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深夜，我听到火车长鸣的汽笛声。

我刚搬到新家，周围没有铁路。可是我听到汽笛声。这让我感到恍惚，以为自己听错，以为我听到的汽笛声是穿越时空的幻觉。

我知道不是幻觉，但我宁愿相信是幻觉，我不愿推论说我的新家不远的地方有铁路。我宁愿我听到的汽笛声来自第四个维度。

我是铁路边长大的孩子。

之一 童年

我家旁边的铁路叫做湘黔线。这条东西走向的铁路横穿中南大地的农村和城镇，丘陵和山区。我家就在铁路中间的一个小站旁边。

火车每个小时都要从铁路上轰隆驶过。有时候是火车，有时候是客车。让我着迷的是客车。

绿皮火车的每个车窗后面，都有不同的旅客。有男有女，有老人，有孩子。他们不像是住在地面上的人类。他们在高高在上的火车里旅行，来自我无法知道的远方，去往我从没去过的远方。

一年一度，父母带我回老家，我们要步行十五分钟到竹冲火车站去坐慢车回县城。我们沿着铁路走到车站去。

铁轨中间一格一格的木板走起来不舒服，两步太大，一步又太小。如果踩到木板间的卵石上，又会让脚下陷。但是最可怕的是脚下的铁路忽然开始颤抖。

离开铁路站到旁边的水泥路沿上是不够的。爸爸这时候必须把我抱起来，跳过铁路旁边的沟渠，到铁路两侧倒梯形地貌的斜坡上去躲避。不管是杂草，是菜地，是泥泞，是碎石，都顾不了那么多。必须马上离开刚才还在行走的铁路。

可怕的庞然大物就要风驰电掣，从铁轨上轰隆驶过。这列冗长而高大的机器不断鸣响震耳欲聋的笛声，一路散发工厂特有的机油热气，最可怕的是它的速度。它从我身边飞驰而过，卷起地上的灰尘和落叶，卷走空气里所有的声音，如果我不蹲在坡上捂着耳朵胆战心惊地躲避，我只觉得它也会把年幼的我席卷而去。

一旦我爬上火车高高的阶梯，进入火车内部，我就变成了那个居高临下的人，我就变成了那个原地不动但是又日行千里的人。

我痴迷于窗外的景象。最近的景物迅速朝后倒退，一瞥之间就已经变成射入时间深处的利箭，再也不会回头。较远处有农田，树木，河流，马路，房屋，行人，耕牛，炊烟。像一幅加长的无声无息的田园画卷，更像快进的电影或者人生，一个愣神，已经消逝。

远处有屏障般的青山，有蓝天，有地平线。不可思议的是，远处那些如同大地边缘的景物似乎永远无法走出。火车轰隆前进，碾压大地，抛弃光阴，那些景物却如同画框和界限，永远无法抵达，永远不能跨越。

当我登上火车，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们近在眼前。他们的神秘感却没有消退，他们让我对远方和他乡越发好奇。

他们的口音和我们不同，他们的穿着不像我们那样普通。他们有的沉默，有的滔滔不绝。他们有的带了很多零食，一路都在不停地吃。他们有的走到餐车去就餐。那个挂着白色窗帘，看起来充满浪漫气息的餐车，我只站在地面上远远仰望过。现在这些人，就是那副犹如电影画面般可望不可即的场景里的主人公。

而我直到成年以后很久，都没有进过餐车。哪怕我早已能够负担得起在餐车吃饭，我总下意识地觉得，那样的奢侈不归我所有。

我只指望我的父母能给我买一份盒饭。从家里到老家县城一个小时的火车旅程里，总有穿白色铁路工作服的人推着铁皮推车磕磕碰碰地在中间通道上来回穿行，兜售盒饭。码在铁皮推车里的装在白色泡沫饭盒里的盒饭，看起来和闻起来都有和家中饭菜截然不同的香甜。

