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斯坦布尔，我们犯了一点小错。补救措施并不复杂，不过是让我们连续三次横穿博斯普鲁斯海峡。十月初，雾雨在船舱外大口喘息。我们靠窗坐着，把买错的船票捏成一团，仿佛这象征性的暴力能解决一切问题。

桌上摆着牛肉Kebap，上一个口岸买的。此刻已被切成好几块，我们各自认领相应的份额。坦白说，胡萝卜丝有点馊，肉老得像来自八十岁的牛，饼也干，甚至比不上本土伪造的土耳其卷饼，但我仍说好吃。这都是基于以往经验，若想旅途愉快，必须神化一些平庸的东西，实际上自欺欺人也是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乐观的重要秘诀。

“前面就是海峡二号大桥——‘征服者苏丹穆罕默特’，世界第六悬索桥，取名自十五世纪奥斯曼帝国最伟大的皇帝，十六岁就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你们看那边，梅如里，如里梅……哦，是如梅里城堡。”阿瓜说，兴致高昂使他有点走音。

“哇。”小绿说，伸手把保温瓶递给阿吉，“帮我倒点热水。”

“自己倒。”阿吉说。

一分钟后，小绿抱着保温瓶回来。她把粉色杯盖倒置，热水从雾气腾腾的瓶口泄下，像九十年代流行的人造喷泉摆件。小绿端起杯子，吹着气，慢慢地抿一口水。无头保温瓶立在一侧，上面掉漆的HelloKitty正盯着最后一块Kebap，但HelloKitty知道自己没有嘴吗？

只有阿瓜一个人在看那座名字拗口的城堡。它变得越来越小，接着消失，似一位隔代长辈化作一颗星辰的过程。我、小绿、阿吉坐着，冷风从云端赶来，制造并奚落我们的凌乱窘态。小绿抬手，摸了一下锁骨中间。这是钢铁侠装能量堆的位置，现在被一枚丑陋的金戒指占据。戒指很旧，疲态尽显，戒托上镶一粒宝石——暗红色，使人想到一道被火山岩浆污染的深渊，或美杜莎一只被刺瞎的眼睛。

“你就不能把那个戒指丢了吗？”我终于忍不住了。

“我花二百里拉买的，凭什么丢掉？”小绿脸色苍白。

“它不干净！”我说，“自从买了它，厄运接二连三。掉伞、丢门票、割破手指、被餐馆骗钱、买错船票……接下去你还想发生什么？”

“这个戒指是挡灾的，不然会有更坏的事。”小绿的回答轻得像自言自语。

“得了吧，上面还有血迹，你看不见吗！那个女人给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不是什么正经东西。”我不自觉提高音量。当时我一再劝阻小绿，想替她把诡魅的场域拦在命运之外，可她根本不领情。她飞快地瞥了一眼戒指，捏紧手心，一副志在必得的模样，就差跟指环王里的咕噜一起念出“My precious”了。

“不会是血的……”

“那这一摊是什么，红宝石流出来的汗吗？”我想去拽她挂在脖子上的戒指，她往窗边一倾，躲过我的手。语言交锋的极限不过是煽风点火，一旦付诸行动，便动了真格。小绿侧身望着我，四面过于丰沛的水将她双眼染成沼泽，诧异、惊慌、委屈、厌恶，墨绿色的水藻逐一翻腾其中。

“你们差不多可以了。”阿吉淡淡地说，好像只是在念一句把周围音量调低的口令。

“她一直这样，喜欢对别人指手画脚，我没见过更刻薄的人了。”小绿轻声说，一边往阿吉身上靠。

“随你怎么说。”我尽量显得不在乎，大部分争辩都是浪费时间，参与者始终固执己见。他们无法相互说服，假如用料过猛，双方更可能抵达之处是相互憎恨。

“你知道别人是怎么看你的吗？”小绿稍加犹豫，又说，“读书的时候，大家都不喜欢你。你以前总问我，为什么我们周末溜冰、去和平公园划船都不叫你，你自己不想想吗？”

