说不上孤独，只觉得日子枯燥，对社交没什么兴趣，对学习也没什么兴趣，两种没兴趣就像是同频率的波一样叠加在一起，最终就捏合成了当时那样一种无所事事的生活状态。那已经是智能手机方兴未艾的一个年头，但我每天仍然用一个巴掌大的诺基亚老人和圆圆联系，聊一些无关于波长或者是频率的问题：我喜欢的每一款nba球星新出的签名鞋，她中意的带着卡通图案的玩偶和音乐盒，世界地图上特神秘的一个叫好望角的地方，有时候也聊书，村上春树笔下那股颓唐的腔调之类的。病情稳定一些的时候圆圆再也没想过自杀了，归校前一个月她托我去天府广场旁边的新华文轩买一本叫做《且听风吟》的日本小说，接着坐七站公交车送到医院像棺材盖形状的八楼住院部，出电梯口刚好撞见她西装笔挺的父亲一边捂着手机的传声筒，一边跟套在松松垮垮的红绿色棉袄里的老婆吵架，净身高一米七的秘书站在过道的尽头卖力地笑，我也冲着她笑。绕过三个人搭起的戏台子走到病房，唯一的一束栀子花插在透明瓶口和水果篮子的夹缝中间，同一款香水的味道洒在阳光穿过窗帘白纱面所构成的丁达尔效应里，接着反射到一尘不染的住院服上。

圆圆的脸上没太多血色，不知道那是出于直面于夕阳的客观参照，亦或是针对于抑郁症的主观臆想，嘴唇干燥得有些轻微发裂，我把书皮子整个立起在床头柜的墙面上，她问我要不要喝水。我说她爸和她妈在过道里吵架的事情。她放开手里的“三年高考，五年模拟”，说那些事跟她没关系。我指着参考答案上密密麻麻的七彩圆圈，说哦，也对，现在就这事跟你有关系。她说，也没有关系，但是下个月的这个时候她就可以回到学校了——不出意外的话（她尤其着重地在后面补充了一句），比起即将到来的那场决定终身的考试，她其实一直觉得能够再看到我们，那些熟悉的面孔们，是一件更值得操心的事情。

很多人的终身都不是由一场考试来决定的，这玩意在心理学上叫做公平世界谬误，每一次看着圆圆的时候，我总觉得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件事情，也承认这个世界并不像大多数人口中所说的那样公平。她的经济条件很好，在高一同学们都挤在十人间的老破小宿舍时就已经搬去了校外一千八一个月的两室一厅，原生家庭也不错，尽管父母亲之间存在着许多像彼时走廊上所发生的不和谐的缩影，但至少保留着一个完整的家庭，跟我这种从小和母亲长大的野孩子完全没法比，因此她大可以在不开心的时候就用刀片划破自己的手腕，向空气斩钉截铁地宣誓，高考并不重要，并且说服包括她自己在内的任何人。所以很多事情我根本就没办法怎么插嘴，只能顺势追问。我问她大概在下个月的什么时候回来，因为我们即将面临高中生涯的最后一次期末考了，她说得等到最后一次彻底性的复查，确保每项指标都恢复正常，并且前提是要不出意外——她再次重申了一遍这个。

很多年后当我们又一次谈起小时候略带有自虐性质的那些事情，圆圆告诉我，其实在出院的前一天晚上她出意外了，跟往常一样四肢软瘫，怎么也睡不着觉，浑身的汗，好容易把自己叫醒之后看着八楼的窗台不自主地就想跳下去，一直到突然之间的一阵冷风把她吹醒。我满脑子地后怕，问你怎么不把这事告诉医生呢？她说，她有一点怀念学校了，当时她唯一想到的事情就是这个。

高考前两百天，宣誓大会，粉红色书包融进了最亮的一抹朝阳，金属扣反光面上所迸发的那抹足以超越一切的光辉，在一刹那带上了一种严格指示词的性质。圆圆半弓着腰从长蛇阵尾向中心挺进，拉长的两根书包带就像是兔子垂在后脑勺上的耳朵，走到队伍的某一截时好巧不巧遇上两名男同学一言不合开始打架，人群齐刷刷地向后转身，队伍就像开了一道口的泄洪大坝猛从中间断开。于是所有的目光聚焦在舞台正中央的圆圆身上，倾斜角下最显眼的打光也聚在她的头上，隔着密密麻麻的脑袋我俩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升旗台上的麦克风时不时淌过一些不规则的电流，秃头的校长对着半人高的立麦呐喊，维持秩序的体育老师对着潮水般的人流呐喊，我也对着圆圆呐喊，喊着离事故现场远一些，免得被无辜伤及，她咧着嘴对我无厘头地笑，招手的姿态定格在微醺的晨光里，特别像美术课本上断了臂的阿佛洛狄忒女神。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联想到美术课本，当时乱糟糟的氛围给了我一种艺术透进了现实的即视感。

爱情真他妈美好，生命里的第一次，它让我们脱离了肉体的自私和粗鄙，从而无限接近于灵魂层面神性的设定。期末考试为时两天，首日是语文和数学，次日理综和英语，严格遵循省高考的顺序。第一天早上我特意留下了自己在早餐里最中意的一整块红糖饼，装在保鲜的塑料薄膜里，夹在那个年龄似乎永远也停不下来的人潮中塞到圆圆的怀里，于是一整个上午的考试都倍感饥饿，加上自己身材偏瘦有些低血糖的毛病，到最后涂机读卡的右手都在微微颤抖。