但是父母从来没有给我买过盒饭。我从来没有尝到过饭盒里堆满的白饭和白饭上面的肉片，卤蛋，鸡腿，青菜。我没有在童年时尝到过火车上食物的味道。

哪怕长大后在火车上吃盒饭成为常态，哪怕我已经明白火车上的饭菜品质远远不如家中食品，彼时年幼的我终归不是后来成年的我。那个时刻，那个时刻的我，消逝不再来。

但我坐过的火车留给我的除了些许渺茫和惆怅，更多的是唯有忍受的艰难。

有时候火车上如此拥挤。父母携带着我们，背负着行李，拼命挤进已经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车门在身后砰然上锁。我们所有的人，都成了火车这个罐头里无序的填料。人们前胸贴着后背，人们东倒西歪，人们身上散发着气味。人们钻到座位底下，人们爬到行李架上。人们被外力裹挟着前进，人们一言不发地煎熬。在到达下一站前，我们都是失去自由的囚徒。而下一站也许只是一分钟短暂的停靠。车内秩序稍有变化，但无法影响全局。车门关闭，漫长的旅程仍要继续。

在客车里，不管多么拥挤，我还可以看到窗外的天空和行云，我还可以看到光。但我还坐过春节期间加开的闷罐车。

闷罐车就是一节节长方体横放的黑色铁皮盒子。侧面从顶及底的推拉铁门咣当开启，车厢冷冰冰的地板高及人们的半身。人们把行李扔上去，人们把孩子举起来放上去，人们用双手手肘撑着，把身体悬空，抬起腿爬上去。

爬进车厢，爬到除了六面墙体包围，什么也没有的空间，紧紧护好自己的孩子和行李，找到一块地面席地而坐。推拉铁门轰然关闭。火车长鸣，轰隆前行。

而车厢里，只剩下一片黑暗。

没有光，没有方向，没有距离，没有时间，只有黑暗。火车一直在轰隆，凭推断我们可以知道火车在铁路上奔驰。可是我们此时此刻置身的位置像是无穷无尽的深渊。没有出口，没有道路，似乎只要一移动就会坠落，每一秒钟都漫长得如同永恒。

冰冷铁皮，刺鼻气味，强烈晃动，巨大噪音，这些身体上的不适都被强化，都成为黑暗这庞然大物的帮凶。

我还曾经爬过货车。我还曾经在漆黑的深夜，在装满煤块的敞口货车顶上，迎着狂风驰骋。

这是危险的经历，却成为我记忆里永不忘却的巅峰体验。

母亲带着不到十岁的我和我弟弟到隔壁的乡间小镇去看一个中医。看完夜已深，没有了回程车。小镇也在湘黔线边上，和我家所在的工厂仅一站之隔，如果沿着铁路线往回走，一两个小时也能走回来。但是母亲带着两个年幼孩子，天色已全黑。

我不知道母亲是听从了小站工作人员的安排，还是同意了另一个同行同事的做法。前一秒，我还站在小站所在的陡坡上，眺望坡底下数盏暗哑灯火的孤单小镇，下一秒，我就被人托举到了停泊货运火车的顶部。和闷罐车一样的长方体，但是顶部是敞开的。黑色的煤块已经堆到边缘，我们就趴在煤堆上，面朝火车行进方向。母亲和同事把我们姐弟俩护在中间。

