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奶奶最大

我朋友的前女友是莫斯科人，她曾经向我抱怨他，说到激愤时，握起了拳头，柳眉倒竖：“在俄国，女人最大！什么可都是女人说了算啊！”她的妈妈靠外公的退休金生活，在家里待着，玩电脑游戏，只结了一个月的婚，从此只爱男电影明星。她的外婆崇拜光头党，也就是说她是个激进的、强硬的民族主义者。我当时问我的朋友，她们对你如何，他说还不错，她原则上支持“真正现实的政治活动就发生在大街小巷”的暴力行径，对他倒蛮好的。

后来我那个朋友去圣彼得堡了，我想起亲眼见过在下午熙熙攘攘的涅瓦大街上几个俄国青年把迎面走来的亚洲男孩推倒在地猛踹几脚扬长而去的事，不免为他担心。据说光头党不打女的，丧心病狂者除外（实际上，电视新闻里也播出过光头党打死一名异族女性的画面），总的来说女生受攻击的情况较男生要少得多。

除了从那个莫斯科姑娘口中，我还从好多人那里听到“在俄罗斯，老奶奶最大”这种说法。

莫斯科的老太太有很多是很凶，谁的账也不买，走路上车横冲直撞，骨肉都是为了撞人而设计，就像碰碰车，头上还噼里啪啦冒着电火花，看见什么不称心的就破口大骂，上车如果没人让座给她，她就挑一个人命令他站起来，再骂他一通。

有天我在电车上和同学用中文聊天，旁边有一个老太太生气地瞪着我们，我想我们声音很低呀，不懂哪里得罪她了，我们站开了一点儿，她还是恶狠狠地盯着我们，并且嘟嘟囔囔起来，说着说着，大声对我们说：“说俄语！”不让外国人说母语是不是太奇怪了？她感到外语刺耳吗？我同学对我说当听不懂好了，我们一时没话说，又不想听她命令，就费劲地瞎七搭八硬说，老太太气得浑身哆嗦，对她旁边一名男子激愤地说：“你看她们！竟然不说俄语！怎么能这样！”那位先生说：“那怎么了？”背对她不再搭理。我觉得他真好。老太太只好自己在一边咒骂。

但是我看见那些老太太们或肥硕宽广，或瘦小佝偻，举步维艰，一个人走在外面，常常顶着可怕的风雪，还是有种不屈不挠的样子，会想到她们这辈子真是受够了苦，称心事寥寥，是特别坚强的。

有段时间我挺疑惑的：在俄罗斯女人“大”在哪儿？虽然男人们普遍对女性殷勤有礼，也没有觉得女人过得特别好，在俄国小说里也没看到（后来我想到我看的大多数是十九世纪的小说）。

有天我终于明白了这件事，“老奶奶最大”不单是表示对老奶奶们的尊敬或形容她们的气势，理解了她们有这一家庭地位的由来，那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由战争造成的现实。俄罗斯在“二战”中损失了数字非常大的人（大部分是男性），赫鲁晓夫给出的官方数字是两千万，而戈尔巴乔夫说有两千五百万，总之，许许多多，包括老的少的，都上了战场，失去了生命。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女人比男人多得多，许多孩子的家里没有男性长辈，同时因为住房短缺，许多大家庭—后辈们—生活在一起—在老奶奶的房子里，于是在二十世纪末，老奶奶成为俄罗斯家庭的中心人物。这件事和小说里的女性柔顺、奉献、受苦受难、被粗暴对待，并没有矛盾。

新年第一天

新年第一天下午一点多，城里寂静无比，可能都在睡觉。我到朋友家吃饭，坐地铁。一个年轻男孩跟着我下地铁，不住看我，我十分警惕，脚步迟疑，躲躲闪闪，因为我满脑子都是流氓。出地铁站时他终于向我过来了，非要结识不可。

这种在街上遇到说“姑娘，让我们认识认识吧”的事儿在俄国不算奇怪的做法，我碰到过几回，大都是笑嘻嘻的。但眼下这个泪汪汪的，看得我发愣，我一愣就把名字告诉他了，一边注意闻了闻有没有酒气，闻不出来。