二日黄昏，高中生涯最后一次等待放假，我和圆圆坐在篮球场的石梯上遥望着那些炽热的躯体在沥青面上奔跑，一颗篮球径直地越过场边上的铁丝网向我们而来，最后像复活节岛怪石一样软绵绵地耷拉在地面上。圆圆忽然扭过头来问我一个问题，问我能不能像才认识时候那样带着她一起逃课，用建筑工地里拾来的砖块在最矮的围墙下搭成向上的助力，接着她踩着我的后背一跃而上，像香港电影里谈到的那只没有脚的鸟一样一跃而上。

这实质上是一个特别没有实用性的建议，因为只需要熬过——或者说睡过，晚饭之后的最后一节晚自习，我们就能够迎来又一次漫长的寒假了，收益与风险显然不成正比。但最后我还是应允了圆圆，两人一前一后，圆圆的羽绒服在飞驰而上的过程里被坚硬的围墙划开了一道小口子，露出了其中密密麻麻的绒絮，随风飞在空气里的时候就像飞出了蒲公英。但她对此表现得毫不在意，傍晚时分我俩沿着宽敞的人行道路一直走，向着天府广场的方向，沿路全是晚高峰下班的白领男女，逃离天府广场的方向，因此看上去我们一直在逆行。我们一直走一直走，从百草园走到三味书屋，到成排的路灯被一股未知的操纵力纷纷点亮了。该死，我们甚至都没有像往常那样说太多的话，现在想这是多么无聊的一件事情。

5

那天晚上我们睡了，彼此都是第一次。在那个用环绕音响放着王菲《约定》的靡靡之音的招待所大厅，一大群埋住安全帽的建筑工人与我们擦肩而过，烟草和汗渍的味道洒了一地。我从自己的双肩包里掏出被尘封了很久的身份证，前台的大妈斜着眼睛不停地睥睨着我俩，正打算登记的时候圆圆突然从身后扯我的衣角，踮起脚窜到我耳边说，让我先跟她出去一趟。出门后繁星如水，王菲的歌声唱得我俩恍若隔世，我问她怎么回事，圆圆支支吾吾小半天说不出话，我又问了一遍——换了一种说法，发生什么了？她说，她有一丢丢紧张害怕，一是觉得俩人都太小了，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二是找不到夜不归宿的正当借口，怕父母那边给不了交代。

于是我俩就站在大马路边等车，等了大概十分钟。那还是一个没有网约车的年头，浅绿色的出租车一辆一辆地划过，最终无一例外地都扎进了商业广场下更加壮大的人流里。唯一的例外是一个嘴唇里叼着一根紫云烟的中年大叔，摇下车窗，烟雾啪地打在我俩的胸口上，用一种很难分辨出处的四川方言问我们要去哪，我报了圆圆家的地址，在大概十站公交车的地方。

司机晃着上半身正酝酿着坐地起价前刻意纠结的肢体语言，圆圆的脑袋忽然从我的肩膀后面窜了出来，对司机说，不走了，我们不走了。浅绿色扬长而去，一地的飞尘里我问圆圆为什么要这么说，她说自己不喜欢烟的味道。我说，行，那我们就去商业广场的电子扶梯下等，出租车都喜欢去那个地方。原地思辨之后她又说，不用了，她转念想了想，事实上她整天忙着把一串数字从银行卡导到另一张银行卡上的父母，也没有那么关心她平日里的动向。

我明白她话里的潜台词，说来吊诡，我之前从没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我就是明白，这可能是刻在每一个男人基因里的一项品质。我重返旧地，独自去吧台迎接大妈就像是拷问犯人的恶毒眼光，在住客登记表上签字，签自己捏造的一串电话号码，接着用生锈的一把钥匙打开走廊尽头的门，隔壁就住着一群通宵打扑克牌的工人。圆圆顺着我短信发给她的门牌号前来会和（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让她免去登记，这也是刻在男人基因里的宝贵品质），我们俩只是隔着校服抱在一起睡觉、没有打扑克牌，现在想是那时候的我太他妈喜欢她了，喜欢到心无杂念，隔壁的声音很吵，炸弹、飞机的呐喊声乐此不疲，我和圆圆几乎到那晚的后半夜才各自睡着。当她第一次鼓起勇气将自己的梨花短发全部摊开在我的嘎吱窝下的时候，我忽然想到自己在一本杂书上看到的有关于近代物理学上波粒二象性的理论。

我转过头去一本矫情地告诉圆圆，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串程序代码一样并不真实，自己就好像一个bug被安排在了一些不合时宜的场合里，说些不合时宜的话，做些不合时宜的事，干什么都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觉得一切都特不真实，但现在我忽然不这么想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她昂起脖子来，恰如其分地反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喜欢你的感觉太真实了，我觉得全世界所有的电脑天才加一块，都没有办法模拟出像现在的这样一种感觉。

这是一种男孩哄女孩最常见的话术，也可以说是套路，而无论什么时候套路或者是话术其实也都是失真的。圆圆的眼睛在“叫地主”的Bgm里折射着暗处仅存的一道微光，瞪到最大看了我小半分钟，忽然猛地把头别了过去，嘴里嘀嘀咕咕着三个大字，神经病。

6

我的家乡也在山的那边，那边的那边的那边，比圆圆心心念念的那朵山花更加遥远的位置。15年高考结束后的那个夏天，我从昭觉寺车站登上了那趟为时七个小时的返乡大巴，四个轮胎在不同城池所组成的莫比乌斯环里向着那个永恒未知的方向颠簸，窗外的天光忽明忽暗，云朵就像从口里吹出的泡泡糖一样在某个临界点炸开。山之后是更多的山，但更多的山后面是一片平原，绿茫茫见不到底的一整块平原，时有在工业化社会里难得保持着原生态面目的蒲公英地从我的视线里插过，大巴车停留在中石化标志最亮眼的一抹空白下，自动门打开的一瞬间，整个夏天积攒的全部汗味化成虚影向天际线散去。