火车哐当启动，加速，很快风驰电掣，劈开黑暗，在无法看到但确定无疑的轨道上一路向前。我感觉到吹在我脸上的风。

这不是和风或者微风。这是刀子般锐利，箭头般迅疾的风，这是夹杂着蒸汽机头里的柴油气息，混合着从前面车皮里掀起的细碎煤块的风。这是直接将人吹透，抵达细胞和灵魂的风。

一瞬间我就爱上这风。我趴在煤堆上，紧紧抓住车皮，任由冷冽之风从我身体里穿过。我尚年幼，却已天然爱上高处的突进，狂奔的自由。

我若不记下那段回忆，穿过我童年的火车图像就无法呈现完整真相。但那段记忆太恐怖，至今栩栩如生。这么多年后终于不再是噩梦，却越发无法忽视。

那个下午，铁路上方的公路桥和马路上都起了巨大的骚动。人们层层叠叠聚集，还有更多的人赶来。

人们天性如此，凑热闹和看热闹从不缺席。我不到十岁，更无法逃避本能驱使。我也尾随众人前往。不知道人墙后发生了什么，我索性钻过人墙，从公路边的斜坡小路下到了铁路边。

下去后我到了公路桥洞的一侧，而骚动的中心在公路桥的另一侧。我从来都害怕铁路和火车，可是那一天或许气氛太过喧哗，或许好奇心让我忘乎所以，我沿着铁路边上的水泥路牙，穿过桥洞，往那边走。

不远，只有十来米。但我在铁路边的沟渠里看到奇怪的东西，好像菜市场肉铺里出售的肝脏心肺打翻洒了一地。等我穿过桥洞，我看到三四个成年围站在路牙上。沟里有一个躺着的人。

一个女人。我未及看清她的身体，就先被她雪白的脸色吓住。这个仰面朝天，躺在坡上在公路桥上几百人注目之中的女人，好像只是睡去，乌黑的长发散落一地。

然而这时我听到火车汽笛，我感觉到脚下的小路在颤抖。火车来了。

恐惧骤然笼罩了我全身，让我的心跳几乎停止。我该怎么办？我要怎样才能逃离逼近的火车？

我没有转身穿过桥洞往回跑，或者那一路散落的内脏已经让我脚软。电光石火之间，我跳下干涸的沟渠，爬到旁边倒梯形的草坡上，沿着六十度的草坡，拽着地上的浅草，拼命往坡顶攀爬。

我就是在逃命，我全身的力气都来自逃生欲。我一直爬，一直爬，好像我手脚下面的斜坡永无尽头。但我终于快要到达和公路桥齐平的坡顶。坡底铁路上，火车呼啸而来，但我已经逃出生天。

坡顶仍然站满成排看热闹的人们。我终于站直身子，从他们的腿间钻了出去。我径直跑回家里，从此毕生再未靠近可疑的聚集。

之二 青春

到后来再坐火车，不仅仅往返于家和老家，而是去更远的远方，是在我初中毕业到省城上学以后。

火车一路往前。我看到家乡的山逐渐变得低矮平坦，我看到水稻田逐渐从边角余料的小块变成整齐开阔的大片。我看到路边的农舍从我家乡多见的土砖平房变成刷了白色外墙的精致楼房。这里的农民显然比我家乡那边的农民更富裕。我看到城镇逐渐密集，成排的房子朝远处延伸，火车开了好一阵还开不出去。我看到更多的人，在路上，在街上，在站里。

穷乡僻壤气渐渐退去，鱼米之乡的富足气扑面而来。我离开了我出生的小地方，到了大地方。

最初的兴奋过去后，袭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孤单。我在宿舍里哭泣，我想家。我在教室里写信，我让我的眼泪流在信纸上，好让妈妈看到。

妈妈说要我坚强，可是我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坚强。我只想回家。

终于熬到元旦，我跑到火车站，买了一张慢车车票。这趟火车会沿着湘黔线一路往西，在我亲爱的竹冲车站停一分钟。然后我就可以跳下火车，自己沿铁路线走回日思夜想的家去。

可是这趟慢车如此缓慢。刚一加速就减速，刚一启动就停靠。这趟车还一次又一次停在小站上避让快车。那时候铁路还没有双轨，不存在错车，一次只容一趟火车通行。我乘坐的慢车优先级别是最低的。

我后来知道，家乡到省城的距离是一百五十公里。这段距离，我乘坐的慢车整整开了七个小时。

要很久以后我才能知道，那七个小时其实不算什么。比那趟旅程更漫长的忍耐和煎熬还有很多，有的经月，有的经年，有的长达几十年。所有的考验都在前方排队等着我，一个也躲不过。