这是我和小绿认识的第十五年，关系的起点在于初中课堂。那些年里，小绿的头发短短长长。我见过金属牙套扣进她口中，过两年又拆下，露出经过规训的新秩序。时间物化为纸张的形式，装订成册，而过于庞杂的数量意味着有一些页码永远不会再被翻到——比如和平公园，我完全不记得这回事，我曾经需要过一个如此无聊的邀请吗？所幸时效已经过了，这些问题变得不值得讨论，眼下对我造成困扰的是伊斯坦布尔连日的阴雨。土耳其人透过烟霭滤镜向我们张望，小心翼翼。在他们含而不露的评判中，我时常产生一种幻觉，纤细的雨被固定在我的肢体上，以致我成了一只满身绒毛的怪物。

穿过舷梯，金角湾终于来到我们足下。这是正确的陆地，尽管它看起来和河岸另一侧并无区别。到处是幽光缭绕的橱窗，出售咖啡、冰激凌、软糖。土耳其软糖几乎吸聚了最鲜艳的色彩，有些颜色可作推断，比如是抹茶粉葺造了绿，浆紫色则出于玫瑰干的功劳，但更多色调仍在神秘的范畴内。它们静卧柜中，像一群冷眼旁观的古典新娘。初到伊斯坦布尔时，我们试吃过软糖，那种绝对的甜简直是对牙龈的霸凌。

阿瓜是整个行程的导航员，这项任务仅对热情高昂的人来说可算作一种褒奖，而阿瓜正合适。阿瓜一米七五左右，两百斤，偶尔他稍稍显露博古通今，使我们感到，这个大仓库确实储量丰富。有些漫游的时刻，阿瓜突然说起某一段土耳其历史，西突厥的残余势力如何从苏定方麾下逃跑，或者十字军东征时期，奥斯曼帝国怎样顺手占领了君士坦丁堡。阿吉总不失时机地竖起大拇指，以一种明显开玩笑的方式大力称赞。他们是大学同学，交往之际早就形成了默契。

“还有多久啊？”小绿问。

“五分钟。”阿瓜说。

“你前面就这么说……”

“这次真的五分钟，你们看，那个圆顶就是加拉太塔。”

顺着阿瓜手指的延长线，一座灯塔从颠荡夜色之中显形。它似乎造在山上，制高位更为它修长的特质锦上添花。一些民居绕于灯塔底部，光线流溢，徒劳地向上折射，但未能真正抵达高空，只在人间制造一场幻景障眼法。

由于搭错船，余下的时间仅够粗糙一览。我们乘电梯直达高处，末几层靠旋梯上去——是木地板，厚重、旋角偏大，仔细辨认可见加工前的纹理。侧墙嵌满石块，供应一种遥远山洞的错觉，但又不堪一击：嘈杂声响、呛人的香水味，无一不解构了建筑的原始性。熬过一段极窄的楼梯后，环形瞭望台突然冲开我们的视野。

“怎么样，加拉太塔还是值得一看的吧。”阿瓜双手扶栏杆，微微抬头，像要收拢远处的广角夜景。

“我有点恐高。”小绿说。

我们绕着外圈露台走，夜夺走属于城市的大量光波，反而使剩下的一部分更鲜明。茂密的灯火直往海峡之中剥落，映出一座新的、歪歪斜斜的水底城市。近处，露台铁围栏上缠绕着led灯串，蹦跳、闪烁，你能感到某一个盛大的节日正在靠近。

“距离上一次热那亚人用石料修复加拉太塔，已经七百年过去了。”阿瓜边走边说，行至另一侧，我们发现小绿和阿吉不见了。

“那两个人呢？”阿瓜问。

“该不是谈恋爱去了吧。”我知道小绿对阿吉有好感，或许余怒未消，语气泛着酸。

“阿吉喜欢的类型很单一，应该……不是小绿这一款。”

“那是哪一款？”

“高、白、瘦，你看过他几个前女友就知道了。”阿瓜说。

“这一款有谁不喜欢吗？”我笑起来。

“不，他的偏好有点极端，他最高的女朋友有192。”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我问。此次同行的两位男性都是小绿的朋友，与我素未谋面。阿瓜整日把一副滚烫衷肠挂在脸上，阿吉虽也爱开玩笑，却总不冷不热，和他讲出的语言保持着疏远距离——似乎他只热衷于摆弄词语，制造戏剧性，他参与世界的基本方式是游戏。

“骨子里比较现实吧。”阿瓜皱眉想了想，“也不能这么说，现实和他家里情况有关……其实我认识阿吉这么多年，也经常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只要不想什么坏事就好了。”我说。