我拿出自己生命里的第一款智能手机对着身后的蒲公英地拍照，接着通过手机QQ发送给远在不知道多少公里以外的海南岛度假的圆圆。那时候她也已经把那台承载着我们成千上万条通讯来往的诺基亚8250换成了那一年新出的苹果8还是苹果7，昵称和状态的右边还有一行专属的在线标志，看上去特别有面。

我拍下了一支生长得最为对称的蒲公英给圆圆看，她回给了我整整九张、一组旅行照，据她说得用小锤子才能砸开一个洞的椰子、类似Gta里成片成片的棕榈树、她穿着游泳衣面对着大海的一抹背影，以及十分罕见地搂着父母的一张家庭合影。圆圆问我，填志愿的事情有没有考虑过。我打字回答说，自己发挥得有些失常，还没能沉下心去想这些事情。她说，她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俩人最好还是填报在同一座城市。我问，你有没有什么中意的城市。她说，西安和广州。我又问，为什么？身后大巴车的高音喇叭响，司机将头从十八度的冷气探到了三十二度的骄阳里，对着我站着的那片蒲公英地怒骂，操你妈，还上不上车了。

回到车厢的最后一排，整个夏天全部的汗味又一次顺着空调的出风口积攒而来，前座的叔叔有一定程度上的狐臭，身旁的阿姨不自觉地抿嘴，把屁股向着过道挪动了几公分。手机震动，圆圆的头像并没有如愿跳动，只是一则被拆成了三块的社会新闻，因此她自始至终也没有告诉我自己对于这两座城市的偏爱究竟是源于什么。半天之后抵达了小镇几十年如一日的汽车站，那时候我的父母已经正式向我宣布了离异的决定，我的妈妈也搬到了更加繁华的市区里，因此这趟所谓的寻根之旅，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不完整的。

我的父亲，一位多年酗酒且有着一些情绪缺陷的中年男人站在马路对岸等我，最熟悉的陌生人，见面后的寒暄甚至带上了一点客套的性质，开口问的第一句话是你今晚吃了没？我当然没吃，颠簸的路途不允许我有饱腹的闲心，恰巧他也没吃，于是我俩将小学时候常去的那家快餐店定为我们的第一站。说是快餐，但上菜很慢，小县城里的商人都比较良心，卤肥肠塞满了铁饭盒格间的缝隙。期间不停地有一些叔叔阿姨跟我爸搭话，递过来一根或细或粗的烟，叫他X哥，那是他很多年前混社会时的名字。

我爸用筷子熟练地将两截连在一起的肥肠分开，生涩地扮演出一个自己不擅长的慈父形象，把当中更大的那一块挑在我的碗里。我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落日余晖朝着平房的死角里下沉，就像那些琐碎的回忆不可逆转。他先是问我还记不记得自己小时候最喜欢吃隔壁的臊子面，那里已经被改造成了电影院；又感慨万千地指着路旁的一棵大树说，初中我去到了市里读书，每个周末坐大巴车回家的时候他总在那地方等我，一转眼我就成了一个比他还高的大小伙；最后将话题顺势带到了我妈妈的身上，问我妈现在一个人在市里干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哦，回来之后还没来得及去见她一面，电话里也没聊过这些话题。

他把别人递过来的最粗的那一根烟从耳廓后拖拉到嘴唇里，咔嚓一声，香烟点燃，自顾自地说，也不知道她一个女人，在外面能干些什么。

那个假期的一大半时间都是这么过去的，没落小镇没什么娱乐设施，吃饭睡觉，用自己的酷派手机每天和圆圆发很多消息，看着她从海南到东北，衣物由薄到厚，旅行照辐射了大半个中国，去了电影院几次，但童年时候的小伙伴都去了别的地方，一个人又觉涩涩，渐渐就丧失了兴趣。离开小镇的前三天，我的幺爸（方言，代指年纪最小的叔夫）年轻时候因为一些事进去了几年，那时候恰好从外地打工回来，我们仨回了一趟小时候住的老宅子，那地方好像一直都没怎么变过，高高的墙，厚厚的泥，还有一群小朋友乐此不疲地跳着皮筋，玩一些“你是怪兽、我是奥特曼”之类的角色扮演游戏，经过一个道路的分叉口时，幺爸突然把头转了回来，特别深沉，特别有文艺范地对我说了一句话。他叹了一口气，悲伤地告诉我，还是小时候好啊，他到现在这个年龄还一直在怀念自己小的时候。

我不知道那一瞬间我心里面在想些什么，特别矛盾，因为无论是我在外打工的幺爸，还是我酗酒家暴的父亲，在世俗的眼光里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loser，但每一次当他们用力地搂住我，或者是片刻深情地对我吐出一些图文不符的台词的时候，我仍觉得自己依然、且永远会无法自拔地深爱着他们。过去的喜和悲太他妈深刻了，小时候的我总觉得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是好人，长大了又觉得他们是坏人，但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面对我做错过什么，是我的道德准则变了，而这东西可能对他们并不公平。出了小巷子，我当下有一些想要落泪的感觉，拿出手机给圆圆特矫情地发了一则人生感悟，我说，我看到了一群小孩就像是我小时候那样热衷于角色扮演，现在我觉得成长也是一场扮演，人生就是华丽的cosplay，只是看演的人是别人还是自己罢了。圆圆回我，那你觉得自己现在正扮演着谁？我说，我谁也不是，我找不到自己了。她说，哈哈。