很久以后，那趟漫长旅程中本来如同背景的画面才慢慢浮到表面。我看到一个接一个仅仅停靠一分钟的小站。我看到小站两端站台尽头的白底黑字的站牌，站牌上写着小站的名字。我看到一路沿着铁路线栽种的夹竹桃树。厚实稠密的树叶夹杂着粉红的花朵。我看到远处青山如黛，近处农田倒映光影。我看到农家的房子门前有小小的平地，屋顶上有袅袅的炊烟。我看到农家门口玩耍的穿着破旧的孩子和田埂上行走的穿着破旧的学生。我看到在小站上上下下的乘客。

他们都是本地人，他们只坐一站两站。他们的衣服暗淡无光，他们的脸上和手上布满尘土皱纹。他们携带的不是光鲜的皮包或者旅行袋，而是竹笼，蛇皮袋，或者看不出本色的布袋。他们的行李里装的是红薯，马铃薯，白菜，鸡，鸭，鸡蛋，米。他们大概是到最近的村镇去赶集，卖掉家里的土产品，换一两个盐钱。

他们浮现在我面前，越来越鲜明，最终变成主体。他们一言不发，上车，站在门边，下车，又上车，又下车。我的漫长的回家之旅仍在路上，远未结束。

念书第三年，我家搬到了附近的地级市。那年暑假结束去省城上学时，妈妈的同事说她侄儿也在省城上大学，我们可以搭伴一起坐车。

于是和那个比我高两届的、我叫他哥哥的男生一起去了火车站。

这里不是我小时候见惯的那种一栋平房，一个站台，两条铁轨的慢车小站，这里是两条铁路线的交汇处，交通枢纽。车站不算大，但是三四个站台一路排开，站台和站台之间的铁轨深陷沟底，隔沟相望，如同咫尺天涯。

或者说，对从来都老老实实进站候车的我来说，是那样的。那时车站的设计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不替人着想。如果旅客要乘坐车在第三站台或者第四站台，那一到进站时间，所有的人都要挤在候车口，一旦开门，一拥而入，携带着沉重的行李和哭哭闹闹的孩子，爬上陡峭的楼梯，挤挤挨挨跑过狭窄的天桥，再跑下陡峭的楼梯，到达站台。奔跑还没有结束，人们还要尽快把自己分布到漫长火车的各个车门口去，人们还要在火车停靠的有限的三五分钟里挤上车去。车门关闭，火车启动，人们再次开启火车上的寻找座位或者地盘之旅。

可是哥哥说，不用进站候车，我们直接到站台上去。这样火车来了，我们可以先上车。

可是怎么才能去几道沟壑之外的站台？哥哥说，我们钻过去。

我从小就是好孩子。我从来没有做过不守规矩的事。可是哥哥说，我们跨铁轨，我们从车底下钻过去。哥哥说，不用怕，跟着我就没问题。

我和这个男孩只是第一次见面，我知道钻火车底不安全，是不对的。可是我说，好。

我跟着他绕到车站尽头，进到了要验票才能进入的车站里面。我们到了离候车室最近的第一道站台上。我跟着他跳下一米多高的站台，跨过沟底的卵石和铁轨，爬到第二道站台上。我们要去的是第三道站台，第二道站台和第三道站台之间停泊着火车。我们跳下第二道站台，我们躬下身子，双手撑地，从乌黑庞大，散发着工业气味的火车车厢底下钻了过去。

我们再爬上第三道站台。这是我们等待的火车要停靠的站台。现在我们可以在空荡荡的站台上闲庭信步，而不用经历天桥上的推搡和狂奔。我刚刚钻了车底，我刚刚做了一件我在人生中从没做过的事。我不觉得忐忑，也不觉得害怕。

我只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我站在第三道站台，回望车站候车楼。候车楼变得飘渺，就像我几分钟之前的过去。过去已经留在过去，和我之间隔着鸿沟。我已经成了一个不同的人。