他激动地说了起来：他的姓名，二十二岁，父亲是医生，母亲是主妇，家庭住址，出示护照，如果我愿意立即可以带我去见他们，或跟我去我正要去的朋友家，或者去结婚，请我千万不要留下他一个人，绝不能看我就这么走了，“莫斯科是个这么大这么大的城市，跑了就再也找不到了，你难道不知道吗？”又信誓旦旦：不吸烟，不喝酒，努力工作，要什么都会努力给我找来，今后留在莫斯科，或去中国，或去天涯海角，随我的便，他都跟随。“这是新年啊，我找到你了，就是你了。”总而言之，他说他对我一见钟情，就想结婚。

我的手揣在兜里抓着钱包，心想你不要用美男计趁机偷走，我被偷过好几次钱了，有一次在肯德基排队的时候都被人摸走了大衣口袋里的钱包，轮到我点餐付钱时才发现。又想着大师遇见玛格丽特也是这么突然，“平地冒出来个杀人凶手似的……天雷的轰击，芬兰短刀的猛刺，就是这样的遽然到来的”。见鬼了，我根本不信，再说也要我也感到一见钟情才行吧。我既不信，又觉得很逗；又觉得如果是真的，我又觉得很逗，就很悲凉；又觉得我这么冷血，说什么都是白搭；又觉得在这么个冰冷冰冷的地方，冷血也是不由得我的啊。

我跟他在街上纠缠了四十多分钟，因为我既不想让他跟着我，又不会对他真的发脾气，我也从来不会对人发脾气，街上行人走过，也许认为是闹别扭的情侣。后来他突然抱我，我忍不住大叫了一声流氓，其实我也不会别的词，他立刻松了手，我掉头就走，他在我身后哭了起来。

后来我自己走着，也哭了起来。 

办公室的故事

莫斯科办公室的门大都厚且沉重，厚皮裹铁骨，一关上便关得严严实实，不漏一丝风声，很叫在外苦候的人浮想联翩，或香艳绮丽的桃红色、或沉沉静静的绿色、或凶险叵测的黑色，门关上时的办公室是怎样的洞天福地，我并不知道，只知道去办公室要做好充分打持久战的准备，意志要坚定，精神要乐观。

如果去到一个办公室门口，通常会遇到也对此间办公室有所求的人，即使随随便便地东一个西一个站着，看不见队列，但也是有队列的，你要问：“谁是最后一个？”然后有人应声，你们互相认一下，你也可以找个比较舒服的位置等着，等下一个人来问谁是最后一个，你要出来认一下。人不多、随便站时，和人无比多、拥挤到等候的人塞满走廊时，这样做都格外重要。如果有人实在等不下去打算放弃当天的等待，会把后面的人托付给前面的人，“—你就跟着他了—交给你了。”那两个人互相确认了，“你放心走吧。”但是有些俄国姑娘不爱守规矩，喜欢插队，这是长久以来被宠坏的。排队排上几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可以指望跟人攀谈打发时间，也要带着书，以免别人都拿着一本书看无法攀谈，最好多带几本，免得一本看完了还没排到，还可以分给其他忘记带书的人。办公室里的人会准时出去喝茶，即使走廊上站满了人，她们也会当着大家的面把门一关，翩然离去，过十五二十分钟再回来，大家也泰然处之，专心看书，人到点喝茶是天经地义的，但要办事的人没有这个资格。

排几个小时的队进到办公室，却很容易三言两语一分钟不到就被打发出来，可能有几种情况：1. 材料不全，步骤不对；2. 无理由被拒绝；3. 办好了。遇到第一种情况，就要去别的办公室再排；遇到第二种情况，就要重排此间；第三种情况，通常同情况一，因为敲好一个办公室的章并不是终点，只是曲折长途上的一小步前进。我们通常说的一件事，总被拆散成许多细小的环节，分配到许多间相应的办公室负责处理，各个办公室办的事务十分细致，有条不紊，绝不越权。所以要找办公室干点什么就要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BA地跑，完成了以后似乎很有成就感，但想想又很惘然。