她觉得那时候的我在装深沉、开玩笑，但其实我是认真的，在人生重大的分岔路口上，我的人格养成就好像我还没有填报志愿的未来一样充满模糊。不久之后我就离开了我的家乡，圆圆也从哈尔滨飞回四川忙着志愿的事情，总之我想说的是，我的家乡找不到那样一种圆圆说的，塞进瓶子里能产生奇异味道的鲜花，但我的家乡却是一片平原，很大很大的一片平原，尽管仍然是被大山严丝合缝地包围了起来。

离开的那天我把头探出大巴车窗，父亲在身后对着我卓有深意地挥手，我的身前是被距离缩小了不知道多少倍的密集山脉，于是我从一个隧道流窜到另一个隧道——身为土生土长的四川人，我早就有了旅途里一半时间都将自己放进黑暗中的觉悟。

7

2015年的高考，圆圆考得很好，如果不是那些心理问题的干扰一定还能发挥得更好（她是我生平见到过的唯一一位堪称应试教育方面的天才）。而我就比较平常了，二本以上重本未满的一个成绩，志愿结果出来得也很凑巧，我去了广州的一所工科院校念动力工程，她去了西安的综合院校念农业经济管理。东经114和1040，拿到入学通知书那天我对着一张明确描摹出地势起伏的中国地图不停地看，用红笔勾勒出南辕北辙的最短距离，企图用比例尺换算出属于两座城市之间的长度。

但最后我没有记下那个原本应该被我记下的四位数字，反而记住了西安和广州的经纬度，在一些谁也说不清的机缘巧合之下，我俩的命运就在圆圆所一直中意的两座城市与间隔了不知道多少公里的纵深下第一次迎来了重大分野。

从天府机场率先离开的那天，圆圆正是在此起彼伏的飞机轰鸣声里拍着我的肩膀留下了一句特矫情的话，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当时我想她是背错了《当》这首歌的歌词，现在我知道她准确地背出了《上邪》这首古诗的诗句。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乌有。”这歌在某种程度上极度契合一个人在对流层以上俯瞰大地的心境，广州的天气不太友好，飞机轮子一落地就感受到一股生命无法承受之湿气。生态方面也比较野蛮，在我刚上大学那段时间，广州特有的脚趾头那么大且能具备一定飞行能力的蟑螂一直是我久久无法融入当地生活的一个关键点，尤其是在我看到一则科学报道写到“如果你在家里看见一只活的蟑螂，那么按照概率论的角度来说，你的家里至少有八百只蟑螂”以后。

万幸室友都对我很好，上课帮我点到、军训帮我请假都是常有的事，举起拖鞋跟墙面上横冲直撞的黑蟑螂对峙时的姿态也很潇洒，大家其乐融融，从大一到大二，天亮时候无所事事，天暗下来夜夜笙歌，一直都相处得比较融洽。而圆圆在这方面就比较吃亏了，从小就娇生惯养的没什么集体生活经验，加上平心而论地说，女孩在生活的各个维度上明显比男孩要来得更加计较，三天两头就闹不愉快，接着借每天互通微信电话的固定时间大吐苦水——是的，成年后的我们已经随波逐流地弃用了QQ，那玩意花里胡哨的界面看起来一点都不成熟。记得大一开学第一堂英语课老师给我们放一部经典的爱情电影，《泰坦尼克号》，我心永恒的Bgm响起的时候，我走出教室，背靠着铝合金栏杆背后的一米阳光，我给圆圆打电话，叮叮当当的等待音足足响了小二十秒。

圆圆的语气一贯慵懒，尤其在第一个“喂”字的时候，每次都像是没睡醒一样。她对有别于我一贯打过去的那个时间感到很讶异，说，今天怎么想到大半天的给她打电话呢？我说，英语课中途出来上厕所，广州的太阳很大，我在成都从来没见过的那样一种不留情面的太阳，打在球鞋的反光标志上金光闪闪的，突然我想到了她从医院回来的那天，高考宣誓大会，那两哥们儿一言不合就倒在地上扭打起来，最后一个人考上了985，一个人考上了211，说明天才都是不太需要情商这回事的，也不需要像我们一样严格地遵守各方面的死板规则。

圆圆说，你这么想其实是错的，考985、211跟打架有啥关系呢，不遵守规则也跟这事没关系，那俩人当时消停点说不定现在都已经在北大清华了呢，因果上没有必然联系的两件事情。

我说，嘿嘿，这么说也有道理，其实我想说的是，当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两个人身上，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就只有你一个人。所以我每一次看到这么大太阳的时候，首先就会想到当时的场景。

她说，切，你就是平时想我太少了，每次一到这个时候就报复性想我了。我问，那你呢？她反问，我什么？我说，报复性过吗。她说，我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人，不喜欢采取这种报复性行为。我接连又抛出两个在逻辑上没有联系的问题，西安的天气好吗，她在干什么。圆圆字里行间表现出一肚子的委屈，刹那的踊跃实质上也略微带上了一丢丢报复的性质，说别提了，从开学到现在就没看到过太阳，一直在下雨，听本地同学说前十八年从来没见过这种天气，跟到了江南一样。我提醒说，江南也不是每天都下雨的，全中国降雨量最高的城市在台湾的火烧寮，那地方也不是天天下雨。她解释说，人也就是这么一说，就是这种天气也得每天插秧，当时填志愿的时候其实就想学金融，所以才学了这么个名字里带经济管理的专业，没想到第一天就让我们带雨靴去上课，当时还想这是怕我们淋雨、体现出了大学的人性化管理，没想到是去学校后面露天的试验田插秧，说要提高本届农学生吃苦的精神和实操的觉悟……