又过了几年，我回到家乡三线小城工作，几乎再没有必要坐火车。

无须离开和无处可去成了一种病。有一天，我决定沿着铁轨走回到童年的竹冲车站去。

竹冲车站当初主要为我度过童年的工厂而设立。但是时过境迁。我父母已经调到我工作的三线小城，我的同学们都已经陆陆续续离开。工厂面临破产，留在厂里的人们，都是无处可去的人们。

我也无处可去。既然往前望不到头，我转头往回望。我一心想回到我的过去，我想走回我的过去去找回方向。

这段二十公里的，我曾经坐在火车上往返过多次的铁路线，我用我的双脚，走了五个小时。

大部分时间我走在小时候觉得不舒服的轨道枕木上。枕木之间的距离仍然不符合人类行走自由散漫的天性。可是我找准节奏，一步接一步不断交替向前，反而找到了不由自主停不下来的依赖感。

有时候我下到和铁路平行的水泥路肩上去行走。我的左边是碎石，右边也是碎石。我脚下半米宽的小路不由分说，笔直向前。我无需多想，只管跟随着，向前，向前，把每一秒钟和每一寸路面甩在身后。

电光石火的穿越中，我看到了石头缝里金黄色的雏菊。

我看到路边农舍破损的屋瓦和塑料蒙住的窗户。我看到水稻田里躬身劳作的农民脸上的皱纹。我看到和铁路平行的机耕路上坑洼的碎石和扬起的灰尘。我看到古老的青石塔。这座我在火车上见过很多次的塔伫立在田地中间，不知几时修建，不知还能存在多久。但这些和它飞檐上的野草无关。草木葱茏，只管生根发芽，肆意生长。

我漫长的行走中必将一次又一次遇到呼啸而过的火车。迎面而来，朝我来自的方向奔驰，或者从我身后出现，转瞬又超越我，离我而去。我最开始总是走下路基去躲避，后来我了解到这庞然大物的速度和效应，我掌握了它的力度和范围。

火车驶来，我就在路基上站立。夹杂着尘土的风在火车从我身边掠过的瞬间，猛然打在我身上，像突如其来的人生的重击。但最初的狂暴过去以后，我的感觉迅速麻木，带着裹挟之状但并不足以将我吹倒的风迅速成为常态。我兀自屹立，一两分钟后，火车抵达我身边，随即离我而去。

世界复归清净。风轻云淡，鸟儿啾啾，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没有移动。我停留在回味里。童年的恐惧，不知不觉已成往事。

可我还是想要离开，我还是不能接受余生都要在小城度过的令人抑郁的前景。

我想出各种离开的理由。我想去外地看同学，我想去外地参加活动，我想去外地旅游。我就是想去外地。

我就是想登上火车，置身于我童年时羡慕过的人群中间。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们如此幸运，能够离开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和我周围平时见惯的人们看上去像两个世界的人。是否他们中间的某个人完全懂得我的内心？是否一个眼神，就能够让我在不知过往不知未来的穿行中，找到我的同类？

那个冬天，那趟火车挤得水泄不通。我不记得我是到哪里去，我只记得我裹了一件当时小范围流行的军大衣。

那时我十九岁，那年离人人爱穿军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之所以会穿游离于我自己的时代之外的军大衣，理由和当年人人都穿时正好相反。

但我也并非独一无二地特立独行。任何人在世界上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人认同和追随。小众转为大众，独立转为流行，也未可知。

于是我在水泄不通的火车上，遇到另一个穿军大衣的人。

那真是挤到不留一丝缝隙的车厢。下车的几人从车门簇拥的人群中奋力突围，逃出生天。上车的人们堆成巨大的圆球，不顾一切，拼命往狭窄的入口里挤，好像不用尽全力参与这场搏斗和竞赛，就会永远错失自己的命运。

我背着小小的军用书包，用时不我待的奋勇心态，也成功挤上了火车。但上了车我才意识到，车厢里已经满到无法插针。我最远只能挤到车厢连接处的狭窄通道，再也无法前进。我也无法蹲下，我也无法转身，我只能笔直站立。连站立都并非自主。我前后左右都是和我贴身而立的人。