爆炸

红场爆炸那天是周二，当时我们正在上一个小课，听见一声闷响，像个大车轱辘碾过天花板，女老师年纪不轻，理着一个短到脑壳的发型，带着一对好看的酒窝，是个相当有魅力的人，笑了一下说：“爆炸了。”她是在打趣，下课才知道原来真的爆炸了，规模还不小。

第二天我们按惯例去麦当劳，每逢周三有一至二节空课，我们去麦当劳打发时间。但莫斯科的麦当劳没有中国的那么好坐，可以看书、写作业、等人，这里除了吃，别的几乎都不行，因为任何一家麦当劳除了深夜其他时间永远爆满，服务员的速度也很慢，笨手笨脚的，柜台前总是排满了人，不可能买一些吃一会儿想起什么再去买，站着等座的人也很多，所以我们只能买一堆，然后尽量慢慢吃。我觉得麦当劳的生意那么好是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是莫斯科唯一能吃东西的餐厅，这个“能吃”指的是便宜和能吃饱。然而这天不出所料的是人很少，没怎么排队就买到了，看来爆炸过还是不一样的。我们高兴起来，在重重叠叠的爆炸中不无悲凉地高兴着，因为我们年轻得好像不怕炸，也许我们本来就是轻的、碎的，在空中飞，像雪片。一时之间毫不在乎，满不理会，明天在哪儿，麦当劳换什么歌，下一秒发生什么事，爆炸也好，不爆炸也好，就是活着，或者死掉，活着就是上学，或者封了路和地铁在家里自己看书，上学就是接受考试，或者放弃考试，考试就是及格，或者不及格，一时之间，什么障碍也不能粉碎我，什么障碍都粉碎了，和我一样，是快活的粉瀣，我们搂成一团，像洋娃娃和小熊跳舞一二一。

邻居俄国女孩听说爆炸了，若无其事，只是略感奇怪地问：“中国不爆炸吗？”我说：“不爆炸啊。”在她看来，爆炸和堵车是差不多的寻常事吧。

去年有一次，有人报警说莫斯科大学的文科一号楼里有炸弹，即刻疏散，找了一天没找到炸弹，最后查出来是两名想要逃过考试的男生报的警，这之后当我们走过一块圈封起来的地方，就会想到：有炸弹，或者有考试。

除了爆炸，我们还不得不穿行过许多危险——它们像热烈的烟花，甚至从容得驻足观看，有时候觉得凄惶，有时候没什么感觉。

杨丽琪

十年前我到莫斯科去上学，认识了一些人，印象最深、这些年最常想起的是杨丽琪，最初想不到会这样。

杨丽琪高中刚毕业，圆脸，童花头，眼睛小，戴眼镜，一点也不好看，穿衣打扮土里土气的，又很爱自以为是地发表各种傻乎乎的见解，说话的时候挑着下巴、眯着眼睛，透出一股鄙俗气息。

老周和我都瞧不起她，会取笑她，有时当她的面，她也不曾察觉，我们就更觉得她傻了。不用说出来，我们觉得自己无论什么都比她好太多了，想也没想过有什么好比的。

老周是我的室友，二十岁。那时我们都喜欢一个叫马磊的人。说起马磊，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普通，无非是我们周围男孩里相比之下长得最端正的，所以要说喜欢，也没多喜欢，大抵就是年轻时乐于参与的一门消遣。那时很空闲，我和老周都表现出了不少的热心，但也羞于说穿，心照不宣，每天跟马磊以及别的住一块儿的同学一起弄晚饭，或去附近逛逛，玩玩雪，或晚上坐一屋聊天讲故事，等等。杨丽琪也老跟着我们，她直露地爱着马磊。我和老周时不时拿这件事打趣儿，马磊总露出嫌厌和老不情愿的笑容。有天晚上老周已经睡觉了，马磊来敲门借油，说饿了想摊饼吃，我就溜出门去，在厅里和马磊和面，用电炉子摊了一些饼，怕吵醒老周，轻手轻脚的，说笑也轻轻的，但我觉得她已经醒了。第二天她酸溜溜地揶揄我说了句：“昨天开心了吧？”我就很不好意思，好像搞小动作占了什么便宜一样。