我在电话这头笑得无法自持，插了一句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在教室，你在田里；我这里出太阳，你那里在下雨——按地圆说的科学法则来说，这世界上当然不存在有这样一个矫情哄哄的最远距离，因此也都是庸人自扰的说辞，相比于无法通过物理手段所弥合的距离问题，其实是心让我们每一个人空前牢靠地锁在了一起。

8

金钱无法治愈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孤独，但它至少能够让我们孤独得相对精致。细数我们成年后的每一次分化，无论是出于各自社交圈子上的进一步隔开、面对一些网络热门议题时的不同立场、那时候我们总是不合时宜所谈到的对于将来生活的期许和规划、甚至于我们用以联络彼此的通讯工具：圆圆手上一款又一款全新的苹果手机，以及我始终以抱残守缺的心态紧抓着不放的那台七百块的酷派——列到的、没列到的种种，在实质上最终都能够归结到钱这个字。

我他妈在那段时间太自卑了，从一个所有人都尝试着用蓝白色校服遮住阶级差异的年龄段，猛地窜到一切都被五彩商标和大logo所泾渭分明地隔断的时间点，接着像洪水一样将既定的观念重塑。成人的世界是很参差的，一种有序的无序状态是他暗流涌动的表层以下的内里，就像一年前我从来就不觉得一双加了层金粉的耐克鞋有多重要，但一年后我很快就意识到了，我记得圆圆成年后的第一个生日，2016年4月8号，我在本地室友的带领下去到了号称是广州市最大的一家耐克专卖店，北京路的中心位置，粤语里面球鞋的发音类似于波鞋，所以店铺的名字也叫做这个。

室友伸出手指在一成排的五颜六色中熟练游走，把鞋底翻了个面对我说，这双的名字是什么什么，那一双的名字是什么什么，采用了英文名叫做zoom还是啥的气垫技术，网上看到姓王的男明星和姓杨的女明星都上脚了，在贩子市场上炒到了原价三倍的价格，巴拉巴拉的。他一直在说，我一直在听，音乐声也一直在响，那是张国荣的一首粤语歌——实质上我直到毕业都不太能听清楚每一首粤语歌里的歌词，因此更多是觉得吵闹。

我当然没有办法承担这样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四位数价格，我知道圆圆内心里特别渴望一双叫做“糖果鸳鸯”的女款篮球鞋，知道的原因是很早以前她就在朋友圈发过这个。但那几乎是持平我整个月生活费的一串数字，因此最后只能以云淡风轻且故作镇定的腔调告诉我的室友，我女朋友不喜欢这些东西；室友说，哪有女孩子不喜欢这些东西；我斩钉截铁地说，我了解她，她是真不喜欢这些东西。

我最后送给圆圆的生日礼物是一个扭半圈能连带着播放整首《卡农》的水晶音乐盒，她妈妈送给她一整套浅绿色包装的国外大牌护肤品，她爸爸送给了她一只比三倍鞋价还要高出不知道多少倍价格的单肩挎包，三者之间由表及里的各项比对顺带着也在特写放大的照片合集里彰显得彻底。我坐绿皮火车向着西北方向出发，打算要以一种突然出现的形态给圆圆一个迟来的惊喜——在此之前我一共去了西安五次，二十四个小时的绿皮子火车，九个小时的白皮子高铁，经济不宽裕的时候就坐火车，经济宽裕的时候就坐高铁，没有坐过飞机，因为在疫情前机票还没有大幅度降价的情况下，我宽裕的经济其实也没显得有那么宽裕——所以那趟旅程总共花费了我二十四个小时，抵达西安已是10号的下午三点，满打满算距离圆圆生日已经过去了两天的时间。下了火车我一身的臭汗，去车站旁的钟点房洗了个澡，坐地铁直杀未央区和长安区的交界，那是圆圆学校所在的地方。

我甚至有板有眼地在校门口的花店买了一束被扎成整团的多头泡泡，我不认识花的种类，操着陕西方言的老板手脚并用地向我介绍每一个花种的花语，玫瑰象征爱情，康乃馨象征纯洁，百合象征高贵。我指着被塞进一个箱子最不显眼的角落处，甚至有些蔫巴的那串多头泡泡问，这玩意象征什么。老板说，什么都不象征。我说，帮我剪掉叶子里面冒出来的那串树枝，再用红丝带帮我扎起来。他说，那不叫树枝，花哪有树枝，花是长在地上的。

什么都不象征，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这才代表着爱情。

我没找到圆圆，电话提示信号丢失，微信消息没回，宿舍的大门也严丝合缝地闭上着。我在一所陌生城市的陌生校园无所事事地消耗了小半天的时候，红丝带中看不中用的后遗症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凸显，多肉泡泡的根部不停地沿着我的手肘往下滴水，我一直在给圆圆打电话，从最开始的五分钟一次，到后来的十分钟一次，再到半小时一次，但电话那头一直提示不在服务区。于是百无聊赖地逛完了整所校园，西安的校园普遍建得很大，我从教学楼走到宿舍楼，再走到足球场，把逐渐脱水变得干巴巴的手捧花放在胸口上，接着整个人平躺在绿荫操场，一直到太阳落山。校道上路灯点亮，一栋钟楼形状的实验楼开始敲钟，陆陆续续有夜跑的人沿着足球场狭小的入口涌进来。

流失了所有水分的一朵花很明显已经不再具有惊喜的性质了，虽然说礼轻情意重，但那是最理想化的一种情况，干掉的多肉泡泡代表不了什么情意。我把花扔进了垃圾桶里，给圆圆打了最后一通电话，接着又一次按照原路线返回宿舍楼。慎思园十号一楼十二号，我记得这个数字，宿舍楼下的便利店里有不少人进进出出，我站在十二号房间阳台后正对着的一丛灌木林里向内视奸。灌木林很低，地势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高度差，于是我全程只能垫着脚尖。