“那不至于，但是他最近的状态特别古怪，我还挺担心他的。”阿瓜说。

瞭望台的内部建成一座小卖部，小绿从室内钻出来，手里拿着一袋软糖。那枚戒指紧紧攥住我的视线，不仅要求我看到它，甚至故意展露出居心叵测的一面，似是炫耀。我同样不满于小绿把戒指串成项链，这种加工相当矫作。她以复杂化的仪式将其固定为一种超现实力量，在此过程中，她所寄赋的虔敬，恰是迷信与贪婪的体现。

“你们也吃一点？到时候我们用公款结算吧。”小绿把塌陷的袋子塞给阿瓜，阿瓜掂量几分，又递回给她。

“我兴趣不大。”阿瓜说。

“试试看嘛，口味很多，反正也不贵。”小绿继续尝试兜售软糖，“我们赶上好时候了，土耳其里拉暴跌，汇率兑人民币几乎一比一，稍微花点钱没关系的。”

“公款找阿吉要，钱在他那里。”阿瓜说。

“阿吉人呢？”小绿问。

在瞭望台的北角，我们找到阿吉。他用肋骨支撑栏杆，上半截身体往外探出，脸正对着塔底一处漆黑的洼地，仿佛某件重要物品刚掉落，而他尚未缓过神来。阿瓜走上前，拍了拍他的右肩。

“瓜哥，好久不见。”阿吉转过来，想笑却没有笑开。

“好久个鬼，你这样太危险了。”阿瓜说。

“没事，我就测测风向。”阿吉说。

“所以测出来是什么风？”小绿狐疑地问。

“真想知道的话，你得亲自来测。”阿吉望向阿瓜，“我们走吗，还是再待一会儿？”

“你要吃软糖吗？”小绿慷慨地再次交出纸袋。

阿吉随意捏起一块，棕色胶体包住果芯，似一块来自远古时代的琥珀。他整个儿放进嘴里，面不改色，咬肌按节奏鼓起。“味道不错，甜的。”

“你刚才在想什么？”阿瓜问，实际上我们都暗自好奇。

“我在心算，把一个铁球丢下去多久能落地，高中常做的物理题。”阿吉调侃道。

高处常逢长驱直入的冷风，我们久未言语，逐渐忘却此刻的处境。正当我们即将放弃正确答案时，阿吉突然提到了那个地方：以弗所乐土。

一种难以解析的表情自颌骨浮上来，神秘、同时接近动物性的诚挚。他环视我们一圈，目光在每个人脸上暂驻，好像在确认什么。阿吉问，那到底是什么地方，难道你们不想知道吗？

事情要从第一夜说起——没有山鲁佐德和残暴的哈里发，开端看似平淡无奇。我们订的酒店位于伊斯坦布尔老城区，后花园紧邻闹市，离蓝色清真寺、圣索菲亚教堂都不远。当时我们刚安顿完行李，新的空气使我们加速燃烧，胃部残存的飞机餐已不足以支撑耗能。在数间列为星标的餐馆之中，我们挑出最近的一家，指望导航能引领我们到达。

很多年前，潺潺水声总在夜晚侵挠人们的耳膜，猜疑与恐惧丛生于这座城市，关于幽灵的传闻不胫而走。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一支考古队将一座地下水宫提至人们的视野之中，但伊斯坦布尔的晦暗菌斑并未被拭去，反而引出更多灵异事件。我们从耶莱巴坦地下水宫前走过时，不由得毛骨悚然。想象一座一分为二的城市，上面堆叠了皇宫、热闹商贩、造型灯、纪念浮雕、郁金香与铃兰——总之都是历史将引以为荣的部分；而下面则是循环奔流的黑水，垃圾、老鼠、混合各种黏液的水流汇成一股。

我们是在地下水宫附近注意到那个女人的。她的褐色面纱与夜景同调，使她具有变色龙的功能。我们辨认许久，才意识到她在跟踪我们。小绿戳了戳阿吉问，现在怎么办？阿吉不语，我只好接过话说，我们这么多人，大不了绑架她领赎金。小绿问，她到底想干什么呢？我说，要不你去问问？阿瓜说，大概率是乞讨的吧。小绿有些气恼，仿佛唯独她读懂了某种神谕，我们的乐观显得不可理喻。小绿放低音量，嗓音却极其尖细。小绿说，她好诡异啊，好像已经死了。