这时候我看到他，另一个穿军大衣的人。

他就站在我左边。不容选择，我从肩膀以下都靠在他身上。我的肩膀大概到他胸口的位置。我稍一侧身，就变成面对面贴着他胸口站立。

我抬头的一瞬间，看到他的脸。我看到他面孔清瘦，我看到他仿佛游离于一切喧嚣之外的忧郁眼神。我低下头，火车启动。

军大衣厚如棉被，在过于拥挤的车厢里，足以提供阻隔和保护。然而我能够感受到来自两层紧贴的军大衣之外，他的身体的形状和温度。我仅仅能感觉到他，而不再能够感觉到紧紧依靠和环绕的他人的身体。我们目光交错的那一瞬间，世界已经被消灭。

好像在荒岛上，遇到了我想遇到的人。

互相的依靠成为默契。我们有短暂的交谈，姓名，工作单位，目的地。我们的交谈浅表，空泛，不足以体现我们无声之交流的万一。但我们作为人，总只能用表象来确定我们的身份和位置。

两个小时后我下了车。他还要继续前行一个小时。瞬间成为永恒，永恒成为记忆。

但还有回声。

一年以后，我在办公室的书架上看到一堆旧报纸。我翻开旧报纸，发现中间赫然夹着一封信。他在九个月以前写给我的信。

我打开信，阅读。他的字迹清秀，正如其人。一瞬间，火车轰隆，携带所有气味，触觉，温度，声音，再次呼啸而来。

又呼啸而去，消失在尽头，再也看不见。我叠好信纸，放回信封。我把信带回家，收进柜子里。我没有回信。

之三 成年

再次常坐火车，已经是近二十年以后。我和我在国外生下的孩子回到家乡省会城市短居数年。但这时候，家乡已经不是我们可以随意出入的地方。

我们必须坐火车，前往深圳，再从深圳出关，坐城铁，转地铁，到维多利亚港边的领事馆去。我们每半年要去申请一次签证。2008年那一年，我们每三个月就要申请一次。

我买的是下午出发，在火车上睡一晚，早上到达的车次。我买的是一张卧铺票。孩子六岁，他还不需要单独买票。

我忘记沿途的风景，我忘记同行的乘客，我忘记不再高不可攀的车厢，我忘记空调带来的恒温，我只记得那一张卧铺。

我们晚上睡同一张卧铺。上，中，下，我们都睡过。下铺和中铺还好，上铺空间实在太低，只够躺下。对孩子来说，一切旅行都是游玩和体验，物质条件的好坏没有区别，对我来说，更多的是操心。

我要注意随身物品的安全，有钱包证件的背包我始终斜挎在肩上，从不放下。我更要注意孩子的安全。人来人往上上下下的火车暗藏这个世界的风险，我只想带着孩子小心穿过，我不想遇到任何状况。

入夜孩子入睡，我也在他旁边侧身躺下。狭窄的卧铺也能容下我们母子两人。孩子在内侧平躺，我躺在床沿边，小心注意不滚下床去。孩子已经睡熟，我也含含糊糊半睡半醒，火车往深夜驶去。

孩子的鼻息均匀，孩子的身体温暖，孩子的一侧紧贴着我，不留缝隙，好像还是那个襁褓里的婴儿。多年以后，当孩子进入青春期，愤而离家出走，当孩子进入成年，拒绝和我交流，当未来还在未来，当我们还在中途，我总是想起火车卧铺上那个和我亲密无间的孩子。

我惊醒，我担忧，我无法入睡，但我怀念那夜里孩子紧紧依靠着我的分分秒秒。长夜终将过去，我们终将到达目的地。你终将到达你的未来。

除了带孩子南下，我自己每个月也都需要坐卧铺去一次广州。我开了一家时装店，我要去广州的批发市场进货。

这就像时间发生了错位和重组。二十岁时我在小城工作，无心上班，只想放生自己。我在刚刚兴起的服装市场闲逛，想要打下一个铺位自己卖衣服。但是我没有卖衣服，一年以后我去了美国。