一天，马磊跟我们说去别人那儿住，第二天也没回来，杨丽琪也来问我们马磊去哪儿了。第三天我们就坐车去找马磊，窜各个宿舍区也是很平常的事，不算特别跑一趟。马磊感觉有点奇怪，后来就跟我们坦白了，说是前天夜里杨丽琪去敲他的门，然后硬是坐在他床上不走，再然后就把他给办了，于是他又羞又愧又恼，这就逃了出来，不敢回去。我和老周都很震惊，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更没想到杨丽琪这样看上去年幼无知、呆头呆脑、不懂风情的人竟然干得出这么厉害的事，她实在不像深藏不露的风月老手，还不如说她只是凭直觉和本能采取的行动更可信一点。我们两个长吁短叹不已，煞费苦心张罗了半天原来全是小儿科，比不上人家一个简单直接。好在我们也不爱马磊。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要出城去玩，杨丽琪要跟我去，我们就一起去了。在一个偏僻小城的火车站，过来一个俄国男人，问能不能看看我们的票，我就让他看了，不料被他拿过去不还给我们，让我们再拿钱给他，我当时就愣住了，看了看周围没有警察也没什么人，脑子里还飞快地盘算了一下要怎么办、如何与他讨价还价之类的事。这时杨丽琪突然就扑到那人身上，抱着他的胳膊，见我还愣着，对我大喊：“快抢！”喊了几声，我才回过神来，从被她紧紧缠住的人手里把我们的票抽回来，即使在那时，我也是犹疑和羞怯的，不太果敢。事后我为我自己感到羞愧，因为像那样的时刻我仍然受制于所谓体面、斯文、礼貌、思虑等等的事情，显得不切实际又可笑，而头脑简单的人有他们的勇敢，且行之有效，她什么也没想，她就直接去干。比起粗俗，我软弱无能。

一年预科毕业之后我与杨丽琪再无联系。

在我至今还软弱无能地生存着的这个世界上的另一处，杨丽琪无论如何都过着幸福的生活吧。

2011年

魔笛男与琉德米拉

想起在俄罗斯的时候遇到的两个俄罗斯人。

一个是在快餐店里遇到的，当时我朋友去买吃的了，我坐在空桌子边占座，那个男人就走过来，问我能不能坐下，我说可以啊，但是他坐下没一分钟，刚说了他的名字，我朋友—一个男孩—就端东西来了，他不是一个喜欢跟陌生人聊天的人，并没有说“没关系啊一起坐吧”之类的话，于是那个男人就留给我一张名片，让我打给他，然后就走了。

我就想：“咦？”搭讪还没有展开，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端详那张名片，上面写着“工程师”，看上去是个正经公司，不是那种可疑的行业。我想我穿得也很普通，一点也不像不正经的女人。

可是我不会打电话。我还在上预科，我的俄语很差，当面说的话会好一点，可是打电话不行。于是，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我还在上预科，是一个闲得无聊的外国人，不认识老师以外的俄罗斯人，让我来写写俄语、介绍一下我自己吧！给一个俄罗斯人写信！写完就觉得他也不会理我吧，除了我这样闲得无聊的外国人，谁会给街上看到两秒钟的人写信呢？而且我的俄语那么差！

结果他居然回信了。他也自我介绍了一番，二十八岁，莫斯科出生，在公司上班，每天的工作是……和妻子住在……—有妻子！虽然只见过两秒钟，但是看到“妻子”的时候还是失望了两秒钟。

我就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最近上课学了什么，去了哪里，最喜欢的画廊……能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都写一写，就像一个新的兴趣是写作的小学生，这样想想，他要写点什么，也许会比我难吧，因为他就在他本来的生活里。但他写了，说他的大学专业，他在乡间别墅种的植物，他在乘电车时看到的人和想到的事，哪里郊区卖的蜂蜜酒很好喝，他有一个同事让他买下了他并不想要的东西、他不想要但是没能拒绝……总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一开始把我认成了一个远东人，想跟我一夜风流，结果变成了一个笔友，居然跟我通起信来，我也充满兴趣，翻着字典读他的信，即使那样也很难读，因为手写体并不那么好认……这样来来回回各自写了四五封吧，俄罗斯邮政效率不高，所以这段时间也有点长。