就在这时，那女人穿过马路，赶上了我们。五个人面面相觑，尽管无法窥见她的全貌，照面的交汇足以让我开始信任小绿的直觉。她像一具亡魂立于空旷街道，过去、未来皆尽隐没。当她看向我时，我感到身体变得飘忽起来。一串含混不清的声音从面纱下飘来，恍惚之际，我朝四面张望。交通灯在闪烁，各种植物飒飒作响，风不时把枝叶上积攒的雨水泼向地面。世上的一部分规律仍然成立，可那个女人的存在使一切显得不真实。

在我们之中，似乎只有阿吉明白她的指令。那个女人再次动身时，阿吉竟追随而去。我们弄不清楚具体情况，只好也跟上。没有人开口讲话，与其说胆怯，不如说是出于某种毋庸置疑的神秘力量，它按住我们的意志，当下唯一的选项不过是顺从而已。

我们逡巡于幽暗的小路，转弯、下楼梯，步入黑暗，又重新被橙色路灯所宠爱。不知过了多久，我们被领到目的地：一个巨大的帐篷。彩色防水布从顶端罩下来，但夜抛落一视同仁的昏暗，削减了颜色的意义。帐篷里有一些散乱的人影，家具古朴简单，红蜡烛分头立于器物之上。女人带我们进门，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我逐渐意识到，这场乱流或许与吉普赛巫术有关——虽然眼前的情境和相关电影中截然不同，女人落座的桌上空荡荡，水晶球之流的法器缺席，也没有大量廉价珠宝来堆砌魔幻的权威。她盯着阿吉看了一会儿，用英语缓缓说，如果你能等到下一个新月，痛苦就会过去。

小绿率先打破静阒，问她，什么痛苦？女人严肃地回望她，念咒似的说，死亡的阴影。沉默持续横梗于我们之间，烛影摇晃，一团黑色的火焰在阿吉脸上伸缩。女人抓起阿吉的手，重复道，切记，等待，你要等下去。

帐篷里的时间超越线性，我们不知待了多久，只记得夜晚越发阴凉。我们的感知力沿一个向下的箭头滑坡，但每个人还是问了各自在意的问题。针对我的命运，那个女人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负面判词：你永远不会拥有你想要的东西，勉强也不行。我不大在意，只要时间够久，我就能把这些忘记。而在小绿的环节，那个女人用一种陌生语言唤来两个人，从其中之一的手上取下一枚红宝石戒指，并报出售价。我仔细打量来者，是两个扎着冲天辫的男性，连驼背的弧度都如出一辙。猛然之间，我察觉到他们的秘密——这两个是连体畸形人，两段粘连的失败之作，一种来路不明的对寻常世界的仇恨。

临行前，那个女人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递给我们一张写有地址的纸片，顶部是花体写就的“以弗所乐土”。

她说，如果你们的行程经过以弗所，一定要去这个地方。只要到了那里，你们心中的困惑自然都会解开的。

“所以我们确定去以弗所了？”阿瓜问。

“对啊，干脆别去卡帕多西亚了，热气球哪里都能坐。”我说。

于是一个涉及以弗所的补丁打进了我们的既定路线，原本打算坐飞机东进，观摩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岩石与湿壁画，现计划改为从安塔利亚开始自驾，经以弗所到伊兹密尔、阿拉恰特，立志把土耳其西部地区一网打尽。我们租了一辆丰田陆地巡洋舰，白色的，敦实又牢靠，有时我误以为我们坐在一头白熊体内。阿瓜和阿吉轮流开车，阿吉总是心不在焉，当他掌车时我不禁提心吊胆。

汽车驶入D400沿海公路，在我们左侧，大屏幅的地中海被礁石轻轻托起。远处悬浮一条闪烁的蓝色弧线，久违的日光碎在海面上，随行车而变幻。另一边舞台则完全交给嶙峋石壁，各色树种挣扎于缝隙之中，运气好便生长开来。阿瓜将蓝牙连上音乐App，从Buckcherry到Ryan Star，美式鼓点多少打消了近来的一些沮丧。

从安塔利亚到费特希耶，车程大约六小时。黄昏莅临时，我们到一个叫卡什的海边小镇暂歇。顺着石阶下行，海水的气味萦绕过来。一间间饭店亮起招牌夜灯，陌生字母在半空中发光。