最终我还是没能看见圆圆，但我看到了她顶着爆炸头在阳台上练健美操的室友，第三次来西安的时候我们仨吃过一顿便饭，所以我也记得她。近视眼的室友再三确认我的身份，用两根指头将眼睛夹成一个眯眯眼，最后特别不可思议地问我，怎么一声招呼不打就来了？我开门见山，圆圆呢？

她说，这事你应该去问圆圆。

我说，马虎了，想着生日来给她一个惊喜，结果电话一直打不通，不在服务区。

她说，怎么会，整个西安都在服务区。

我说，就是不在服务区。

她说，可能是你手机有问题，你等着，我去试试。

说完从瑜伽垫上翩翩坠地，顺手抄起了洗手台上的框架眼镜，戴鼻梁骨上，通话音量外放。果然，在漫长的几近一整秒的空白期后，话筒里传来了熟悉的滴滴的声音，电话接通，圆圆那边的声音很吵，有人说话的声音，也有人唱歌的声音，圆圆言简意赅地问，干啥呢？我急忙冲着室友做了一个“嘘”的手势，她捂住话筒问我，怎么了？我压低声音，惊喜。

室友拉长了嗓门问，你在哪呢，这么晚了还不回来。

圆圆的声音透过一个男人“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歌声，也拉长了嗓子说，在哪哪哪，唱歌呢。

9

十八岁是一个将崭新的矛盾冲突集中暴露出来的特殊节点，可耻的成熟与衰老的病症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了极强有力的后遗症反应，并且恬不知耻地把这玩意冠以“成长”之名。我们都变了，很多事情逐渐开始朝着一个我完全无法掌控的方向而自然演化，就像圆圆曾经是一个特别矜持的姑娘，白嫩嫩的皮肤，松垮垮的衣服，淡黄色的发夹几年如一日地扎在一个特定的角度，而到那时候她已经开始学电视上的韩国明星一样画着细化到鱼尾纹上的全妆，穿长度在胯间的超短裙，身上时不时就能嗅到一股欲盖弥彰的、女士香烟的味道。

圆圆和那个男同学从ktv里走出来拦出租车的时候嘴里也正叼着一只烟，二手烟在星星点点的霓虹招牌下扩散，我蓦然回想到我俩第一次上床的那个下午也曾经以同样一种心照不宣的姿态在马路边上上演拦车的戏码——出租车真是个好东西，它在牢固的交易纽带下始终维持着一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表达式，并且像莫比乌斯环一样错过与遇见的死循环里，我们永远地断绝了骨子里的悲伤。

我俩四目相对，圆圆眨了四下眼睛，干巴巴的眼球显而易见地向右偏移某个角度，我眨了六下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她显然在一位不速之客过于“不速”的介入中愣住了，眼睛里曾经忧郁的美感荡然无存，只剩下把眼睛撑到一点五倍大的棕色美瞳。大概就这么对视了小半分钟，我们同时行动了起来，我朝她走过去，她踮着脚对着身旁的男生说话，男生扭头上了打开车窗窥探了很久的绿色出租车，接着我们俩在马路对岸的一棵梧桐树下碰面。

又是沉默，沉默是小孩热恋时的鹊桥，也是大人再别的康桥。我实在是不知道自己能说些什么，因此最后是圆圆率先开口，你知道人在面对不那么惊喜的惊喜时还要硬拗出惊喜的神态，其实是很难的，所以她当时浑身上下实质上都透露着别扭。圆圆说，她做梦都没想到过我有一天会像童话故事里的白马王子一样，唰得一声就出现在她的眼前。我说，其实在4月8号就应该来的，买礼物耽搁了。她说，礼物已经收到了，她最喜欢的就是那个音乐盒——当然，这是一句善意的谎言。我说，本来还买了一朵花，多肉泡泡，但等的时间太久，最后蔫巴了。她说，那么破费干嘛，我不喜欢花，你一直都是知道的。我问，不喜欢吗？她说，嗯啊，我们可以先开好酒店再慢慢聊，就上次那家。

发了疯地做爱，因为某些疑惑所以分外用力，圆圆越长越长的头发在二十八楼酒店、正对着鼓楼的窗台凌乱得不成形状，身子整个都染上了一片潮红。洗完澡后圆圆对着一面能发光的镜子吹头发，我站在窗边一个人看了老长一会，转过头来建议俩人一起出去走走，她起先对这个突来的提议表现出排斥的心理，说自己唱了一整天的歌已经很累了。我说，我决定明天就走，在此之前想要去回民街买点当地的特产给我室友带回去。

于是坐电梯下来，这是西安市中心的一整栋以各种民宿品牌组合起来的著名写字楼，特点就是人员混乱，建筑楼层高，并且住得越高价格越高。二十八楼的“海洋之心”一晚上收费两百，我不太想要总在这段回忆里谈及这些毫无意义的数字，但它确实是我绷紧了面子、从裤袋里勉强挤出来的一笔消费。

从钟楼到回民街的最深处大概只用走十五分钟，买东西这事就像是谈恋爱，构想的时候对一切都饱含着积极而浪漫的理想，但每逢临门一脚的那一刻就会想到很多现实层面的东西了，比如方不方便带上火车啊、在淘宝上买会不会更便宜啊、等等等等。因此最后我还是决定食言了，只是走形式般地买了两根不合时宜的草莓冰淇淋。