最后一次，他约我看《魔笛》。我就去了。我们就看了一场《魔笛》。我打扮得特别认真，因为在俄罗斯看演出都要认真穿。看完就走了，也没多说什么。

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来过信。我写了一封很短的信致谢说《魔笛》很好看，石沉大海。我还在家琢磨了半天《魔笛》，回想他散场时到底跟我说了什么（没听清也没听懂），也没想出来。仍然没打电话。也许他确实想找一个能跟他打电话聊聊天的人吧，但他发现我的俄语太差了。

第二个是个小姑娘，好像是高中生，十七岁，我们可能是在ICQ上认识的，我想。我是个无聊的人，时不时就会认识到另一个无聊的人，所以我有点儿记不清了。但八成是ICQ，ICQ上的陌生人。

记得清的是她已经常常在我家（宿舍）了，怎么来的我也记不清了，我们可能是先在外面碰的面，她就像一条很想跟人玩的小狗，我理了她，她就一直跟着我，然后就到了我家里。她非常依赖我，好像没事干似的，我下课以后她就要来找我，如果我跟她说我不上课的时候要跟我别的朋友出去玩，她就会一脸失望，让我既内疚，又有点儿困扰。有时我只是想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躺在床上看看书，一个人在家里真舒服啊，我不是一个想老是跟别人待在一起的人，我会多说两节课，最好她觉得太晚就不来了，但她会说“好的，我晚点去”。等我回家的时候，发现她在我家门口，并没有晚点来，她也不在意我比我说的时间回去早了，就像没那回事一样，可能她真的没地方去，可能也不在乎时间什么的。

那时没有智能手机，她连手机也没有，我觉得她是在公用电话给我打电话的。但是外面也没什么公用电话，不知道她在哪儿找的电话。我们的大多数联系是通过Email。有时候我真的出去玩了，她看到Email晚了，就会在我家门口等我一整个下午直到晚上。她没什么钱，常常要算坐地铁的钱够不够。

她在我家的时候，会吃我的东西，她什么都觉得很好吃，我用速食汤料煮的泡饭，她也吃得很香。真像一条好养的小狗，有时我会想。当然我自己也吃这种马马虎虎的食物。她经常在说话，她说的话有一大半我没听懂，她也不在意我没听懂，就自顾自地说。她有个哥哥，会打她，但她还是挺爱他的，时常提起他，好的那一面。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回家，是不是没有别的朋友，所以才一直缠着我。她的家人也不在意她去哪儿了吗，整天在一个奇怪的外国人家里，听上去不觉得危险吗。

有时我会有点烦。每天被她找，真的有点烦。虽然她是个挺漂亮的小姑娘，苗条，披散着一头蓬松的栗色长发，不是很乱，也不是很整齐。

有一次我跟她待在屋子里，实在没什么事可干了，她就说我们去宿舍后面的湖游泳吧。在湖边，我一转头，看见她脱成了裸体，毫不在乎的样子。我穿着衣服，我们游了一会儿，然后回宿舍晾干。我有一点怕她会不会有点爱我。

后来我就经常告诉她，我要跟同学去这里那里啦、明天没空后天也没空啦，但她仍然会等我，像顽固的小流浪狗。我对她说我不在以后，出门也很担心碰见在等待的她。有时真的撞见了她，但她也不问我为什么骗她，就像没事一样。有时我为了不撒谎，就真的特地跑出去玩，在外面的时候，我会想：这下她会发现我是真的出门了，等不到我了。

我也没利用这个机会把俄语学得好一点。我真是没什么学习语言的天赋。

最后我告诉她我要回中国了。那还是一句谎话，我离毕业还早呢。但是我要换宿舍了。所以她真的找不到我了。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出我在骗她，有没有觉得这个谎太无情、没意思。后来她就不找我了。我一直没有想她。直到现在忽然一阵想念。

2018年