“吃晚饭吗？我们有新打捞的海鲜。”一个穿白色长裙的土耳其女人用英语问我们。

“等会儿就回来。”阿吉顺口一说。

“等你。”女人露齿一笑，与海风交错形成一种协调的韵味。

二十分钟后，我们坐在一间临海的餐馆里，盘中盐煎比目鱼注视着我们。由于风的缘故，低处的云朵迅速漂流，日落红从西面散开，好像切开一颗葡萄柚时溅出的水渍。

“骗子，你不是说等会儿就回去吗？”我们开玩笑，提到先前的女老板。

“多受骗才能成长啊。”阿吉半真半假地回应道。

“海真好看，如果不晕车就更好了。”小绿说。

“好像是莫奈说的，‘海的衣服’有蓝色、蔷薇色、灰色，还有绿色。”阿瓜说着，叉起一段还在蠕动的章鱼腿。

“每年有许多人死在海里。”阿吉说，“我在学校话剧团时，听人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对朋友去海钓，两个男人，其中一个腿部残疾。那个残疾的兴致很高，一整天都在轮椅上拼命挥竿，但多是空欢喜一场。到半夜，残疾男人突然大声叫喊，把另一个男人吵醒了。他声称勾住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条的鱼，此刻正在水底和他搏斗，再不来帮忙他就要被鱼拖下海了。另一个男人就去帮他，可水流湍急，他根本拖不住轮椅。于是残疾男人建议他下海，从另一侧施力，把鱼推上岸。这个男人卷起裤腿，往水下去了，结果他发现……”

“啊，是一具尸体！”小绿惊叫起来。

“是的，海里到处都是野尸，但跳海太痛苦了，窒息而死。”阿吉垂头丧气，又问，“你们想过怎么死吗？”

“干嘛想这些，比目鱼不香吗？”阿瓜小心地瞥了阿吉一眼。

“我一直不明白，一个人要多痛苦才会去死。”小绿说，她的特长之一是随时随地运用哭腔。

“不一定的，或者说不是那种强烈的‘痛苦’。有时候只是失焦，肉食比目鱼也好，纯金打造的比目鱼也好，你分不清它们的价值差别。”阿吉说。

“你现在分不清吗？”小绿问。

“我当然是随便说说的。”阿吉笑了。

饭后，我们补足了剩余的两个小时公路行程，入住费特希耶一间民宿。阿吉想去超市买东西，小绿积极响应，我和阿瓜则留在家。

套房近七十平米，两居室一客厅。外侧有一个阳台，躺椅、遮阳伞、一套土耳其风格的茶具摆在里面。阿瓜洗澡的时候，我独自入侵这片领地。侧柏、油杉从庭院里探出枝条，黑夜使幸存的每一道光都显得更醒目，树叶被镀上一层闪亮的鳞片。与往日相比，我身处不同的经纬度，所见的星空也理应是一派新的面目。只是星星常年寡言鲜语，在亿万年沉默的映衬下，我只注意到一架烁跃着红光的飞机。它在高空中缓缓滑行，像一粒正在炙烧的烟头，蕴藏着隐秘的凶险。

一小时后，我听见塑料袋悉索作响的声音，很快便见小绿推开房间的门。

“又发生了一件倒霉事，我的人字拖坏了。”小绿举着拖鞋说。

“那你怎么办？”我问。

“附近超市都关门了，只有一个加油站，不卖拖鞋。阿吉问他们借了液体胶水，帮我粘了一下，但好像还是不牢固。”小绿说。

“土耳其之行太荒诞了，很多事经不起细想，像假的。”我说。

“其实我最近有一种预感。”小绿忽然凑近我，那双富于表现力的眼睛微微湿润，茶色瞳仁仿佛正在褪色、熔化。她犹豫一番，好像不知该怎么开口。“我觉得……我觉得阿吉想在土耳其自杀。”

“怎么可能，你是不是太敏感了？”我问，在我看来，这是小绿从小的毛病。

“真的！我知道他在犹豫，为了摸索一种最简洁、体面的自杀方式。”小绿说。

“你被那个伊斯坦布尔女巫迷昏头了吧。”我说。

“不，不是因为那个女人，但她说得也没错，连她都这么说了！我和阿瓜私下交流过，阿吉大学时就有抑郁倾向，经常一失踪就是两三个星期，谁也不知道他去哪里。”小绿说。

“这又能说明什么？”我说。

“说明什么……”小绿嗫嚅，突然失神一松手，拖鞋掉在地上，顿时又开裂了。“我跟你说不通，近来阿吉很反常，反应比平时迟钝很多，好像已经从这个世界游走了。”