并且最尴尬的是在结账的时候手机还出了毛病，破手机用了好多年，解锁系统时不时就出现问题。我站在柜台前不停地拍打背面的电池壳，身后的长龙队伍怨声载道，身前的收银员高垣睥睨：实在弄不好就给现金。最终圆圆颇有默契地穿过人群、掏出手机减缓了我的尴尬，走出便利店的时候她用力地把冰棒嗦进嘴里，问我从广州到西安要多久。我说，我坐高铁，九个小时。

10

圆圆有左边脸深陷进去的一个小酒窝，有每天睡前准时给我发“梦里见”三个字的习惯，我睡觉的时候特别不喜欢被套接触到颈部的勒脖感，而她必须用被子把自己的脖子整个盖住，一点也不露出来，并且称之为一种安全感。总的来说，她拥有满足我曾经幻想当中的一切。十八岁那次疑似出轨的事件也并没有让我们分手（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她对这段感情的忠诚），我们真正分手是在二十一岁的那一年，在学院的安排下我去东莞与广州交界处的一个偏远工厂实习，偏远甚至都不足以形容那地方荒蛮的程度，成片成片的香樟树里除了滚动着的流水线以外几乎看不见任何的人，包吃住，吃在食堂，住在四个人一间的职工宿舍，一个月三千块钱的实习工资，我的工作内容是在一个火炉子一样的车间内时刻关注着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参数，不出错则已，出错就是损失高达几百万的安全事故。从早晨八点半开机，到晚上八点半收工，整个人一直处在一种亚健康的备战状态。

因此在心情上也很难得控制自己的焦虑，那段时间连手机都不怎么看，每天唯一觉得轻松的时间点就是在晚饭后站在室外遮阳棚下跟来自五湖四海的工友们一起抽烟，听他们说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貌似和谐融入，实则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代沟，后来就顺理成章地在这样一个各自为营的环境里把自己封闭了起来。那段时间我和圆圆的联系越来越少，从一开始的一天两百条消息，逐渐缩短到一百条，五十条，甚至到最后就只有寥寥的“早安”、“晚安”几个字。后来就开始吵架，分别是什么原因不太记得了，大概也都是生活小事上的一些疏忽与仪式感问题。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些互联网厂家为了推动消费而推出来的什么女神节，3月8号，也是我即将离开这片死气沉沉的土地的半个月以前。前一天刚好有领导来工厂考察安全问题，围着几个车间来回跑、累死累活了一整天的时间，回到宿舍倒头就睡，第二天醒过来就看到圆圆深夜打来的十多条未接来电。反拨回去，无人接听，一直到中午吃饭的时间才听见她一以贯之的愤怒腔调，开门见山地问我，昨天是什么日子。我反问，是什么日子？她说，是她的节日。我说，节日快乐。她依旧是那套老生常谈的理论，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会记住每一个有意义的节日。我说，这玩意就是消费主义推出来的一个消费陷阱，是唬你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女学生的。她说，别拿性别说事，忘了就是忘了。我又说，这几天真的太忙了，吃饭都没什么空当。她哼了一声说，这是理由吗，朋友圈里我闺蜜的男朋友，哪个不比你忙。我说，这是幸存者理论，你只是恰好看到了记住的人而已。她说，你永远有一大堆借口，你扪心自问，放在五年前……不，就放在一年前，你也一定不会拿这些理由来糊弄我。

可能是真的把自己给气住了，圆圆说最后一句话的语气猛然抬高八度，一个男人不爱你之后，就连呼吸都能成为糊弄的理由。说完“啪”的一声挂断电话，发来俩立体的黑色大字，“分手”。

攻击或者是被攻击，说话时候总是都带着刺，刺都是出于一时的激情，不能说明什么。我俩在那几天中断了所有的联系，是真的没有任何联系，我没找过她，她没来找我，空下来的时间用于思考和反思——一方面反思对方，一方面也反思自己。平心而论，我还是爱着圆圆的，尽管俩人在一起的时间太久这份爱更多开始向“亲情”的定义上转移，但无可否认那也是一种爱的表达式。

只是每个人所处的阶段和处境不太一样，例如圆圆在大三实习的时候就大可以打电话打给自己有权有势的父亲，三分钟之后就找到一个皮包公司在实习证明上盖上一个鲜红色的章印，而我就不行，只能为了毕业资格上稀松平常的两点学分把自己像条死狗一样放进非人哉的工厂里，这玩意是完全没办法通过“爱情”这样一个轻飘飘的词眼去加以感同身受的。

厂房里的四人间和学校有着相似布局，站阳台上看太阳上升的速度是半小时二十公分，回广州的那天我掏出了半个月的工资给萍水相逢的室友买了一瓶白酒，接着走路去八公里以外的汽车站，乘上了返回番禺区的大巴车。春天的广东日照强度已经很大，再见室友时我们四个人分别都晒成了菲律宾的猴子，在食堂吃了一顿仪式感十足的重逢晚宴，各自诉说几个月以来的光怪陆离，室友说，别提他妈的空调厂有多抠了，自己就造空调的，车间竟然不开空调，你看我这，这这这，都他妈被烤得脱层皮了。我说，你也得考虑到安全规范的问题，所有操作车间都需要保持在某个恒温的。他说，那我不管，反正这专业谁爱读谁读，我非得给自己规划出一条新的道路。我说，各有优劣，说不定等你换了其他的专业，反而还怀念起现在这时候呢。

我发现我这人思考问题总是比别人显得更加悲观，在大家普遍畅想着每一种未知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那些美好期许时，我就已经无数次在心里面提醒自己，其实生活原本就是笔直向下的。吃完饭后室友去喝酒，我一个人坐在八楼的天台上正对着中心湖抽烟，隔壁食堂看似发生了一场时长保持在两分钟之内的火灾，很快被闻讯而来的师生控制了下来，于是我在三十米的高度上与一堆奄奄一息的火苗隔岸相望。