十几年后我回到家乡，无班可上，孩子在寄宿学校里。我没有正事，不能安定，最后决定在城里打下一个门面，开时装店，卖衣服。

于是那几年，每个月坐傍晚的火车去广州，下火车在肯德基或麦当劳里吃个早餐，等到批发市场开门，到批发市场看货，拿货，托运。下午在火车站附近闲逛打发时间，晚上再坐卧铺回家。这种生活成为常态。

我成了我从小到大在火车上见识过的人。

那些为生活奔波的人。像穿着质地粗糙，设计低劣，几十块钱一件的内销衣服的小镇居民，他们或者沉默寡言，举止畏缩，或者用方言聊天，毫不顾忌旁人。像挎着人造皮革包，穿着洗旧的中山装，产品放在头顶货架上的推销员，他们喝着啤酒，啃着鸡腿，言谈里都是岁月和风尘。像携带着棉被和碗筷的农民工。他们的衣服和头发上有拂之不去的尘土，他们其实都不会出现在卧铺车厢里，可是我眼里总是看见他们。从候车室到站台，从家乡到异乡，他们的负担如此沉重，像背负着我们所有人的忧愁。

我和他们是一样的人。我们都流落在人生的中途，我们都沉沦在人世的底部。我们随波逐流，我们苦苦挣扎。我们没有选择，像行驶在铁轨上无从选择的火车，生存是唯一方向。

可是火车上也有不同的人。我到我小时候好奇和向往过的餐车去吃饭，看到中年男子点了满桌的菜，对餐车服务员挥来唤去，左右不满。他营养过剩的脸上和身体上都流露着高人一等的不屑。

我看到穿着时髦的女人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对旁边坐着的乡下人满脸不屑。而这样坐在窗边的女人，本来是我童年时仰视火车看到的远方。

可是我还看到不同的人。我看到去上学的学生。不到二十岁的女孩，穿着便宜的衣服，但是遮掩不住青春。她看到我羞涩一笑，没有主动攀谈。而我透过她的笑容，看到她的内心，如同明镜折射出时光深处的倒影。

我看到带着三岁多的孩子旅行的年轻女子。那孩子十足可爱，也十足顽皮，那女子不施粉黛，穿着棉质衣裙，时而宠爱，时而管教，就像预兆了十几年以后我带着老二坐上几近淘汰的绿皮火车穿越华南大地时的情景。

我还记得那个孩子的名字。他叫天赐。

十九岁那年我第一次坐长途卧铺火车去北方。

夏天，天气炎热。我学着同车乘客的样子，每到一个大站，就带着毛巾到站台上去，在龙头底下洗脸。或许那趟火车是没有空调的。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心里的激动和诧异。

长江如此宽阔。那么长的火车，从头到尾都悬在水面上方，仍要行驶好几分钟才能回到陆地上方。

过了长江风景渐变。大地平坦，山峦退到极远的地平线。一眼望不到边的麦地中间有孤零零单栋存在的农家住宅，住宅后面有一株大树。远处地头还有防风树，像水滴一样修长，十几棵树拔地而起，整齐排开，充满不可分割的团结之美。

我看到黄河之黄，我看到黄河边的白芦苇。

十几年后，我从海外回来，再次坐卧铺火车，从北方回到南方家乡。

我又看到了一望无垠的华北大地。我看到不带拐弯的马路穿过空无一人的麦田。我看到黄河干枯，露出河底淤泥。我看到当年为之心胸一展的风景，可是我的激动和紧张不在于此。

我向往的，我期待的，让我心跳加速的，是我从小见惯的南方。

是当火车再次驶过长江，沿途骤然浓烈的绿。是各种不同的树用各种不同的姿势肆意生长。是茁壮的刺藤和蓬勃的野草占据大地，是近在咫尺的简朴人家扑面而来令人心疼的不变气息。

是难以抛弃的困苦和不能抑制的生机，是周而复始的往复和循环，是不管什么时候都没有改变过的向往。

我注定要离开。我终究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