“你问过他本人吗？哪来那么多事值得自杀？”我说，没注意到自己已有些歇斯底里。

“他快要死了，你还那么冷漠。”小绿终于忍不住哭起来，一发不可收拾。抽泣使她的呼吸极不平稳，吐出的言辞也愈加破碎。“难道问得出什么吗，他不会说真话的，他就是那样的人……”

“真恶心。”不知为何，一股尖酸的恼怒蓦地占据了我的胸腔。我感到指节松垮，鼻翼正失控地抽搐，好像有某种病症牢牢操纵着我。

我不自觉地说，“这么多年来，我受够你了。你说阿吉要自杀，我并不觉得是真的，就像很多其他事情——你真的晕车吗？真的有胃病吗、腿酸吗、头疼吗？你只是为了引起别人的关注，剥削能得到的所有好意而已。现在你这样消费阿吉的生命，只不过在追寻某种虚张声势的戏剧感。你想以某种方式靠近他，和他建立更深刻的关联，但你不觉得这一切很恶心吗？”

“你发什么疯……”小绿的眼泪没止住，落得更甚。她抱起一件衣服，遮挡面孔，逃跑似的离开了房间。

我环顾房间，行李箱摊开着，衣服、洗护用品、薯片、各个经典的资料册四处散落。浅蓝色的床单皱了大半边，花钟形的床头灯微亮，幽光盘踞在枕头边缘。再往边上是一个木书柜，书籍不超过五册，一组猫咪瓷器斜向摆着。房间里尽是死物，突兀的沉寂诱发了我的耳鸣。我狠狠踢了小绿的拖鞋一脚，拖鞋直滚到墙边，啪一声落定。

我不明白那股激烈情绪的由来，即便在此时——眼泪虽迟但终究也追上我的瞬间。我抓起手机，想给朋友打电话，但想了一圈也找不到合适的人。于是，我给我妈拨了一个语音通话，十秒，三十秒，一分钟，无人响应。

我躺在床上，伸手拧暗床头灯，拒绝领受它向我提供的最后庇护。许多已在记忆渊流中触礁的往事，徒然复活，再度向我张帆而来。我被拉回一个晦暗的时代：永远独自一人，没有朋友，没有交流。我想起大学那几年，死亡的念头时常在半夜冒出来。黑暗之中，我瞪着双眼，有时用指甲去划墙壁，把甲片断裂、鲜血横流视作自我确认的一种方式。而我最接近死亡的时刻，不过是在教学楼天台上站了一个通宵。天亮时，我好受一些了，也心安理得接受了自己的懦弱。遍布疮痍的命运系统似被重置，但这并非一件好事，它意味着痛苦会一再到达巅峰。

很快，我似乎睡着了，梦境以碎片的形式向我袭来。

我们好像又一次回到了伊斯坦布尔的夜晚。帐篷昏昧如故，女巫口占预言，其他人以半圆形围拢在我们身后。这次我看清楚了，原来所有人都是畸形的，他们以某种方式向魔鬼出卖了庸常的人生。一个侏儒女孩摘下头颅中央的红色蝴蝶结，向我递来……

我也梦见临近的未来，我们从费特希耶驱车赶往棉花堡。我们脱下鞋袜，一层一层向上攀爬，似在云端。但顷刻之间，暴风雨的腥味钻入我们的肺部，雷电接踵而来，往后便落下滂沱大雨。我们匆忙决意下去，回到汽车里躲避，但阿吉非要再往上爬。我们问他，你究竟要到哪里去？他不说话，只是离我们越来越远。

在某一段无头无尾的梦境之中，阿瓜开车带我们去找以弗所乐土。我们跋山涉水，穿越丛林，几乎没放过遇见的每一个当地人问路。有人说这个地址不存在，有人收了我们的钱之后跑得了无踪影，也有人操一口完全无解的语言，拼命想传递什么信息，却无济于事。正当我们精疲力竭的时候，阿瓜突然看见一块古老的木指示牌，上面写着“以弗所乐土”的土耳其语，并标有箭头。

我们顺着方向而去，大约又走了三百米。

出乎意料，以弗所乐土就这样铺展在我们眼前——那是一块庞大无边、空前绝后的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