印象中我的手机很久没有像这样不讲礼貌地突来震动，足有作文那么长的一段字，圆圆在其中围绕着自己分手的决议，细数我们两人在这段感情里的每一处过失——注意，当过失的主体延伸到她本人身上的时候，这代表这确实是她在一个足够理性的状态下作出的决定。作文的最后圆圆卒章显志，引用了一句不知道又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毒鸡汤：人是自私到骨子里的一种生物，极少有人会把一碗汤冷下来的具体原因归罪到控制火候的自己身上。现在我想，她说出这句话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我回复了圆圆一句悬而未决的疑问，我被她嘴里那些不明出处的扭曲“真理”彻底激怒了，于是我第一次表现得这么不甘示弱：那你呢？你究竟是厨房里面控制火候的厨师？还是桌子前面一味地泼冷水的客人？但最终，我没来得及得到任何回复，因为她已经把我彻底地放入了黑名单里面，一躺就是剩下的一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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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室友最终没能如愿兑现自己转向另一门专业的承诺，他保研了，保到了那所火灾发生的985高校的同一专业。这意味着不出意外的话，他人生将会有七年的时间会在五公里的误差内度过，出了意外我想也不会超过八年——我们都是茫茫人海里的芸芸众生，没有那么多超越平均值以外的悲情戏码与跌宕起伏。

相比之下我大学收尾的方式反而戏剧化一些，我卯足了劲去迎接命运一尘不变的安排，最后却他妈因为一门专业课久考不过没能拿到学位证书，无奈之下只能转行，跨考回四川一所大学的中文系研究生，也算是兜兜转转、因祸得福。本科最后半年时间我的经济条件也好了一些，确切地说，是我继父手下的煤矿生意起色了一些（我妈的改嫁是另外一个故事，按下不表），加上已经顺利地通过了研究生的面试，在一两个月之间终于有闲心和闲钱出去走走，这当中就有西安。那是我第一次以灵肉分离的姿态将自己扔向三万英尺的高空，飞机途经一片紊乱的气流时，强大的耳鸣反应让我的面目抓成了一块整体。两小时的航程，我在西安呆了整三天的时间，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要更久，原先抱着自己非得怀念些什么的使命感，实质上落地后也还是以漫无目的、终日游荡的形式过完了这三天。

说走就走的旅行，对于十七岁的我们是一种反抗的浪漫，但对于二十二岁的我们，它就像被拉入黑名单的微信对话框里所弹出来的一个感叹号一样，填不满我们心里的那些疑问。最后半天时间，我几乎去到了我们共同走过的每一条绿荫小道，吃穷困潦倒的那段时间只是用来果腹的肉夹馍，站在二十八层的写字楼下向上瞭望。我甚至一度为了要不要鼓起勇气去圆圆的学校碰碰运气这一命题而纠结了很久，但最后自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原因也很简单，人一旦脱离了最底线性质的生存需求，相对来说就会想要表现得更加体面，而那时候的我觉得无由来地打扰一个人并不是一种足够体面的行为。

19年夏，我回到四川为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作准备。我再没有回去我亲生父亲与幺爸所在的那片广袤平原，我甚至都没有回到我母亲与继父所在的城市，而是在新学校正门前就近租了一套学生公寓。一室一卫一阳台，成都一年四季都是灰蒙蒙、很难得见到太阳的，我仍然保持着站在阳台上眺望某一座城池的习惯，尽管一直以同一个角度去看待这座城市并不是一种特别好的生理体验。在这样日复一日、看似重复而又充满了未知性的惊险旅途里，我时不时会想到2014年我和圆圆共同经历的那一场雨，以及我们奋不顾身地找寻那朵开在悬崖上的花，最终却被一场更大的雨拦在二三环交界的经历。三年后，在另一座城市二十八楼的窗台边上我们激烈地交合，圆圆气喘吁吁地紧抱着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力气紧抱着我，仿佛要把我的每一寸血肉都榨出来洒在陌生的土地上那样。

她说，那一天我们本该走另一条线路去找那朵花，但是我们都被吓傻了，司机也被吓傻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见过像那样一场惊心动魄的雨，仿佛世界末日了一样。

是的，当时的我们都他妈被吓傻了，出租车在足有膝盖那么高的积水里像条动力艇一样飞驰，司机眯着眼睛像《老人与海》里的主人公一样说些赞美自己技术的狠话，但我们其实都心知肚明，再往前开几十米，整个车子就会四轮离地地在水面上浮起来。

接着我和圆圆瘦骨嶙峋的躯体就会像童话里跃出浅水沟的金鱼一样，毫无保留地在积水的正中心炸开，炸出一朵最绚烂的花苞出来，接着被人碾碎在玻璃瓶里，密封不知道多少天，彻底通感成她的童年味道。

现在我想，她一直心心念念的回忆里的味道，实质上也只是她在百无聊赖的重复生活里为自己精心挑选的一根救命稻草；而那朵花就像她本人一样，同样也是我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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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后三个月，我收到了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一条短信。很简单的一个陈述句，看不出任何的用语习惯与情绪，但我还是一眼判断出电话那头的人是圆圆，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本来就超乎了正常的逻辑。

特别言简意赅的几个主谓宾句，甚至都找不出任何多余的修饰词：

爸爸去世了。我们都知道他和那个秘书的事。所以我其实一点也不伤心。但是心理学上说这其实是人对自己的一个保护机制，只是还没到伤心的时候而已。我只是在想人死了之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觉呢？他会永远地失去意识吗？抑或只是意识脱离了肉体呢？

我用手机的九宫格打了很长一段话，但最后从头到尾全部删掉了，我回复她说，就跟没生下来是一个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